創作_《代代》_〈跋：另一種日子〉（節錄）

通常在寫完一本書的時候，我都會先把它擺到一旁過過冷河，學術一點來說可以稱呼這段時間為休整期。總而言之，先去做別的事，淨空塞滿了書本內容的腦袋，到忘得七七八八再回來修稿。只是《代代》的冷河有點長，有些蜿蜒彎折，有些滔滔不絕了。

它在二三年底寫完前三章後，首次過了第一個月的冷靜期，修整後再投稿到臺北文學獎年金計劃。這幾乎預示了它的命運，到了二四年底，我寫了一章後又把它丟一旁去過冷河，隔年二月卯起來衝刺到五月，把全書交給年金評審後又冷落了五個月。跌跌撞撞到了十月才休整完成，坐下來把這篇後記寫完。還說甚麼過冷河呢，這簡直是冰河時期，離散大師奈波爾的大河灣都沒我在台灣這麼彎。港語有云：成本小說畀你搞彎哂啦。

在休息到半途的那個八月，我人生首次去了英國旅行，那裡有些往日在香港已經認識的朋友，也有在台灣認識的港人，後來二次移民到英國去。十萬人有十萬種離散的形式與內容，風格與編輯，行銷與活動。但聚會聊天也總是類似的，我想除了台灣日本英國以外，美德法俄意澳加紐也是這樣：見面就是「習慣了嗎」「還可以嗎」。還好還好，可以可以。

而在移民潮裡，我們要有吃到故鄉食物的權利。在這一點上，英國的香港食物毫不留情地拋離台灣五六七八個馬位：煲仔飯、魚蛋燒賣、蛋撻奶茶，甚至雲南米線，簡直是香港胃的福音。缺點就是貴，但貴不算是英國的問題，是我的問題。我和朋友坐在紅磚巷的茶餐廳裡閒話家常，一時之間錯覺自己身處太子旺角。離開時坐上雙層巴士，才發現自己的身體仍然保存著在行車時上下樓梯的肌肉記憶。

當然去到任何地方也好，都會有類似以下事情的經歷：某天中午在泰晤士河旁吃一家難吃得要命的西餐時，隔壁座位剛好正在進行四個移英港人家庭的聚會，男士們低頭滑手機女士們高談闊論的那種典型。其中一位女士說，很擔心自己女兒的教育狀況，在過往呢，她就堅持要女兒考上在家附近的學校，因為你知道啦，搭巴士過隧道上學真的很不好嘛……我心想我還真不知道有甚麼不好，身為一個香港人，從三歲左右開始每天穿過至少兩次隧道簡直是家常便飯。而且大姊你現在人在英國，獅子山隧道關你甚麼事呢。不過這些支離破滅的邏輯在每個地方的離散社群當中，都是常態。香港離散潮的常態集中在哪裡呢，常態集中在中產。

只要是人在台灣，就會逐漸習慣會有一些素昧平生的香港人，在握手以後劈頭就來一句「先生你做甚麼生意？」這其實是因為，他們都選擇投置移民落腳台灣，每個家庭六百萬生意興隆。買賣、製造、代工、服務，甚麼都有。這養成了見面三秒就問候做盛行的直入習慣，反正這生意在拿到身分證後還存不存在也是問題。按照資本主義邏輯，一家店開幕和關門都是刺激市場，在這樣的語言裡，關店是道德的。對於心理健康而言，像鴻記一家人拿到身分證後決定進入休整期，也應該是道德的。

但其實在三四年前，也許就是同一群人，一不穩定就開始嫌三嫌四的中產性格，曾在各種場合抱怨台灣人一見面就問住哪裡房租多少，做盛行賺多少，簡直侵犯私隱……說到底也是入鄉隨俗，他們也都過完冷河了，新鮮熱辣一人一件大生意。至少，相比起來，沒有再以獅子山隧道作為尺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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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尖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了，《代代》裡出現的台灣角色少得離奇，存在感薄弱得甚至有些可憐。這樣說吧，我想強調的是可惜我的功力和想像力不夠，不足以把他們全部從小說的台前請到幕後去，因為那並不真實。我自己過著的並不是那樣與台隔離的生活，甚至曾經聽過香港前輩在江湖中說：「沐羽現在都只跟台灣人玩啦。」怎麼回事呢？而我想勾勒的其實就是這個狀況，一種移民故事的典型人物——「某某移民加拿大都快三十年了，依然住在唐人街，依然不會英文，沒有英國朋友」的世界。

這是已經存在，也是會即將繼續下去的事情。我當然沒有興致像用仇恨賺流量的網紅那樣，說這就是香港人的習性，而且當地人這裡不好那裡落後的指責。我希望帶出一種想像，關於沒有當地朋友的移民者，他們的故事是怎樣的呢？會不會有不認識韓國朋友的在韓台灣人？會不會有不認識英國朋友的在英馬來西亞人？會不會有不認識香港朋友的在港英國人？會不會有不認識日本朋友的在日美國人？答應當然全部是肯定的。

