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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虛詞，後收錄於《痞狗》。 家庭是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小說的最小單位。可以想像這樣的一家五口：父親是大學教授，跟女同事和女學生各有外遇；母親當了家庭主婦，但仍有一顆渴望交友聯誼的心；大兒子從美國到英國留學，想擺脫自由主義並當個基督徒；二女兒是個沒有社交能力的煩膠學霸；小兒子是個想混街頭的嘻哈愛好者。每個人物都有延伸開去的故事，他們會帶認識的人回家，然後跟家庭成員及其他新來的人物起或多或少的衝突。 從第一部小說《白牙》開始，史密斯就冠上了天才作家的名聲，出版這部繁中譯本長達七百頁的小說時，她才廿五歲。也從這部開始，史密斯的小說人物全都跟家庭密切相關，掙扎不只是個人的掙扎，是整個家庭都壓縮在內的複合掙扎，這使得史密斯的小說厚重而動人。家庭即歷史，即宿命，即故事引擎，引領著故事在悠長的篇幅上風馳電掣，飆向註定爆發衝突的結局。 歇斯底里寫實主義 《白牙》是史密斯的起點，也是詛咒，她的小說生涯沿著它的軌跡前進翻騰，卻始終逃逸不出它的議題、技術與批評。這部歡樂的喜劇作品在二○○○年出版，講述英國移民家庭的掙扎和願景，小人物們有著自己的堅持，行事時又荒誕無比。它橫掃各大獎項，魯西迪（Salman Rushdie）稱它「驚人的大膽、自在，既好笑又嚴肅〔…〕《白牙》讓我讀來非常欣喜，印象深刻。」在一九年，它也被《衛報》封為二十一世紀百大小說的第三十九名。 不過在出版那年，《白牙》馬上就碰到了它的勁敵，實在是新人作家的噩夢：著名下手狠辣的英國評論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剛好也在全盛時期，且看起來對於英美小說已有一定程度的積怨和不耐煩。他寫了一篇落落長的批評文章，歸納了《白牙》和其他厚重長篇小說使他煩厭的地方，名為〈歇斯底里寫實主義〉。這個術語烙印在了史密斯的額頭，甚至連在維基百科裡，她的風格也穩穩寫著Hysterical Realism。 所謂的歇斯底里寫實主義是對當代一種長篇小說的批評，其涵括的對象包括品欽（Thomas Pynchon）、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魯西迪，最新一員就是史密斯。「當代這種大小說是一台好似陷入飛速運轉的永動機，」伍德批評這些小說細節繁多且瑣碎，是一種嫵媚的擁擠：「與這種不停地講故事的文化密不可分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對活力的追求。事實上，就這些小說而言，活力就是講故事本身〔…〕這些繁忙的故事和子故事在逃避甚麼？它們在逃避尷尬。」 《白牙》的故事細節驚人地多：伊斯蘭教恐怖組織、動保團體、搞基因複製的猶太科學家、在牙買加地震中出生的女人、摩門教徒、雙胞胎、末日恐懼、種族議題、移民議題、階級流動……如此繁多的內容所衍生的問題並不是它們虛假——能在《百年孤獨》歸納出來的故事必然更多，而且能說服讀者——而是過量，無法連貫的東西像轉蛋十連抽那樣滾出來，讓人目不暇給之後就問：然後呢？它們是很好笑和有趣沒錯，但跟小說本身關注的議題關聯度有多大？如果有人還記得小說本身在關注甚麼的話。 史密斯在○一年在《衛報》回應了伍德的批評，說歇斯底里寫實主義這個術語「令人痛苦地精準」（painfully accurate），但她始終認為寫作必然是一個廣派教會（Broad Church），可以海納百川。話雖然說得漂亮，不過她顯然還是無法招架伍德的批評，畢竟她才初出茅廬，她在○二年出版的《簽名買賣人》有著驚人的混亂，歇斯底里推到了頂峰（亞洲和黑人移民、摔角、猶太神秘主義、宅男文化……），伍德這次自然不會放過她：「這本書看起來就像幼稚園搞出來的報紙。」（It is like reading a newspaper designed by a kindergarten.） 到了○五年的《論美》時，史密斯才重新站穩。這部作品仍然有著歇斯底里寫實主義的氣息，但相當穩打穩紮，各種輕喜劇的元素互相交纏。在這篇文章開首描述的一家五口碰上了另一個家庭，互相影響與學習，譜寫了一場關於自由開放和固守傳統的精彩角力。小說結尾仍然是不無牽強地把所有埋下的伏筆收集起來一次引爆的故事恐怖襲擊，這是從《白牙》留下來的史密斯式收場。到了一二年，已經出道超過十年的史密斯交出了最好的作品《西北》，而火氣退去的伍德也從這部作品稱讚她是「優秀的城市寫實主義者」（Smith is a great urban realist）。 歇斯底里寫實主義是過度，是嗑了興奮劑後在稿紙上狂飆的填充法，把氣球吹到臨界點。在這種技法上有品欽、華萊士、魯西迪，也有駱以軍。他們說服讀者的方法各有不同，比如駱以軍就把這些歇斯底里的故事拉近自身，用非虛構和夢的方法來增加說服力。而史密斯即把虛幻錨定在家庭上，《白牙》、《論美》到《西北》的故事高潮都是家庭衝突。開放或壓抑的時代衍生了開放或壓抑的父輩，而他們的子女命中注定與他們搏鬥一生。 奧茲（Amos Oz）說他不相信托爾斯泰那一套，不相信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恰恰相反，關於不幸家庭的陳腔濫調有半打之多，但是每個幸福的家庭——確屬罕見——都是獨特的。我對幸福家庭非常著迷。」在史密斯的小說裡，幸福的家庭顯然是個主要命題，它的特殊之處在於父輩對於幸福的理解和後輩全不相同。當他們動身出發去追尋幸福時，帶回來的東西總是引致衝突。從《白牙》開始，她的人物捧回來一大堆雜七雜八的東西，到了《論美》，人物捧回來的東西集中了，有效地建築一部站得住腳的小說，到達《西北》時，她已徹底掌握了書寫家庭的技巧。 無法往上流動的階級 但《西北》始終不是一部看了可以心情愉快——像伍德形容的歇斯底里寫實主義，輕鬆、放心、故事不會結束、不會沉默與尷尬——的作品，人變了，小說變了，世界也變了。在一六年領取德國《世界報》文學獎時，史密斯提到有人問她為何從早期小說的樂觀變成現在的灰心失望，她說：「我和我的讀者身處的環境都不再是《白牙》裡所描寫的那種相對陽光燦爛的高地了。要說我的小說蒙上陰雲，原因不是曾經完美的東西結果被證明為一場空，而是因為曾經有可能的東西，如今遭到否決，彷彿從來沒有過這回事，從來不存在這樣的可能性。」 在《論美》過後，《西北》不快樂、《搖擺時代》也不快樂，史密斯式的結尾落到了她自己身上，她在早期作品裡埋下的細節迂迴而來，精準導航擊中了她的創作生涯。這個伏筆稱之為中產，是階級流動碰上的天花板，也是融入上流社會的不可能。在最早的《白牙》時，移民家庭雖然被白人左膠當成實驗品地教育，至少還有上流的希望，但到了《論美》這部坐落在轉折點的作品時，一位黑人少年的自白是重中之重： 「我並不想知道任何這些狗屎玩意，我只是試圖讓我的生活往上提升一階。」卡爾苦澀地笑著：「不過那些在這裡變成一個笑話，老哥。我這樣的人對你們這樣的人而言，只不過是玩具……我只是你們可以玩弄的實驗品。你們這些人甚至不是黑人了，老哥——我不知道你們是甚麼東西。你們認為自己之於我們實在太優秀了，你們拿到你們的大學文憑，可是連活得像樣一點都沒辦法。」 在《白牙》時期，這樣的對話是不會出現的，在《論美》以後，這成了史密斯小說的主軸。流動的不可能，階級的天花板，從下而上的人猶如蚊群撞擊玻璃窗，只有極其少數能從縫隙裡鑽進，再被輕易拍扁。在她筆下，家庭成了這個時代碰上瓶頸的前線，一個家庭模型：祖父一輩經歷過二戰後的重建，父輩在輝煌開放的八○到千禧年累積到資本，新一代在千禧年代碰上混亂無序的一切。另一個家庭模型：上一代在八○年代開始搏鬥，在九○年代堅信努力就是一切，但下一代在千禧年代發現上一代的努力是行不通的。加速的時代帶來代溝，代溝造成衝突，是史密斯從《論美》開始著力描寫的現象。 這也是史密斯親身碰上的經歷，在散文集《感受自由》中，她觀察到女兒就讀的學校有另一位家長，那位家長對她懷有畏懼和厭惡，只因為史密斯是中產階級。早在十五年前，她買下了一棟維多利亞式風格的房子，現在房子漲價得離譜，而兩個家庭只隔了兩百米，其中象徵的差距已無法彌補。經濟學家傑夫．魯賓（Jeff Rubin）在《我們成了消耗品》這部描述中產階級的著作裡寫道：「過去，擁有一份中產階級的工作就代表你擁有自己的房子、每年和家人一起度假、每年為孩子的教育存下一些錢。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當今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情況已經完全不同。找到工作曾經為許多人提供了一條擺脫貧困的途徑，但如今，大部分新創的就業機會卻是一道進入貧困的大門。而一旦你穿過了那道門，很可能就再也無法回來了。」 從《論美》開始描寫的千禧年代起，底層和上層社會之間的距離已被切分得無法彌補，到了《西北》，中產和中產以下的階層也斷開聯繫。在《西北》裡，史密斯仍然以兩個移民家庭作為主軸，兩個從小友好的女生在成長環境的不同之下，一個深信九○年代的自由開放，玩得很歡但卻在最後錯失了上游的機會；另一個在努力後成功擠進了上游的末班車，但生活一成不變。兩人都嚴重壓抑，且無法好好溝通，前者是錯過了時代的憂鬱，後者卻被自己和丈夫的努力壓垮了。 移民和階級構成了史密斯小說的兩大核心，兩者互相交纏又帶有差異。在《西北》裡，她寫了直插核心的一句話：「第一代人做的是第二代人不想做的事，至於第三代人，他們做甚麼都可以。」這是一個由開放轉換到壓抑的時代，帶來了壓抑的代際關係。《西北》裡的黎亞在過往時意氣風發，「那是九○年代，是狂歡的十年！他們沒必要結婚還是結了，而且兩人都曾誓言終身不婚。這很難解釋——在那場大風吹遊戲中，他們究竟為何最後決定不再換位子，而是跟對方定下來呢？停下腳步的原因跟『善良』這項特質有關。」 大風吹停了十年，她與丈夫如今的描述如下：「他們不是好人。他們甚至沒有辦法理直氣壯成為擔心自己好不好的那種人。他們一天到晚都在擔心。他們又把自己搞得進退兩難。他們沒買那些符合消費倫理的商品，據米謝爾說是因為負擔不起，但黎亞說，不，你只是不覺得這件事夠重要。她私底下想：你想跟他們一樣有錢，卻又不把他們的道德準則當一回事；但比起他們的錢，我對他們的道德守則更感興趣。」甚至這個詞是史密斯的畫龍點睛。 這是一種殘酷的對立，不僅是夫妻之間的，也是這個家庭跟另一個從小相識但階級相異的家庭之間的。在《西北》裡，不僅是移民或種族會導致人無法融入，在九○年代過後，人輕易就能發現自己站在原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在一夕之間發現自己變成了陌生人。「世上有個既定系統在運作每個角色既有的形象，」史密斯寫道：「我們總在等待一個巨大、殘酷事件發生，並希望這個事件足以干擾、徹底破壞這個系統，但這一刻始終沒有真正到來。」 《西北》並不是棄置了過往作品中的喜劇性而寫得好，悲劇性有其崇高，但不代表寫得慘就一定比寫得好笑來得優秀。伊格頓（Terry Eagleton）說：「清教徒錯把愉悅當成輕佻，是因為他們錯把嚴肅當作虔誠。」這是至理名言。而《西北》是處於一個家庭代溝及階級鴻溝前所未有的難解時期，尤其當所有人都在掙扎時，實在很難讓人笑得出來。 笑聲承載不了這樣的內容，歇斯底里沒有辦法，輕佻和虔誠也不是解法，笑話無法一蹬草地就狂奔。所有人、所有家庭都非常在乎，在乎一些沒有辦法達成的目標，而故作不在乎也再無用處了。於是，《西北》的方法是直述，距離忽近忽遠地直述，並且取消對話的引號（如若亞歷塞維奇式的對話是本書精華），所有人都置於一個共同的悲劇平面上，任史密斯帶著我們觀察：在倫敦西北，有一群人無可奈何地凝結不動了。 白牙不再，已是搖擺時代 歇斯底里寫實主義描述的是過多的喜劇感承載不了現實，至於如今，要在現實搾出喜劇感也已經困難重重。藝術是一種方法，德勒茲曾激進地提出藝術的本質是一種快樂：「創作必然是快樂的，藝術必然是一種解放，它粉碎一切，首先是悲劇性。」在《西北》的最後，儘管所有人都無比沮喪，但兩位女主角仍然聯手解決了一個問題，故事以一種輕盈的往上運鏡，淡出在天空象徵展望未來的方式結束。儘管困難，但堅信喜劇力量的史密斯還是強行在悲慘的倫敦西北像擰毛巾般擰出一些撫慰來。 無獨有偶的是，史密斯一直問的問題其實也是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問的問題：我們的愛怎麼才是普遍的歷史的衍生物，而不是爸爸—媽媽的衍生物？ 為此，她的小說成了一場加時賽局，在千禧年代的飛躍一直下沉到現在，從家庭出發，碰上各式問題，最後回到家庭。她丟出一把迴力鏢，最後回來砍傷自己，它無法安穩地落在任何地方，它一出發就被天空拒絕了。快樂的方法已不一樣，最佳的例子還是回到《白牙》： 「這幾天，我的感覺就是，你一踏進這個國家就跟惡魔訂了契約。你在海關交出護照，蓋了章，你想賺一點錢，好讓自己有個開始……但你本來打算回去的！誰想要留下來呢？寒冷、潮濕、淒慘。可怕的食物，糟透的報紙——誰想要留下來呢？但你和惡魔簽了契約……他把你拖進來，突然之間，你變得不適合回去了。你的小孩認不出自己是誰，你不屬於任何地方了。 然後你開始放棄那個屬不屬於的想法。忽然，這件事，屬不屬於這件事，就像漫長、骯髒的謊言一樣……然後我開始相信，所謂出生地其實只是個意外，每件事都只是意外。但如果你相信這點，你還要去哪裡？還要做甚麼？還有甚麼事值得你在乎呢？」 當山曼德面露恐懼，訴說這個反烏托邦的想法時，愛瑞羞愧地發現，充滿意外的地方在她聽起來像是天堂，像是自由。 史密斯不再是愛瑞，時代過去，沒幾個人能當愛瑞。在《西北》裡有個角色想當愛瑞，然後，他死了。天花板就在那裡，是怎樣跟隨過往的人所指示的努力都跨不過去的坎。我們都是些蚊子，在玻璃窗的縫隙前猶豫不前。後來，史密斯轉向第一人稱書寫，是多年來的第一次。她交出了《搖擺時代》，其中兩個家庭努力攀爬，一家想成為中產，另一家想通過舞蹈證明自己。其後雙雙失敗。史密斯換了一個方法述說家庭，期望以個人的視角反映家庭，抵擋時代，然後被毫不留情地輾過去。 從《白牙》到《搖擺時代》，是從興奮劑到抗鬱藥的過程。每一代的「做自己」和「迎合他人」都有不一樣的意涵，於是，誤解和差異就會像裝錯的齒輪般暴力鎮壓彼此。但在代溝之外，加速的時代已經從另一端搖擺而來，毫不留情地壓向每一個人。「我們的愛怎麼才是普遍的歷史的衍生物，而不是爸爸—媽媽的衍生物？」答案就是，我們的受難是普遍的歷史衍生物，父母在其中也是無計可施。這就是我們，再也無法及時把牙齒漆白，其後無力搖擺的人們。而這，就是莎娣．史密斯曾經快活得歇斯底里，後來被時代徹底壓垮的喜劇。

◎原刊於虛詞 ，後收錄於《痞狗》。 米蘭．昆德拉享負盛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劈頭就引述了一段尼采：「永劫回歸是個神秘的概念，因為這概念，尼采讓不少哲學家感到困惑。」這段描述所帶來的困惑，並不只是尼采賜予給哲學家的美好難題，更多是落在我們——小說讀者——身上。我們大概是最困惑的一群，這段引文跟小說人物的關係是甚麼？而且在此之外，昆德拉為甚麼常常採用反問句？又為甚麼總是用「我們」來解釋哲學問題，我們有很熟嗎？ 昆德拉的敘事風格是自成一家的，這也是他能在上世紀末獨領風騷的原因。但為甚麼是這種風格，而非其他？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知道昆德拉如何想像「小說」這個體裁能夠承載的事物，它的任務又是甚麼。「發現那些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事，這是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這位博覽群書、寫小說如若論述、強調自由和他方的作者在《小說的藝術》裡這樣闡釋他的文學觀：「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現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 在小說裡，昆德拉嘗試帶我們去認識的，大多是現代人忽視的生活狀況，比如某種懷舊心理，又或思鄉、媚俗、無解的性慾，諸如此類。而他總像個交通警察，伸手把故事截停，再插入一段哲學討論或夾敘夾議，把人物的頭擰向他的思考。「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這句武斷的話折射了一種奇異的光：如果只有認識作為小說的道德，那我們為甚麼需要小說？為甚麼是文學，而非哲學，又或其他？小說要怎樣承載認識之事？這真是個神奇的概念，因為這概念，昆德拉讓不少文學家感到困惑。 截停故事，小說中的多重時間 「文學的作用就是讓理念去實現對思想的思想。」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在〈文學在思考甚麼？〉一文裡歸納了文學最基礎的作用，在這裡，巴迪歐的文學與昆德拉的小說概念可以互通，它們都是對於思想的思想，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思考尼采的永劫回歸那樣。而這種思想在昆德拉眼中，應當要是新的、未經發現或琢磨過的，一個作者帶讀者去認識新的事物，這就是昆德拉的道德。 昆德拉所發現的東西可真不少：歷史與遺忘的鬥爭、媚俗與污穢的對立、此處和他方的角力、輕與重的互補。我相信昆德拉的忠實讀者絕對能舉出比我多十倍的例子，他的小說就像解剖，把故事麻醉暫停，將人物切開，讓尖銳的觀察灑滿一地。「其實，要說文學在說甚麼並不難。」巴迪歐指出：「文學談的是一般的人類主體，它知道他的失敗，知道他的脆弱，在此之上，它改變了聽天由命的必然性。」昆德拉的小說所談的就是人類的這些面向，在理性和客觀主導的現代社會下，這些軟弱的部份、輕的部份，讓人得以觸碰到偶然。而偶然，在昆德拉和巴迪歐眼中，都是生命裡美好而璀燦的寶藏。 對於思考的思考，就是昆德拉小說的內容。那麼，問題就在於他採用怎樣的形式呈現內容？最直觀地採用二分法來分析的話，昆德拉是講述（telling）而非描繪（showing）的大師，他會停下來中途介入，跟你分析事情，而不會呈現事情是如何發展到這個地步的。在《雅克和他的主人》一部戲劇中，沿用狄德羅概念的昆德拉甚至指出了：人物怎樣來到這裡是可以被隱去或忽略的，最重要的是，小說要去分析人物現在的狀況。 把講述和描繪對立起來的人不少，彷彿文學或電影必然要用描繪才高雅，而講述就是低手。這種說法忽略了說故事的傳統一直在強調講者和聽者之間的親密性，其次是，昆德拉想要表達的是現代人的複雜，而這種複雜恰恰好就是要強調：在一個淺薄的表象之下，人的思維必然是多向、複雜、有背景、甚至可能是非理性的。這裡就是講述進場的地方了，唯有不惜在故事進行當中伸手截停它，把時間像橡皮般拉長，仔細解釋發生甚麼事，才能比較完整地交待其中奧妙。「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為了道德，昆德拉寧願不採用高雅的描繪，也要把他的認識講得清清楚楚。 比如在《無知》這部小說，描述了一場奇異的誤會：在蘇聯入侵捷克過後，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分別流亡到了不同的國家，結婚工作落地生根。