我想寫關於這樣一種移民的故事。關於移民者應不應該融入當地社群，又或當地社群應不應該接納移民的故事，都是意識形態，都是道德倫理的辯論了。但是，在這些曠世辯論面前，有著一條邊界。物理上來說，是唐人街作為移民者的界線；心理上來說，每個移民社群都有他們分辨出誰是自己人的圍欄。有些人會把圍欄用力砸在你面前，要求你連滾帶爬地乞求重回伊甸園的機會。像《煙街》後記裡寫的，現在離散的人想說自己是香港人都要考牌面試了。而我為了把故事寫得完整，在小說裡把這條邊界圍欄擴張成一條鴻溝。說到誇張，我是把《代代》想像成一部諷刺漫畫那樣來寫的。

也是有一些私心，如果抽空了目的地，那麼離散在外的香港人，會不會能夠在讀這些故事時獲得更大共鳴？來自或抵達不同地方的移民者呢？甚至是移居他方的台灣人呢？那種被詹姆士．伍德稱為「世俗的無家可歸」的自願移居？之所以選擇了這個角度，而沒有書寫關於港台交流的另一角度，並不代表這不重要（相信我，在港台邊界所發生的故事精彩絕倫，畢竟我就是在這裡長期做人類觀察，簡稱吃瓜／食花生）。邊界和邊境往往是歷史地理經濟社會上爆發最多生機的地方，要把那些故事壓縮成我筆下的小說，實在太自私了，太寡頭了，太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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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我幾乎完全沒寫小說，《代代》的八篇佔了這四年以來超過七成的產出。作為對比，我一頭栽進了散文的世界，一方面用來研究自己（蒙田式），一方面用來丈量世界（桑內特式）。換言之，成為一個晃來晃去的人（不完全是貝婁式），偶爾亂入學者教授們的研究世界，偷偷臨摹他們的研究範圍和興趣。

某次與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香港學者（這句話乍看之下有點奇怪，但我們要習慣這是在二○年代以後的合理句子）聚餐，他們剛剛在台北完成了一場歷史學研討會。一邊喝著啤酒他們一邊抱怨，有社會學教授跑來問他們研究這些歷史到底有甚麼用，而他們就這樣反擊回去：我們的學科沒有責任預測未來。

我的朋友說，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孤例。在歷史文獻裡，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一個與大眾走相反路線的人，就是他的興趣所在，也是這個學科的道德所在。這位老兄現在的休閒活動，就是跑去日本的荒山野嶺，請求寺廟負責人把神像回過頭去，給他看看這尊的背後刻著它到底是甚麼年代製造的。關於這種研究他過往在香港已經做得駕輕就熟。而我那時在想，香港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孤例？香港文學，又是孤例當中怎樣的孤例？我們還有沒有興趣預測未來？誰會在日後會有興趣把我們調過頭去？

又有一次，去中研院參加一場傳播學的講座。演講的主軸關於韌性（Resilience），也就是休整期的研究。教授形容，香港作為一個經歷民主倒退的混合政體，它的民主韌性體現於個人或社會組織能不能在適應環境轉變的同時，更在某些社會領域中保持自由民主等價值理念，維持對於威權社會的批判意識。而這樣的生活，他形容就像一種休整期，現在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人們並不是期待白天到來，或需要建立一座長期照亮各處的燈塔，而是希望偶爾有船經過，讓大家知道彼此存在就足夠了。

說得浪漫感人，然而在問答環節裡，有位教授問了我不敢舉手問的問題：按照邏輯來說，如果說現在是休整期，那就是代表未來還有一場行動。但是如果，以後都再也沒有任何行動了，現在還能算是休整期嗎？

還有一次去大學聽社會學研究，教授在新書裡分享了對於如水的觀察，以及如何從香港的抗爭中學習。教授提出香港的抗爭是一種集體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沒有中心，全是快速機動的行為。這樣的模式可以延伸到後來世界各地的不同抗爭之上，讓去中心化成為主流。劇碼先於組織，存在先於本質。

但是也許不只抗爭吧，如今的生活似乎就是一場集體臨機應變，離散與後國安法的世界或多或少也是一場荒誕劇。在傳播學教授的形容裡，留在香港的大部分被訪者都表達出一種「當下主義」的心態，即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當下能做的事情，宣告「我仍然存在本身就是意義」。又或像是歷史學教授的話，我們不預測未來。那麼，離散的香港文學，似乎好像都能從這些學科順手牽來幾頭羊。只是可惜，這些概念我都沒有辦法轉化為小說本身，唯有在後記裡寫上一筆。

（全文見《文訊》雜誌2026年1月號 No.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