多年以後蘇聯解體，他們各自回鄉探親，並在偶然之下碰面了。他們決定開房做愛，這兩位移居外地、多年沒有講過母語的捷克人一調起情來簡直是天雷地火，講起母語髒話來更是豐滿多汁：「多麼出乎意料！多麼令人陶醉！二十年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這些捷克的髒話，他一下子就興奮了起來，彷彿他自從離開這個國家之後就沒那麼興奮似的。」 你以為接下來就是性愛描寫了嗎？當然不是！多麼出乎意料！昆德拉中途折斷了這種興奮，然後開始講述他的發現：「因為這些粗俗、骯髒、淫穢的話，只有在他的故鄉的語言裡，才能對他發揮作用，正是因為這語言，為了這語言深遠的根源，他才會湧起一代又一代、代代相傳的興奮。直到此刻，」是的，敘事者像足球旁述一樣講到此刻：「兩人竟然都還沒親吻。現在，兩人興奮異常，幾十秒鐘過後，他們就開始做愛了。」 在昆德拉的小說裡，時間是多重的，人物有人物的時間，但敘事者隨時可以把故事按停，比如讓流暢的性愛過程中止，像用手機看影片看到一半時彈出一個不得不接的電話，而人物的時間就會流向敘事者中途介入的講述。雖然是說，寫作這回事往往是從中間介入的，它比開始和結束都要有趣，但它也是個最不舒服的處境，因為原本的流動被暫停了。不過，正是這種暫停加旁述才能承載昆德拉的思考，否則，作者要怎樣才能仔細表達這對男女久未回家被口音生疏激發的情慾？昆德拉並不放心讀者可以在閱讀描繪過程後得到與他相同的結論，因此，他的描述總是在外面的，是圍繞著人物的衣服，我們從厚重的材質剪裁和洗衣標籤上認識到它的多元和複雜。 角色的意義不在此處，而在他方 「在布魯姆的腦袋裡，喬伊斯（James Joyce）放了一支麥克風。藉由內在獨白這個神奇的臥底，關於我們是甚麼，我們知道了非常多的事。可我不知道怎樣用這支麥克風。」昆德拉在說述他對於《尤利西斯》的觀感時，把自己的缺點坦白從寬：在他的小說中，外部的聲音比內部強大得多，人物的聲音總會被敘事者的聲音徹底壓垮，一如那對做愛的捷克人會被講述鄉愁的聲音蓋過一樣。 在文學史上確實有很多讓人物徹底聽話的作者，最著名的是納博科夫，他曾經講過，他驅使筆下的人物就像驅使一個農奴或者一個棋子，「如果我要我的人物過馬路，他就過馬路。我是他的主人。」這種觀點無所謂優劣，因為一篇小說確實是從作者手上生出來的，而作者有權力對自己的人物為所欲為，他只需要去考慮人物的說服力，換言之，他的人物寫不寫實。 而這種權力到了昆德拉手上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它中途就像臨檢般截停角色。就以過馬路為例好了，昆德拉會讓人物先自行走一段路，走到馬路中間時就喊停時間，開始插入議論。他會以一段問句開始，為甚麼這個角色會在過馬路時想到這些事情？然後說馬路的定義、人為甚麼要過馬路、馬路的前身是甚麼、捷克文和法文裡馬路的幾個同義詞、馬路和自由的關係、馬路現代性、馬路哲學、蘇聯開進捷克的坦克有沒有停紅燈。諸如此類。而他的人物就會停在那裡，等論述過了才能繼續行動。昆德拉的議論就是平交道上二三十車的貨運火車，截斷了一切。 這種做法有時甚至還是橫行霸道的。在《笑忘書》裡有一名角色名為塔米娜，她的整個存在都是一個比喻，用來反映一個過氣的、不合時宜的舊時代捷克人狀況。「我將為她起個絕無僅有的名字，一個從來沒人用過的名字，」昆德拉這樣寫：「這是一部關於塔米娜的小說，當塔米娜走出舞台的時候，這就是一部為塔米娜寫的小說。她是故事的主角，也是故事主要的聽眾。」 她所象徵的是舊時代的捷克人，於是她的故事必須落幕於與新時代的矛盾衝突中，這是小說理所當然的發展軌跡。而昆德拉寫她的方法，簡直令人嘆為觀止，因為直接寫她和新時代的衝突會過於明顯，又沒有辦法讓她在平靜的生活中好好落幕，於是他決定，要用一個詩意的結尾，要如夢一般把她從現實世界抽離。他讓她流落到一個只有小孩（下一代）的孤島上，但在此之前，她一直都是在一個寫實的世界與寫實的人物打交道的，要怎樣才能把她擄到一個虛構架空的寓言世界裡呢？於是，接下來就是我所看過「讓人物過馬路他就不得不過」式書寫最最無賴的描述了：「為甚麼塔米娜會出現在小孩的島上？為甚麼我會想像塔米娜出現在那裡呢？我不知道。」 寓言體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讀者：我是假的，是個比喻，真實的意義在他方。昆德拉的人物也時時刻刻告訴讀者，真實的意義在我們上面，在昆德拉那裡。他們都是一些棋子，任由擺佈，事做到一半可以用來證明論點了，那就停下，後來昆德拉甚至連說服讀者它是真實的都懶得做了。在《雅克和他的主人》裡，角色想到自己的造物主，也就是作者，於是他們說：「我們應該敬愛創造我們的主人；我們愛他的話，就會更快樂，更安心。」他們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昆德拉批准他們讚美自己了，用來證明真實的意義在人物之上。米蘭．昆德拉，這個多嘴的雜貨店老闆，驕傲地向你指明每件貨品的歷史和瑕疵，他的思想統治了敘事，反思就像贈品一樣分給讀者。而那些贈品本身的價值低得像免稅店送的鑰匙圈。當一個作者告訴你某個角色是主角時，就代表了，她的重要性低得需要被重點提出，而重要性全部都在敘事者鋪張揚厲的說教當中。 小說的主角是填滿的動作本身 要判斷一部小說的成就高低有許多標準，當昆德拉說到小說「唯一」的道德是認識時，是相當武斷與危險的一件事。因為除了思想以外，技術、形式、敘事、結構、對話對象等等元素綜合起來，才能形成一部好的小說。「我以為小說之失敗，不在於人物不夠生動或深刻，而在於小說無力教會我們如何適應它的規則，無力就其本身的人物和現實為讀者營造一種飢餓。」英國評論家詹姆斯．伍德指出了小說的重要核心：它有規則，而它要說服讀者投入它的世界，並且飢餓地想知道接下來發生的事。 昆德拉是能夠營造飢餓的，比如是《無知》裡那對流亡男女終於回鄉時會發生甚麼事、《笑忘書》的塔米娜到了孩子島會遭遇甚麼、《雅克和他的主人》中角色從何而來又要到哪裡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四位主角一條狗的下場等等。問題在於，昆德拉非常著重「小說唯一的道德」認識，這種是對於立體人物的狂熱，絕對反對標籤化和扁平，於是人物就像氣球一樣吹脹了。讀者被中途插入的敘事搞得暈頭轉向，像哲學家被尼采搞得困惑頭痛一樣，不只飢餓，讀者被沉重的論述搞得腰痠背痛，而昆德拉還恐怕你讀不懂地持續堆填。 到了最後，小說的主角就成了這個填滿的動作本身，這個手勢，這雙孜孜不倦無時無刻都在勤奮補貨的手。小說強調的自由和立體在這刻倒轉過來，而敘事者成了控制人物的暴君，因為他的人物除了過馬路要聽話以外，每個細胞每個毛孔都成為說教的論據，除此以外幾無價值。「整體而言，小說不過就是一個長篇的質問，沉思式的質問（質問式的沉思）是我構築所有小說的基礎。」昆德拉這樣說，這種質問會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人物只是個論據。 到了最有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這種技術更上一層樓，它除了一邊解釋一邊讓劇情推進外，甚至變得更有系統。在〈誤解的詞〉一章裡，昆德拉採用了詞典形式來解析他的人物：「如果我把薩賓娜與弗蘭茲的談話記下來，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有關他們誤解的詞匯錄。算了，就編本小小的詞典，也就夠了。」於是，他攔截了正在發展的故事，進入了他擅長的夾敘夾議中，換言之，人物再次變成了認識世界的工具。 而昆德拉沒有做到的事情，是放手，讓人物自由奔跑，在他的「認識」及意義編程過後還能夠像個人（而不是切片標本）那樣活下去。他太沉重了，甚至讓人覺得他其實是不會笑的，就算笑了，他也得翻出兩種笑的意義來解釋自己為甚麼懂得笑。這個問題與昆德拉本人的創作觀息息相關，他不相信別人真的懂得他的東西，他之所以無間斷地解釋和陳述是因為覺得別人總是在誤解他。「一次，當我問及媒體對昆德拉小說的某些評價時，他答道：『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巴黎評論》這樣描述與昆德拉的訪談過程。在另一場對談裡，他又說：「讓一個小說人物變得生動，意謂的是對他的存在的問題意識追問到底。這意謂著：對於塑造這個人物的某些處境、某些動機，甚至某些字詞追問到底。」 這意謂著：昆德拉的小說不留白，如果留白了也是一不小心，又或無法處理（比如寫塔米娜時的「我不知道」）。昆德拉的人物無法自由行動，因為小說目標是去認識他們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追問到底，直到他們完全喪失神秘感。他帶來飢餓、頭暈與腰痠背痛，然後我們甚至忘了人物的所思所想，因為他們沒有那支內在的麥克風，抬頭一看，像個大球場那樣環迴立體聲地放滿昆德拉本人的喇叭，重低音把你的耳膜炸個內出血。「輕輕地請求我們相信，這使小說如此動人。」詹姆斯．伍德這樣說，而請求這個行為正正就是昆德拉有能力去營造最終卻決定不執行的，因為，這就是昆德拉那些渴求挖掘更深、認識更多的小說，所不能承受之輕。

原刊於樣本 Sample 第十二期〈偵探先生的鑑證技藝〉。後收錄於《煙街》。 分手的時候她拿了他一盒煙，留個紀念。 其實是十九根，她後來在酒吧裡跟我說。我是在交友軟件上約她的，她用英文名字登記帳號，但我早就知道她的名字。我沒有跟她說我也是記者，也沒說之前已經讀過她的報導了，印象頗深，而這時代大家都有可以隨便將人起底的能力。她覺得可以放心交托故事給我這樣的人嗎？我猜記者的真正技能就是可以讓人覺得不吐不快，我們就在軟件上隨便聊了一陣，投緣，然後決定周末出來喝兩杯。一切至此非常順利。 分手後她就辭職了，她說，那時是非常混沌的狀態，二十多歲了才忽然知覺以前人家跟你說的都是真的：人生就是命運向你不斷關門的過程，有時沒有穿過特定的幾扉，就會像拖著尾巴的彗星一樣步向瓦解，或因撞上巨大的障礙而爆炸。別人用甚麼角度看都是凶兆。你覺得呢？她問我。我覺得這個比喻滿有趣的。她說她想換個環境，她說她想散散心，她說她喜歡文學，但她沒說還喜不喜歡前任。我也沒問，我到現在也不太知道。 很普通的分手情境，沒有哭也沒有鬧，就在男方的家樓下的小公園裡，夜晚九點多回家的人開始少了，兩人就坐在小圓桌前對望。「我覺得我們沒有戀愛的感覺了，都淡了，」她說，意思是，前男友這樣跟她攤牌，「所以我覺得還是分手吧。」她同意，也沒有補充，其實分手有甚麼好補充的呢，戀愛本身就是兩人互相補充，不補就注定背離。那時男友從口袋裡拿出一盒白色大衛杜夫，拆了包裝，抽出一根，點燃，煙霧很濃，她從灰茫茫一片致癌廢氣裡探出手去握著煙盒，對他說：「留個紀念。」因為在那場景裡，唯一濃郁的只有煙。 「你抽煙嗎？」我問，並在大衣口袋裡拿出一包Mac Baren煙絲，歪歪斜斜地捲成一根軟筒，她搖搖頭，但又頗有興趣地看我拙劣的手工。「不，但我決定要個紀念。」維持關係很累，努力工作也很累，每天說一堆明知苟延殘喘的吊命情話，寫幾百篇追求點擊率的廢稿——她要離開，去好遠好遠的地方，她要辭職，去剪短頭髮，她要把煙帶到很遠的地方，剛好抽光之後丟到海裡。她這樣說，我看著她，然後啤酒終於來了，服務桌上放下兩杯黑啤，像兩條門柱般隔開我們。但她看似非常想把這個故事說好，她彷彿為了這個故事而生，慾望瓦解了門柵，我們碰杯，杯沿的泡沫滿溢出來。 周末的酒吧具體有多吵，其實相當難以用語言去包裹，同時有無數嘴唇在開闔，開到最大就吐出笑聲，抿起來靠近杯子就是液體滑下喉嚨，有人在碰杯也有人在嘔吐，點煙的嘶嘶聲，服務生來回走動點餐與邀請門外的路人。我們用嘈吵作為外衣，試探的語言也藏在煙霧的保護裡。於是我問，常常這樣出來喝酒嗎？她說，也不是，我那時定下了很嚴謹的條件。無論是約會還是約炮，我必定要對象願意與我走這趟很遠的旅程，看著我把煙抽光，看著我把煙丟到海裡，可能我會歇斯底里，我會在地上翻滾大哭，可能我會把他咬到流血，抑或用頭槌撞到他跌倒受傷。總之沒有，沒有人有空，一個都沒有，連願意許下假承諾的人都沒有。「你有空嗎？」她笑著問，我也笑：「看情況，視乎究竟有多遠。」然後我跟她說要上廁所，在廁所裡我把口袋裡的解酒藥片塞到喉嚨裡，生活不只是有眼前的啤酒與遠方，故事以後，還有交友軟體的終極目標。 回到位子上，她正在用手機玩拼圖遊戲，也沒抬起頭來，我就再捲了一根煙點著了，大概是在拼風景畫吧，看不出來。過了一陣子她關掉手機屏幕，又跟我說。「那時有個男生聯絡我，是個大學時期不斷追我的師兄，後來畢業就不太聯絡，一年多吃一次飯吧。他問我有沒有後悔，其實我也不太想理他，但反正分手了就和他喝兩杯吧。他繼續嘗試追我，但那又怎樣呢，愛情又不是排隊，有人走了就會有人來。我腦裡像是有一大團煙霧飄來飄去，迴旋翻側，但一切都很慢很慢，在煙雲裡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聲音：放棄吧。但我知道放棄之後我還是要找點東西來做的，我不知道，人活著就要做點事。他給了我一張明信片，叫我到了遠方之後寄給他，上面寫了他的地址。我不想欠他東西，所以我給了他一根煙。」 「十九根裡面其中一根？」 「是的。」 「妳這算作弊吧，不是說都自己抽？還可以給別人？」 辭職前做的最後一次訪問，是訪問一家中學的文學老師。工作需要，也關心現在文學教育如何，她就約了這個老師在下午的教員室面談，書櫃上清一色余光中、鄭愁予、張曉風、龍應台，換言之就是延伸閱讀。她問學生們喜歡讀這些嗎，他說學生成就非凡；她問學生吸收的文學養份多嗎，他答教出來的學生都拿到公開試高分；她問學生有讀到西方現代文學嗎，他答余光中的英美文學寫得很好。於是，受不了，她問，「老師，你覺得文學是甚麼？」他說，文以載道，同時文章必然要有它的真情實感，抒發作者的感受與見解。她覺得好累，她送了他一根煙，這是辭職前最後一份稿子，給你紀念品。他有點驚訝，但沒有拒絕，而且還約了她晚上去吃飯，後來偶爾傳傳訊息。 我就是讀過這篇稿子。她寫得很狠，將中學教育從底罵到上頭，再從頭踩到落腳。她笑笑，辭職前最後一份嘛，這樣真的不行，文學是虛構與遠方。文學是可以讓你心甘情願覺得「煙盒可以掉到這個海裡了」的遠方，不是甚麼教化與道德。所以去年十二月中她把房子退租，送了一根煙給房東，就背個大背包從紅磡坐上火車到北京，到莫斯科，到捷克，到巴黎，到里斯本。她要抵達歐洲的尾巴，里斯本的羅卡角，那裡是歐亞大陸的最西南點，那裡有一個燈塔，那裡有一個巨型的十字架，那裡的石碑寫著，「陸止於此、海始於斯」。她要把煙盒丟到那裡的海，她不要靠飛機，她要貼著地走。 — 香港去北京的火車自稱剛好二十四小時到達，不過通常誤點，就二十五。她躺在窄小的床上，盯著隨意的一點，嘗試清空腦袋。在旅途的第一天就能把心情弄得百無聊賴，其實也算天賦異稟，不過出發的理由也相當無聊，我是這樣覺得啦，但沒有跟她說。舉手把服務生叫來，替她點了一杯White Russian，我要一杯Black。因為即使歸根究底，這趟壯遊的動機就算無聊，我還是得聽下去，故事只是達成今晚目標的其中一環。如果情況需要的話，我也可以獻出幾個故事。啤酒調酒、盒煙捲煙、芝士薯條、咖哩香腸之類的。 那時她忽然想抽煙，她想：這就是傳說中的煙癮嗎？但在此之前，她一根煙都沒抽過，她把大衛杜夫拿出來看了看，嗅了嗅，想前男友在抽煙前會把煙倒過來在掌心拍幾下，好像是為了把煙絲弄得更結實。她不太懂，都一樣臭。她從十六根裡抽出一根，叼在嘴巴裡，用手機的自拍鏡頭打量了一下，又把煙放回煙盒裡，倒過來拍了幾下。之後她決定躺在床上玩拼圖遊戲，但玩不到幾分鐘她決定去試試抽煙，於是她下床走到車廂的連結處，那裡有一個煙灰缸，但她才記起自己沒有打火機，又回到床上去玩拼圖。玩著玩著就睡了，醒來還是想抽煙，於是拿小說出來看，結果裡面的角色也在抽煙。二十幾個小時的煙癮無法排解，翻來覆去讓人無法忍受。我想說我能理解，但似乎有點冒失，畢竟她是沒抽過煙就有癮了，這是跟我處於完全不同次元的病症。 十二月中從南到北，樹越來越禿，漸漸地綠色在視野裡淡出，到某個特定的界線後就全部枯死。很難指認出究竟是從哪條線開始毀壞，世界傾斜，一切都回不去了，她睡睡醒醒，玩玩拼圖，拿起小說又放下來，再抬頭望窗，驚覺已然滿地積雪。起薄霧的玻璃裡她的模樣倒映在雪地裡，像一張幽靈的臉。一隻有煙癮的幽靈。車廂很暖，暖氣開到二十九度幾乎讓人唇乾舌燥，她把臉貼到窗戶，看風景往更蒼涼的地方流逝。 「為甚麼不坐高鐵？」我問，沒有高鐵的話坐二十五小時是迫不得已，但高鐵通車後八小時就到北京，而且每天一班。她啜飲了一口White Russian，伏特加、咖啡甜酒與鮮奶油混合攪拌的飲料，喝起來像奶昔，方便在酒吧裡說故事又想潤喉的人。她回答得很認真，因為時間很多，既然北京去莫斯科的火車都要六天六夜，花一天去北京有何不可。還能好好思考每根煙可以在哪裡抽掉。「你會按照距離平均切分十六根煙嗎？」我問。她說怎麼可能，如果移動的方法是陸路的話，有太多地方沒辦法抽煙了。 「按心情的距離。」 「把心情分成十六份？」 「如果你談過十六次戀愛大概就會懂了，人在每時每刻都以為自己所付出的愛情是全心全意的，到後來回顧這麼久以來的生活，其實都是平均的。感情與遺憾是平均的，失望也是。」「所以十六根煙怎樣分？」她說要把故事先說完，叫我別急。我的是Black Russian，沒有鮮奶油，其他都一樣。 在北京下車後她急忙走到車站廣場上，買了個打火機，十二月的北京對南方人來說寒徹心扉，她穿一件長至小腿的羽絨，那是為了前往西伯利亞而買的，怎料在北京已差點敗陣。其實只不過零下五度，她脫下手套用打火機，碰巧一陣寒風捲過，怎弄都點不著煙，手也開始僵硬。於是她走到角落去，把煙點著的時候手在顫抖。煙霧衝進她的肺腔，一點溫暖的感覺都沒。吸煙是無法讓人感到溫暖的，但我無意為她解釋，在她的語境裡，所有失去溫度的事物都可以與前男友扯上關係。 她的前男友是個空少，所以跟她分手時穿著制服。那天他剛下班，就讓她去公園等。那是一整條免稅煙。香港海關有限制攜帶入境的香煙數量，每人只能帶十九根，不然就要交罰款。但老實說，吸煙的人都總有賭徒性格，我也試過一次帶三條合共六百根回來，只要海關不管就行。而且海關不太檢查空服員，所以她的前度每次都帶一條回來。那時她伸手去拿的煙盒，裡頭剛好是安全過境的數量。當她在北京終於抽第一根煙時，彷彿可以通過煙霧看見他穿著制服叼著煙的模樣。飛行流氓，她說，又補上一句，空中移動肺癌。後來她就厭倦天空，用陸路走。 她一口一口把煙抽完，感覺漫長，但卻沒舒暢也沒頭暈，就像進行了一次儀式，除了心理以外甚麼都沒有改變過。於是她把煙與火機收好，在北京走走逛逛兩天，心情沒見得有甚麼好轉，也沒有變差。一團煙雲，籠罩著五官與內核，讓她錯覺自身已失去動能，只有設立在遠方的目標與大海，如招魂般把她吸附。星期六晚到北京車站坐上K19號列車。K19從北京出發到莫斯科，是全球里程最長的火車路線，星期六晚十一點上車，下星期五中午就能到達莫斯科。那是非常魔幻的情境，她走進的這個艙房，將會帶著她走往越來越冷的地方，然後在某處開始回暖，最後在幾千公里外的異世界把她丟下來，舉目所及無一熟悉。而她由始至終，體感溫度都是暖氣帶來的二十幾度。那像是有些隱蔽之物停滯了，被遺棄了，中途抽換，層層疊裡抽走的木條，到最後轟然倒塌才知道事情早就準備好腐朽，只剩她憂傷凝視。且說：我早就猜到了。 火車緩緩開出，從夜到日，蒼茫的北國風景樹全剩枯枝，如天線如煙蒂隨意亂插。她凝視著窗外，其實毫無焦點，有甚麼滑過眼睛就看甚麼。這趟列車全然寂靜，整個車卡都沒有乘客，只有兩個俄國乘務員，都是肥胖的大嬸。大嬸們看見她孤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也是有點詫異，於是送她一包餅乾，中國製的。她不知道怎樣用俄語說謝謝，於是說了thank you，然後覺得還是說普通話謝謝比較好。再過一晚，火車駛到了中國東北，明天凌晨經過滿州里後就要準備出境了，到西伯利亞，到更遠的地方。 那時她收到訊息，中學老師傳來問好。她想，他應該開始放聖誕假了，他問她辭職後如何，要不要出來吃個飯聊聊天。她看著窗外一片漆黑的農村，人煙罕至，夜色彷彿頭紗，將一切都隔得非常非常遙遠，幾乎可以輕易切分為兩個世界，南北極，孤獨與喧囂，溫柔與暴烈，美麗與哀愁，所以，她問：「那根煙你抽了嗎？」 他說：「我不抽煙。」 她就把他封鎖了。明天，她將越過國境。國境過後將是更廣袤的死寂。遠方還在遠方。 — 「那你在火車裡都做甚麼？」我問，很難想像六天六夜的車程可以做些甚麼。她笑說，先不說能做甚麼，先說不能做甚麼——車裡是沒有浴室的，所以不能洗澡，而且洗手盆水流超弱，基本上連刷牙都有困難。至於下車看風景的前提條件是要看得懂用俄文寫的時刻表，最難解的地方不是俄文，而是它的時間是根據當地時間的。從北京去莫斯科中間有五六個時區，所以你無法知道甚麼時候停站。 當然最後還是強行破解了這些沒有辦法看懂的俄文，也克服了時差問題，那就是原來時刻表有一欄寫了各站停靠時間，十二分鐘廿七分鐘等等，比對成功就能知道自己在哪，還能把握時間下車抽煙。但到了上車第三天她才成功破譯，在此之前都在玩拼圖遊戲與看小說。我問，那你看甚麼，《追憶似水年華》？她笑，就算要坐牢也不會看普魯斯特，他花一生時間讓你知道記憶、時間全都可以無盡虛構，我老實告訴你，那些俄文時光，我全部都是虛構的：十五點九十七分，我到達了大雪站，啊不，這站裡居然有烏鴉，所以是黑烏鴉站。她笑得好開心。 她讀瑞蒙．卡佛，她說卡佛的文字可以反覆讀，意在言外，用短與精確的語言卻撐開了更多的氣氛與衝突，而一切都要讀得很慢、很細。非常適合在長途火車裡細讀，〈一件很小、很美的事〉、〈大教堂〉、〈發燒〉，卻又很難在酒吧裡說得好聽，所以她就停下來了。我說，沒關係，我都讀過——其實我沒，不過沒關係，她又點了一杯White Russian，我也續杯。「那就好。卡佛的小說最好看的是悲傷過後的甜蜜，衝突後的解脫，讀起來莫名奇妙地有種治癒感。然而如果仔細地看，角色的生命是從很微小的地方開始壞掉的，然後全盤崩潰，最後才有一點點的希望。我也是從很小的地方壞掉，然後拿了一包煙，去到很遠、很苦澀的地方。一件很小、很無謂的事。於是我用筆在煙盒上畫了個哈哈笑，它就成了我的朋友。一個命定要死於我手的朋友。」酒來了，她又喝了一口。 但反正，她說，那時大學師兄傳訊給她，說：「聖誕快樂」，才驚覺節日已到。她的時區尚在十二月二十四黃昏，但她猜香港的大家應該也在逛街，抑或狂歡，如果是一個人的話，應該會打機吧，也可能看電影。而她自己剩一部手機，一段不愛的人傳來的訊息，一個可有可無的拼圖遊戲；一本讀完的瑞蒙卡佛，裡頭全都是壞掉垮掉的角色，被作者賦予虛假的希望；一包放在書上的前度的煙，莫名奇妙的在微笑。至於自身，一具四天沒洗的軀體。除此以外，只有雪地與虛無。她跟他說：「請你都是半途而廢吧。」然後鎖起車廂。 「然後自慰。」 「吓？」 我一愣，下意識看她的酒杯，怎麼這麼快就喝完，然後發現自己也早喝完了。時間是不是出了點問題——解酒藥片是不是有點問題——我喚來服務生，給她點一杯Sangria，我要一杯Old Fashion。接下來她到了貝加爾湖、到新西伯利亞、一堆甚麼斯基斯克爾夫，她反覆看書，拼圖，自慰，隔幾站就下車抽煙，零下二十度冷得發抖。四五天沒洗澡的身體非常臭，臭得發腥，彷彿魚罐頭。但她知道在一切過後，要讓自己舒服。這是必須恪守的戒律，猶如教規。而一切舒服的事，都可以在腥臭與骯髒裡萃取。她對著煙盒，把兩根手指伸進自己，到了第五天已是羶腥得不可思議，她心想，其實俄國乘務員大嬸會不會嗅出來呢？一頭發情的獸？性上癮？但當她算好時間，下車用那兩根手指挾著煙抽時，那混合升起的氣味已經作出預告：遠方要到了。 — 穿過西伯利亞長長的鐵道後，便是莫斯科。夜空下一片蒼茫。火車在倒數第二站停了下來。她解決完，下車抽煙，回到車上洗手。然後收拾行李，再過一陣，莫斯科就到了。我沒太留神聽，因為我想問問題：還剩多少根煙？她白我一眼，急甚麼急。我說，都十天了吧，妳也沒說清楚。然後她嘻嘻笑，不如下次再說，我有點醉了。然後我說，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於是我們結帳，到了附近的時鐘酒店。她坐在床上，把包包丟到地板，看著我說：「先讓我把故事說完。」我說好啊，坐到床上摟著她，她的頭靠著我的肩膀。從莫斯科出發到里斯本，下一站是白俄羅斯。她在莫斯科做得最高興的事是洗澡，自出生以來也不會連續六天不洗澡。她把手指甲洗得一乾二淨。過了兩天就出發。她有抽煙嗎？我不打斷她了，已經到了旅館，故事的交換儀式即將完成。而她說，從莫斯科下午出發去白俄羅斯，大概晚上十點多進入白俄首都明斯克，又有海關上車檢查護照。「那時我忽然發覺，我沒有簽證。」 那怎麼辦呢？她看著要求她下車的海關，倔強地辯解香港護照可以無證進入白俄，但海關似乎熟讀規條，吐出一個單字：airport。語言的指涉不斷膨脹，意思是，香港去白俄只有首都陸路免簽。於是她下車，夜空飄雪，三個男海關兇神惡煞，一身軍服，看著她莫名奇妙地跟他們一同站在吉普車前。她問自己，白俄羅斯究竟在哪？總統是誰？有戰亂嗎？值得嗎？幾個海關看著她，問道：where？她說Hong Kong。他們哦了一聲，忽然解除殺氣，擠眉弄眼，說：Jackie Chan，Sushi，Sake！她強忍笑意與屈辱，決定與這幾個英語不好但看似善意的海關打好關係。 於是她把煙分給他們抽，他們欣然答應。對話無多，語言無法包裹兩邊的溝通。 她自己叼了一根，海關為她點燃。那時她覺得自己雙腿中間有點潮濕，還以為嚇到失禁，然後知覺，月事來了。 她咬緊牙關，跟那些海關說，I’m on my period。海關們面面相覷，表示聽不懂。淚水在她眼眶裡滾動，在冰天雪地裡，在距離香港八千公里的凍土上，當關卡與關卡林立，語言與語言翻滾，回憶被取走分食，環顧四周之物無一熟悉，彷彿外星，在太空站裡對著外星系的動線勉強拼圖，勉強指認：我，香港人，前往里斯本，目的是：亂拋垃圾。由於細菌或是壓力，或長久以來的憂傷，月經失調。 她沉默了很久。我也靜待，然後低頭一看，她睡著了，睡得很熟可以聽到鼾聲緩慢逸出，打在我的肩膀上，如飄雪落地。那麼，我的故事也中斷了。於是我讓她躺下來，凝視她的臉，然後從口袋裡拿出煙絲捲成一根，才發現火機漏在酒吧裡了。我拍拍口袋，決定在她的包包裡找，碰碰運氣。 她的包包很整齊，不像是一般女生像宇宙星圖包羅萬有的百寶袋，我翻開裡頭，放著一本卡佛的《大教堂》、她的手機、化妝品、打火機。把手再伸進一點，可以摸到一個盒子，拿出來一看，那是一包白色大衛杜夫，盒子上畫了一個笑哈哈，裡面安安靜靜放著十九根。 我點起捲煙，把煙放回包包裡。我判斷，這裡就是遠方。十九根煙，剛好，可以安全過境。

〈永遠與一天〉獲第37屆中興湖文學獎小說組首獎，特此致謝。後收錄於《煙街》。 李浩賢今天只做一件事，黑色書包裡只有一封信。一個沒寫收件人的棕色信封，一張折了三折的信紙，署名因心情過於激動而潦草。他無法預料信最後會否被閱讀，讀信人又會用怎樣的心態看待他書寫時的心情。那時他還不知道，在這個煙霧彌漫的七月，時間流速遠比他想像的還要緩慢，這使得他錯覺，最後拆開信的不是別人，而是他去世已久的父親，捎來一根樹枝，撩開一切。 緩慢是種遺傳病，像血脈裡有隻趴著的烏龜，一代接一代噬咬李家的後裔。在世人誤以為要迎來末日的2012，他父親拖著不良於行的腿回家，迎面倒來一棵因颱風刮過而根基不穩的巨樹。儘管無人目擊事發經過，但李浩賢那晚在夢裡窺見，他父親抬起頭來望著越壓越近的龐大陰影，說了最後一句：「就這樣吧，安安靜靜地走。」在報章的標題是〈塌樹殺人又多一宗樹木辦缺實權塌樹責任應由誰負？〉，李浩賢認為沒人需要負責，這是他們緩慢而遲疑的血脈連接到地獄之門，無數亡靈伸出像頭髮一般的觸手迎接了父親。十一歲那年，他做了此生最快的決定，坐計程車趕到現場撿拾一根在父親屍身旁邊的樹枝，塞進書包。 父親的屍體完全壓在巨樹下，深紅鮮血往外散開，像株奇異植物，一直流淌進路邊溝渠。李浩賢好奇為何父親體內有無盡的血液可流，也許那是個訊息，因為當他撿起那根樹枝時，血就驟然停了。這時從公司趕來現場的母親剛剛抵達，撕心裂肺的喊聲就響徹雲霄。但李浩賢覺得那喊聲與他距離極遠，彷彿隔了一個時代那麼遠。 從那天起，他習慣與樹枝每天講些話，並發覺這樣比與父親生前說話輕易得多，畢竟他們過於習慣慢慢思考，交換一句話都要花上幾十秒。他學懂了愛他的父親，並將他賦魂在樹枝之上，而並非青春期過去良久還放不下面子冰釋前嫌的男人。母親對於父親的離世先是悲慟，但她很快成為一個稱職的寡婦，好像從出生開始就註定接受這個角色那般。她把自己懶得動手做的家事塞給兒子，並說：「這是你爸以前做的。」李浩賢很清楚父親生前從未洗過碗，因為他曾把碗碟放到電視櫃旁的關公前，並以為它一直都應該在那裡。但他還是乖乖洗碗、拖地、抹窗，因為當他意識到母親在亂編藉口時，他已經做了三個月家務，並把這事當作亡父的遺囑。 他會把樹枝放到床邊一同入睡，也帶進浴室，讓洗澡水聲蓋著跟它的說話聲。樹枝有時會回應，但通常只隔著水蒸氣靜默地躺在廁板。它會重覆一些父親生前在飯桌前講的話，比如「安靜的人最聰明」，「精人出口笨人出手」，「遲到好過無到」。李浩賢所不知道的是，世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在洗澡時自言自語，並一人分飾兩角辯論，試圖贏過另一個比較弱的虛構自我，來補足自己日常缺乏的勝利快感。他認為樹枝有靈，儘管塌樹殺死了父親的肉身，卻帶回了靈魂。後來當他向樹枝坦承愛慕一個女生時，它說：「那樣很好，我支持你。」 不過之後他再也沒跟樹枝講話了，在他離家以後，母親把它留著，儘管她從來不知道這根東西的價值，但她直覺知道兒子房間裡的東西都必然有它的意義。她把樹枝和其他雜物留在櫃裡，把衣服散落床沿，桌子維持原狀，讓單人床繼續凌亂。就從那年開始，陳國忠在台灣拿著李浩賢的手機，每日傳短訊給她問好，並發些長輩圖祝她好人一生平安，秋涼風起多添衣，到更久之後她老年痴呆為止。那時她每夜做著炸彈爆開的夢，並在冷汗淋漓地起床時完全忘記它，忘記一切，她早已遺忘自己曾經有過一段青春，一段狂熱的愛情，一個跛腳的丈夫，一個緩慢的兒子，並忘記自己開過火爐，煮過一煲湯，當火焰蔓延開來吞噬整棟大廈，消防員在那裡連一顆剩下的牙齒都找不到。有人說她成了大廈拆除後重建的公園開枝散葉的第一棵樹，無數人曾在那裡絆倒。 但是今天，李浩賢只有一件事要做。生命只有一封信的重量，無論再多的短訊，再多的腦內演習，影片或圖像，都不及一個棕色信封與一張信紙，一段黑色原子筆用盡量端正的字體寫下的，近乎自殺式襲擊般的宣言。這封信成了一個箭頭，使他繞過走七層樓梯上天台，和張頌恆和林廷峰的抽煙時間，也讓他暫時忘卻先於他們離開學校的陳國忠。他回到六年甲班教室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來像抽煙那樣深深吸氣呼氣。沒有同學在意他反常的舉動，因為公開試放榜前一日，每個中六生都有權表現出與平日不同的面貌。 這時他才發覺整個教室的氣氛與日常截然相反，每個人都吃力隱藏自己因激動而抖動的雙肩，那使他們看起來都像在接收著無窮無盡的手機訊息。訊息的內容是這樣的：鄰班的某某示愛了，某某成功某某失敗，有人去找老師道謝或道歉時哭了。諸如此類。 忽然窗外劃出一道尖銳的破空聲，隨後爆破開來，炸開所有中六學生的思緒，眾人湧到窗邊觀望，看見將近十個防暴警察連發三枚催淚彈。靠窗同學熟練地鎖緊窗戶，「他們明明沒有目標啊，馬路是空的。」眾人紛紛大笑，並把話題繞回某某示愛與某某失敗之上。但李浩賢知道，林廷峰與張頌恆也知道，那些警察是追著陳國忠的幽魂而去的。他們會一直在這裡轟擊沒有人的路，渴求打中當日所追不到的，那個逃跑時殿後並脫下面罩回頭朝他們比中指，邊哭邊笑邊叫「警犬屎眼被狗屌」的少年。 煙霧越捲越大，像一塊灰色的裹屍布揚開，從窗戶看去，馬路已一片朦朧。李浩賢想，假設真的有人能穿過重重深灰，可不可以到達粉紅色的未來呢？在浴室裡跟樹枝無數次的腦內推演，起過無數次草稿的那封信，等候良久一次又一次拖延的時間，一個又一個在眼前溜走無蹤的機會，一段又一段從失敗裡提煉出來的經驗，直到學期的最後一天，他可以重拾如同當天踏出家門撿拾樹枝般的果敢，把信件送到張佩珊手上嗎？ 校舍很小，就是一棟建築與一個籃球場，一年級在一樓，二年級依次上升，如果說有甚麼特色，就只有一街之隔的公園，曾孕育過無數萌芽的愛情種子。當六年前老師讓大家自我介紹時，十二歲的他起立結結巴巴，大家好，我是李浩賢，興趣是玩手遊和睡覺。大家笑成一團，使他生出想把自己縮回浴室，抱著父親的樹枝並以極速枯萎的慾望。接著是在他前座的張佩珊，她站起來說，大家好，我是張佩珊，我不太懂得說話，多多指教。其後老師讓大家分組聊天，她才調皮地吐吐舌頭：「其實不是啦，只是因為安靜的人看起來比較聰明。」那像是樹枝形的閃電擊中了他，全身的毛孔瞬間張開，像汲取了整個秋天的風，像一棵瞬間長成的參天巨木，像團火球將熱氣烙在她聽課時的白皙後頸上，令他隨後多年一級一級走上升班的階梯時，都維持著宗教般的執著，那就是他父親生前與死後都教誨的，寡言不語。 但其實這是張佩珊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當她的身影與一根樹枝重疊起來時，他們已越走越遠。儘管在那次分組裡，他們取得了大家的手機號碼，他也三不五時發訊息給她，問些不著邊際又關於學業的話題，但直到那封信被拆開前，他再也沒有跟她講上過一句話，除了眼神與往後座傳的家課簿之外甚麼都沒有交換過。 在他每次發訊息給她之前，都會先在手機記事本寫好一大段草稿，最後以切除樹枝般的狠勁，大力砍斷無用的枝節，只剩下短如咒文的語句。他克制得像個教徒，知道每天傳的訊息不得過火，也不能太冷漠，因此他搜集無數趣聞，跟貼時事，對政局比任何一個同級生都理解得更為透徹。張佩珊的攣生弟弟，也就是後來他的煙友張頌恆，最早察覺到這個才能，就矢志每次通識小組報告都得跟他一組，什麼都不用做就能收獲一堆A+。因為他知道左膠無可救藥，右派又過於著重私怨，也知道蘇格蘭、烏克蘭與太陽花。但他只會傳「第五課3b那個鈍角三角形究竟是幾度啊」或「『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甚麼意思啊」，又或「妳弟今天和我吃飯說妳想剪頭髮」、「聽講誰誰暗戀林廷峰啊」之類給她。 儘管這些訊息後面都存在瘋狂的熱度，但的確沒有傳遞到出去。手機絕對隔熱。那也是他所希望的，靜謐、冷清、低調，他越來越像一棵樹，他知道鳥終究會停棲於此。如果說有甚麼比較逾矩的，那只有他側臥床上，對著樹枝，熱情洋溢地打了兩個鐘頭的草稿，最後只傳出一句「panadol治感冒很有效」，那時已是凌晨一點，重感冒的張佩珊已睡得一塌糊塗，直到隔天早上七點，雙眼通紅盯著手機的李浩賢收到一句謝謝關心時，仍激動得像全身高燒那樣跳上巴士回校。那是2014，雨勢很大，但他心裡燒著熊熊大火。 後來班上調位，到他們升班，參與課外活動或結交不同朋友，李浩賢依然維持著這團猛火，其實並不明顯，有時只是在記事本上寫了一大段草稿，最後卻沒有傳出。打草驚蛇，他是這樣想的，但他構想的更多是一張藍圖，一份與張佩珊出外約會的地圖。他打開Google Maps，在設想的約會地點上刻上一顆星星，直到後來他發現整個城市每座街道都有顆星會嚴重阻礙日常生活，又一顆一顆把它們拔去。所有事情都安靜進行，因此顯得聰明而不多餘，沒人知道他如樹根般穩紮擴散的愛。他到討論區參考別人如何約會，詢問前輩網友意見，比如怎樣判斷一段感情是情到濃時，又怎樣更進一步。獨自一人時他在腦內用各種語氣臨摹當天所聽到的那句話，他坐在床上左手握著樹枝，右手握著陽具，以虔誠語氣說：安靜。 事情發生變化是中三那年，當他已將近一個星期沒發短訊給她，而她的身影在他腦海裡越發清晰與發出淡黃光暈時，張頌恆說：「我姐跟陳國忠一起了。」隔天，李浩賢把樹枝塞進書包，打算將它插進陳國忠的眼眶裡。他即將被釘在牆壁上，濺出血色的星形，成為地圖上的必去景點。他知道陳國忠每天早上都會在七樓天台，因為同學間早有傳聞，這人如同鬼神般的閒聊技巧，足以使他達成前無古人的成就，就是跟嚴肅古板的校工老馮成為忘年莫逆，並獲得學校每個暗門或密碼鎖的通行權，一起在裡頭做些不知名的勾當。而每天早上，謠傳陳國忠都會在天台，並把那當成專屬於他的私人領域。於是那天早晨八點，李浩賢提早踏上屬於高年級的樓梯，氣喘兮兮一口氣走了二百八十級樓梯，推開一道被解鎖的鐵門，看到陳國忠逆著陽光一個人站在那裡，叼著煙饒有興致地看著他。 李浩賢覺得那像是烏龜與野貓的對恃，也正因為這兩種動物的互不關聯，使他格外沮喪。他心想：仆街。因為他發覺這幾年來的反覆設計，沙盤推演，堆積如山的草稿，都比不上一個十五歲就叼著煙，提早透露出成人氣味的少年。後來他更知道，張佩珊選擇陳國忠的原因，是因為「他很健談」，以及身上有她父親的味道。那天黃昏他們就在這個天台，進行人生第一次的親吻與撫摸，陳國忠說：跟我一起看這個日落後的世界吧，正是李浩賢準備良久的對白，他知道，女人的本質就是愛好遊歷與遠方。那天他拾步上前，準備將背包裡的樹枝抽出來時，陳國忠先他一秒，左手伸進褲袋並拿出一盒東西，指著李浩賢說：「原來你也抽煙。」 母親說，並不是所有愛情都像火，如果是那樣，世間所有倫理關係都會燒得只剩灰燼，唯有細水長流。天台那年，旺角大火，而李浩賢聽從了亡父的勸告：抽根煙吧，像我生前那樣，讓煙霧代替語言。多年之前父親將碗碟放到電視櫃旁的關公前，並以為它一直都應該在那裡，母親發現後勃然大怒，罵這個男人從最開始就沒有幫過自己哪怕任何一點忙，而父親只是點起煙，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視著母親的眼，讓她罵得精疲力竭後不得不回應他的眼神。他們就那樣一動不動地在關公面前對望，直到凝滿淚水。從旁一聲不吭地觀看的李浩賢認為這解釋了甚麼事，但他還沒到理解的年齡。 父親許久以前就開始抽菸，李浩賢想，也許他是叼著煙出生的。有時是Lucky Strike，有時是萬事發或其他，但Lucky佔了八成以上。一個品牌能帶給人的幸運是有限的，但父親曾喃喃說過，假如父親的母親晚十分鐘才出門去醫院，他將不復存在。李浩賢也不會存在。關公不會存在，也沒有更多的「後來」存在。李浩賢初時不明白這話的意義，到他中學上網翻查香港歷史時，才偶然得知，那年有一對姐弟在街頭遊玩，發現路邊有個包裝精美的鐵罐，當他們拿起它時，鐵罐轟然爆炸。那時父親的母親才剛在那裡出發到醫院，出生之時，父親因為鼻腔充滿了硝煙與血腥氣而嚎啕大哭。 母親曾多次講過她與父親是如何邂逅的，但李浩賢始終記不清楚。她說過他們是在上班時認識的，兩家公司有業務來往，一來一往就開始交往，又說過他們在蘭桂芳邂逅，喝得酩酊大醉後認為對方是自己的命中唯一，又說過他們是在某餐廳裡併座對上了眼，父親一動不動地盯著她，看了十多分鐘麵都泡軟了，再邀她約會。母親又說，那是八十年代，在香港島工作的人都賺到可以環遊世界的錢，父親就跟著她去歐洲，去美國，去馬爾地夫也去澳洲，在一趟回港的長途飛機中父親突然說：我累了。話語的意思很久以後才被母親破譯出來，那年最後一個港督剛剛到任。 在眾多旅行中唯一留下給李浩賢知悉的細節是，父親在行人徒步區被樹根絆倒摔了一跤，那是此後十多二十年母親仍會拿來說嘴的事，說：怎麼會想到那裡居然會有樹根。雖然是黃金遍地的八十年代，但他們仍打算省下在歐洲住院的費用，結果回到香港時，父親已終生殘疾。有次父親抽著煙說，那是在還出生時逃過的債。從此而後，他再無法踏上香港島的層層石階，每步走來也像往死亡挪近了一點，也向沉默挪近了一點。那時父親再跟母親說：我累了，並凝視著她。母親在回家的路途中本來在看著電車窗外的風景，經過一棵大樹時忽然像被雷劈中般理解了這幾年來他釋出的訊息：請與我結婚，直到我們累得失去一切力氣為止。 此後母親再不旅行，並把相簿收到櫃子裡，明信片換成月曆，郵票換成香爐，擺設換成關公，保祐一切平安。當解放軍駛入城中，英軍撤出而禮炮響起時，父親在家裡點起香煙，想及自己半生走來的軌跡，也只不過是在沉默中爆炸，在沉默中摔倒，其後消亡。婚後即使同居，母親也從沒學會過下廚，也沒有養成做家事的習慣，她把東西掃到看不見的角落權當整理。唯有煲湯，只要把食材和水丟進煲裡再算準時間就好。她想像湯的食材都來自世界各地，美國牛肉、日本豬肉、澳洲蘿蔔、俄國馬鈴薯，加幾碗水煮，藉此回到那段起飛降落的日子。但父親日漸沉默，兒子完全內向，在確定此生以後再也無法自由時，她終究發現，食材來源全是中國。她把湯全煮焦了，煲裡一團糊黑，都是中國製造。 — 那天，李浩賢接受了陳國忠的示好，並決定日後每天八點爬上天台，並非因為逞強或示弱，而是因為這裡彌漫著張佩珊約會時，那洋溢而出的愛情氣味。李浩賢知道那瞬間爆發出的氣味，可以在空間裡彌久不衰，可以讓他錯覺，自己只要存活在這個空間，就能分一杯羹。儘管他每天只能嗅到陳國忠的二手煙和聽他的閒聊，並接受稍後數天張頌恆與林廷峰的加入，成為四個吸煙的不良少年。陳國忠跟他說，香煙牌子名為Lucky Strike。李浩賢說，我聽過。 張頌恆與林廷峰見證了以下事情的發展： 一）他們四人都分進了四甲班，是全級成績最差學生的集合地； 二）四甲班的學生將會繼續留在五甲，六甲，每年水平上升一個教室； 三）甲班的必修課是中國歷史，因為死記硬背對於差生來說，彷彿是最輕易的事； 四）分組總是跟著李浩賢的他們，通識小組報告成績從沒掉下來過； 五）至於李浩賢本人，他成了一個神話。 他在中三到中六間交了十三個女友，就用他當年準備用在張佩珊身上的那套劇本。他增刪著它，汰弱留強，前幾年他在討論區求教的前輩網友們開始改稱他為大佬，新網友只消向他學習一招半式就能釣到女人。高中三年，在討論區上受他啟發而撮合的有情侶67對，炮友或一夜情101對，復合19對，同性戀8對。張頌恆和林廷峰認定自己在目睹一段歷史的誕生，但這只是因為他們主修中國歷史，才會誤將一個人看成一段歷史。他終於察覺到手機訊息能有效掩飾他的遲緩本質，而高中女生更易受到引誘，更容易跟他到維多利亞港旁看大廈或輪船，更喜愛甜品或紅茶，更知道當一個男生提出散步或休息是甚麼意思。她們明白「精人出口笨人出手」與「遲到好過無到」的真正意涵，所以當李浩賢傳來訊息，她們會以少女的嬌媚先作拒絕，其後熱情回應。 但李浩賢總能下狠心拋棄她們，如果張頌恆與林延峰與陳國忠約他打球他就打球，約他打遊戲他就打遊戲。他其中一任女友梁嘉琳在某天晚上，在賓館裡綻開血色的星狀玫瑰，悽婉哀吟到頂峰之後，他仍可以準時十點回家，與三人打線上遊戲。他變得越來越像放在床邊那根樹枝，生氣凋零且隨時準備斷裂，但只有他知道內裡仍有一團等待重燃的乾草。他不相信他媽關於灰燼那套說法，跟他選入四甲班的理由一致：張佩珊在。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極有默契地把愛情這話題帶離天台，並不是因為陳國忠知道了李浩賢的過去，或李浩賢釋放出過甚麼惡意，更不是張頌恆或林廷峰有些甚麼變化，而是因為，其實在中三升中四那年暑假，陳國忠跟張佩珊分手了。他們的戀情為時不到百日。 那年好似一切都燒起來了，是為2016，張佩珊因過於熱衷戀愛而升高中試成績慘不忍睹，淪落甲班。正當她需要安慰之時，陳國忠正與三位好友每天打手遊，每次都錯過回覆訊息的好時機。自此大局已定，他被判行為不檢與非法集結，逐出少女愛情王國的域外。那時李浩賢認為自己忍辱負重良久，儘管已經交過兩任女友，但仍有資格回到起跑線，以剛練成的技巧瞄準張佩珊。因此那天他也甩了時任女友，跟陳國忠在天台上哭了個屁滾尿流，把張頌恆和林廷峰嚇了個半死，甚至以為他們要擁抱著跳樓。 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在天台談到愛情，如果他們後來還有繼續深入討論，事情也許不會發展至此。但張頌恆是她的攣生兄弟，面對著由同一顆受精卵長出來的人類，或是張頌恆對著自己的煙友，大家都不好意思說甚麼。直到許久以後，也沒聽過她與誰在一起的消息。其實在分手那晚，張佩珊在浴室一刀一刀剪短自己的頭髮沖進馬桶，那是十五歲少女能想到的，道別愛情最決絕的方式。那些長髮扭成一團，游出公海後花了好幾年環遊世界，最後在日落時回到維港，並嘗試與每具沉在海底的屍身交談。長年旅行使它學會，每個人都有一顆熾熱的愛心，就連死亡都不能將其熄滅。 三年過去，他仍然持續著他的謹慎與幽默博學，三不五時傳點訊息給張佩珊，不過在失望與成長過後，少女學會了適量地已讀不回的特技。他也繼續與三人在天台抽煙，把自己抽得滿頭大霧，並開始憐憫陳國忠，認為他跟自己受著相同的罪。他相信父親所說的：讓煙霧代替語言，可以遮蓋一切。但中六這年，煙太大了，所有問題都像維港對岸的大廈般突出雲端，頭角崢嶸。整個城市像啟動了一個不能逆反的程式，所有人在這段龐大的計劃裡都佔有某個位置，他們四人就在天台簽下盟誓：一同作戰，互不放棄，若一人落單即其他人必須掩護，若一人被捕則其他人也不得獨善其身。 如是每晚他背負一身硝煙惡臭回家，任何沐浴乳與洗頭水都難以清除身上的氣息，他問樹枝：「這樣做是對的嗎？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樹枝說：「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他忘了那時張佩珊怎樣回答，於是樹枝說：「那就別忘記她回答過你就好。」根據統計，修讀中國歷史的學生都熱心參與這場抗爭，畢竟他們每天背誦的，是有些東西絕對不可信任。母親在他夜不歸家的時候，學習了提早穿上黑衣、洗碗、把外送飯盒放涼後擺進冰箱，並對電視櫃旁的關公說：保佑我兒。但作為母親的直覺，作為這家族的一員，她知道兒子必然會在陰影的吞噬下，如她丈夫那般遁入虛空。 那狂亂的八十年代，在母親複述的諸多版本的愛情故事中，她已遺忘確切哪個才是真正的起源版本。但就在蘭桂芳，她仍記得，一家現已倒閉的酒吧裡，當二人在舞池旁喝著酒聽著搖滾，她忽然邀約他跳舞。父親說：不，我在這裡等妳。母親噘噘嘴，走進一群洋人之間，那時他們向她搭訕，當她回頭時，看見他如紮根般立在原地，在幽暗燈光裡她看不清他的眼神。但她忽然知悉，如她日後過晚理解他從來遲到的訊息，那句話的意義是：留下來，我需要妳。她想要回身過去，找他，而一群洋人魚貫進來，把整個舞池塞得水洩不通，回歸父親的路線被完全切斷。當她終究回到原來的位置時，已剩一片虛空。接下來，她有幾個月沒看到他。 直到後來，那些諸多愛情故事裡紛亂出現的茶餐廳，那些公司，以及其他種種的片段漸次誕生，而她終究鼓氣勇氣約他外出旅行，她想著，一起去看看日落之後的世界也不錯。彼時，往日累積下來的情感慢慢湧上，那是李家的血脈，那如烏龜爬行的緩慢，遲來而精準地擊中母親，使她知悉，正是他用樹根與沉默扎根在她內面，已無然路可退。她舒一口氣說：結婚吧。直到好久以後，李浩賢懵懵懂懂地聽取母親的戀愛故事時，父親已成了在窗邊抽煙的沉默男子，「安靜的人最聰明」、「遲到好過無到」，那其實是愛情箴言。使李浩賢理解，自己儘管緩慢，然而練習，再練習，只要遠方與日落仍在而她的渴望不變，他就必然能追求到張佩珊。 — 在陳國忠離開數周後的今天，李浩賢和張頌恆和林廷峰仍然記得最後一天見他的模樣。就在那晚，當他們一如既往在學校附近打遊擊時，不知為何集結了數倍警力，且二話不說就向他們所在的人群推進。四人拼命逃亡時李浩賢踢到自己先前所設的樹枝路障，腳踝一下就扭成詭異的形狀。正當他臉色灰白準備投降受死，林廷峰與張頌恆立即一人一邊挾著他的手拖行，笑著吼叫：這是在還你多年以來的煙錢。而陳國忠為了拖著敵人的腳步，殿後到警棍伸手可及的範圍，脫下面罩又哭又笑又叫，像條野狗般喊出了他們聽他說的最後一句話：全撚部聽住，警犬屎眼被狗屌！ 小組隨後就解散了，當李浩賢被拖進學校的暗門，他仍清楚記得這是陳國忠當年打聽回來的秘道。絕望地等待陳國忠前來之時，他們忽然看到手機傳來他的訊息。他說：bye啦，我去台灣避一避。還傳來一張在家比著中指的自拍照。李浩賢笑罵一聲：仆街。他忽然難以自制地想著，假如他當年，確確實實用樹枝把他釘在天台，今天當防暴警察推進時，是否就輪到他要成為一個血色地標，一個景點，一道抹不去的疤痕，雙腳滲著老樹漿般的惡臭。他們三人點燃了三根Lucky Strike。就在煙點燃的那刻，李浩賢忽然恍然大悟，他連死亡的威脅都撐過去了，世上已經沒有東西可以阻撓他告白。 陳國忠隔天就去了台灣，餘生都沒再踏足香港。直到他老眼昏花，醉駕機車闖紅燈被夜行卡車撞飛，像只風箏飄出老遠。就在他戴著維生器械的餘生，沉沒在肉體深處的靈魂仍然一再設想，假設那天他們四人還在天台抽煙的話，事情就可被阻止。但他並不知道，那天所發生的事件，以及愛情這個話題從沒涉入天台的真正原因，其實是一體兩面。就當李浩賢在小息時終於禁不住煙癮而跑到天台去，剛推開門，就看見了在接吻的林廷峰和張頌恆。他們尷尬分開，卻切不斷口水絲線。但李浩賢毫不在意，他心裡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向他們說：「其實是這樣的我只是想跟你們說我今天要跟張佩珊告白了。」 他們說：「加油。」 三人對望，沒人再做出任何動作，於是他又回到教室，一根煙都沒抽。他默默等到下課時間，等到下課鈴一響就想走向張佩珊，但當他站起來時，卻看見她早收拾好書包要跟梁嘉琳到學校對面的公園拍照，於是他又按捺自己的衝動坐回去。在四年、十三任女友、促成無數的愛情果實、面臨警棍與子彈的死亡威脅、朋友的逃亡後，如果說他學會了甚麼，那就是不要過於急進，打草驚蛇。 當他十分鐘後走出校門，抬頭看向對面的公園，暑氣逼人，汗味與汽車油味充盈胸肺，學校的玻璃反著眩目的光，一身制服的李浩賢背著書包，他的黑色書包裡只有一封信。一個沒寫收件人的棕色信封，一張折了三折的信紙，署名因心情過於激動而潦草。當他準備邁出第一步，早上曾出現的防暴警察正在右方朝他極速奔跑，把路上看見的任何一個人壓倒在地，轉瞬間他的臉已被壓在石磚上血流滿眼。 煙沒有辦法對抗火，也沒有辦法對抗風。制服會輸給另一套制服。在警署的單人隔離房裡，警察要他解鎖手機。他咬牙不語，他們就翻他的書包，其實甚麼都不用搜，不用說裝備，連口罩都沒有一個。於是他們撕開信封，傳閱並逐個縱聲狂笑。他通紅雙眼：「殺了我吧。」其中一個警察說：「沒那麼容易，情聖。現在給我解鎖。」 「你們通常要打多少棍，被捕者才會解鎖手機？」他問。 他們獰笑，不發一語。 後來，當李浩賢再次來到維多利亞港，一切如昔。他每天都在那裡流連，事實上，他也沒甚麼地方好去，他沒抽煙好久了，也沒有朋友可以交談。在那67對情侶，101對炮友或一夜情，19對復合，8對同性戀裡，有超過半數在此碰上了他們的恩人。林廷峰和張頌恆那天在天台上依偎了非常非常久，沒有看過手機。到了許久以後他們才到李浩賢家拜訪，母親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她彷彿回到上個世紀，當緩慢的血脈不在身邊，她體內的時差越發嚴重，已是無藥可救。她讓他們坐下來喝一碗湯，那煲錯認的湯，那些沒再出發的旅行，那些錯覺與誤解，以及憤怒。她說，都是中國製造。林廷峰與張頒恆對看一眼說：李浩賢到了台灣找陳國忠暫避。但事實上，那天李浩賢在警署只捱了一棍就死了，如果說這段愛情有甚麼收穫，那就是當他看著迎面落下來的警棍時，眼裡閃爍著的光芒不是恐懼，而是求愛不遂的激動。他想著：「就這樣吧，安安靜靜地走。」 夜深時警察把他的屍體綁著石頭丟進維港，並因想起他憤怒的目光而跌了一跤，當他的屍體沉到海底時，石頭鬆開了，畢竟警察的手工實在不怎麼好。但一撮長髮從遠方飄來拴住了他，就在水底深處，讓他像只風箏般搖擺搖蕩，直至枯成白骨仍沒有離去。 後來陳國忠輾轉接收到李浩賢的手機，張頌恆說，警察當晚就把他的手機丟回學校門口，雖然不知道這樣做的用意，但至少能拿回來。他把手機帶回家充好電，思來想去還是覺得寄給陳國忠好。瞞著伯母吧，這樣也比較好，陳國忠在訊息回了一個嗯字。林廷峰後來升上大學，在九月某次衝突裡喊了跟陳國忠一樣的句子後不知所蹤。不是每人都能用相同辦法成為逃逸的煙。就如同在多年以後的那場大火過後，被認為是母親的那棵大樹，也因為危及途人被樹木辦下令砍得只剩軀幹。 但是，就在這個夜裡，在眾多「後來」還未發生的今天夜裡，學期的最後一天，張佩珊回到家，把手機放到桌上充電後去洗澡。洗完澡後，她看到桌上放了兩台一模一樣的手機，她用自己生日日期解鎖了正在充電的那台，忽然，一陣熱流貫穿了她，如同多年之前，一個少年全身瞬間張開的毛孔，像汲取了整個秋天的風，像一棵瞬間長成的參天巨木，一陣灼熱的氣息在十二歲的她後頸上燃燒，從脖子到頭頂，從兩眼到下巴，她燒起來了，延遲六年地燒起來了，她無煙無硝地焚燒爆散，像一顆燃燒彈在體內爆發，她無可救藥地長成了一座火災中的森林，四野八荒地蔓延。她快速往下滑動，一排一排如此整齊，此刻在她的眼簾底下奇蹟般展現。在手機的記事本裡，是順著日子排放，是五年十個月又八日的，沒有傳出的短訊草稿。直到最後一天。 草稿最後一句：就是今天。

〈在裡面〉獲「二零二零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優異獎，特此致謝。後收錄於《煙街》。 水煮得不夠多，阿傑用筷子壓著上面那塊麵餅，在水泡上一下接一下的施力。客廳沒有開燈，阿靜的手機放在流理台上，每隔幾秒就彈出新訊息，把待機畫面的富士山照片逐漸遮蔽，但她雙手只垂在身側，默默地看阿傑煮麵。有時阿傑會忍不住瞄她的屏幕，都是不認識的人不認識的群組。阿傑壓著麵的筷子更用力了。 調味包和兩個湯碗放在右邊比較靠近阿靜的位置，但她還是沒有動作，他的鼻子就噴出一團氣。回家到現在已經五個小時，她的臉還是一直臭著，也許她想讓阿傑瞄她的手機也說不定。「但這又有甚麼意思？」阿傑想，「都是些公事。」電視在客廳裡一直開著，無間斷地放著日本綜藝，他們聽不懂完整句子，只有節目主持們的「nani？」、「hontōni？」、「hea——」持續不斷地在他們耳邊環繞。阿傑想，其實阿靜跟他一樣都在等對方去關掉它。 撕開調料包時阿傑不小心太用力，粉末就灑在流理台上，阿靜趕忙拿起手機。 阿傑說：「對不起。」 阿靜說：「沒關係。」 他就把調味料放進兩個碗裡。一碗多，一碗少。 阿靜說：「今天面試了一堆剛畢業的大學生，差點被氣死。」阿傑說：「是嗎？」他甩了甩小塑膠袋，用筷子夾著把最後一點都擠出來。阿靜滑著訊息群組：「有些連自我介紹都沒準備好，有幾個甚至連自己大學的英文名字都唸不出來。還有個說自己長處是打機，我真的受不了。」阿傑把麵條翻來翻去，差不多全軟化了。兩塊麵餅鬆垮垮地混在一起。 「老闆說這個星期一定要請到人，不然計劃都搞不下去了。」 阿傑說：「請我啊。」 阿靜解鎖手機，姆指在群組上下滑了幾次又關上。她問：「甚麼回事？」 「甚麼甚麼回事？」 「沒事。」 阿傑想著，如果去年那回事沒有發生，現在會怎樣呢？那時他們參加了他高中同學的婚禮，新郎新娘中學就認識了，都是高材生，升讀同一所大學後男生表白。婚禮的消息在中學同學群組裡哄動一時，有些說想不到阿謙跟莉莉真的會結婚，有些又說早就想到。那時阿傑在群組裡想說些甚麼又說不出來，想到想不到他也沒甚麼意見，他說：「恭喜。」那時，他與阿靜已經結婚一年，婚禮沒邀請任何一個中學同學。阿傑感覺自己身後關上了一扇門。 中學時期的阿傑像本延伸閱讀書單裡的課外書，如非必要無人願意問津。那並不單純是過氣或合不合群的問題，阿傑身上像彌漫了一層迷霧，似是在場又似不在場，無法打開，即使打開也是一片混沌。他似乎並不屬於這個空間。有天老師點名，「陳子傑來回答這題。」但當他的目光從點名紙上移到人群裡時，卻不知如何定位，因他忘了阿傑坐在哪。阿傑也沒有回答問題。僵持了十多秒後，才聽見阿謙的聲音：「老師，阿傑沒來學校。」甚至沒有人竊笑。 那是臨近公開試的最後一年，當所有應屆考生都咬緊牙關拼命複習時，阿傑有自己的方式。首先是遠離人群，其次也是遠離人群，其三是自己設計筆記。把重點列好，畫出表格，列出時序表，分重要次要部分，如是他每天在學校小吃部邊吃邊讀，每天吃加兩匙調味料的公仔麵。起初阿傑以為只是久坐才痛，後來發覺右邊屁股連著大腿的肌肉長了一顆濃瘡，連坐都坐不好，只能把重心偏向左邊。到最後實在不行，父母就把他送院開刀。醫生說：「公仔麵味精多，不能多吃。」躺在醫院他盯著天花板的燈泡，想著考試究竟是為了甚麼。一星期後他出院，回到學校裡也沒人問他發生甚麼事，只看著他一拐一拐地走路，走到視野之外的範圍去。 阿謙原本是堅持出校園吃午餐的那派，因為小吃部的食物在他眼中跟廚餘沒甚麼分別，不過從入院事件過後他就留在學校跟阿傑一同午餐，似乎對他很有興趣。阿傑依然吃著公仔麵，但調味料再也不敢加那麼多。他想著，可能那濃瘡仍在裡面，但至少不會突破表皮。那樣就足夠了。 那段被一般學生看作是最後衝刺的時光，但其實阿謙與莉莉緩步跑都能抵達一流大學。於是阿謙每天中午替阿傑複習，偶爾莉莉也會來。替人複習是種鞏固自身知識的方法，直到考試之前，阿傑覺得自己被當成練武用的木人樁，被修練那只有阿謙知道內容的獨門武功。 然而阿傑那時已完全脫疆，他開始沉醉在設計讀書筆記上，筆袋裡的顏色筆越來越多，直尺、美工刀、剪刀、圓規漸次出現。數年過後，當同學們訝然發現有個二十多萬人追蹤的Instagram帳號居然是由阿傑經營時，他們並無察覺，早在高中時期阿傑已通過讀書筆記的設計方法和高中生活的兩格漫畫搜刮了上萬粉絲。是阿謙與莉莉建議他去讀設計的，當他回過神來時，已拿著半死不活的成績與亮眼的社交媒體經驗被大學設計學院破格收錄。收到錄取書時，阿傑感覺自己身後關上了一扇門。 那段日子適逢廉價機票的盛世，幾乎每日每夜都能看見機票網站的廣告攻勢或同學正身處台灣日本韓國，那時阿傑開始染上日本癮。那本質上與煙癮賭癮無異，為甚麼有煙癮？因為抽過一包煙；為甚麼有賭癮？因為贏過一次錢；為甚麼有日本癮？因為去過一趟。阿傑持續不斷一邊上課一邊趕設計案子，賺到的錢存了一點，剩下的就用來半年去一次日本。有同學說，壓力大趕不完案子時會每天抽兩包煙，阿傑說，壓力大趕不完案子我會帶去日本做。喝日本生啤，抽日本香煙，吃拉麵吃壽司吃海鮮，看寺廟看高塔看大海，坐巴士坐火車坐免治馬桶，跟著網上評論去隱世小店，又在Instagram裡放照片與粉絲分享。在京都金閣寺前閒逛時，他甚至想到，如果這空氣能帶幾箱回香港就好了。但事實上，在那裡他一句話都聽不懂，但他能認定，這就是快樂，比在香港任何一處都快樂。 那快樂幾乎支撐了他的生活，如果生活這東西確實存在的話。他開始將日本元素加進自己設計的文案與漫畫裡，也如是認識了副修日本研究的阿靜。她是生活裡一杯解渴的啤酒。他有一襲烏亮的長髮，喜好穿露出光潔小腿的長裙，那時他們在課堂上坐在一起，他會打趣地喚她「文青妹」，她的穿著風格，閱讀的日本小說，在網絡上放的照片與寫著愛好旅行與自由的圖片描述，讓她看起來就像個典型的文青妹。而阿傑本身，也許就是阿靜喜愛的那款，頗有才華也熱愛日系的設計系男生。當他喚她文青妹時，她的耳垂會染上粉紅，而非當其他人這樣喊她時的面色一沉。阿靜在主修課程裡不怎麼認真，常常溜出來跟阿傑約會，但副修的日本研究一節都沒蹺過。那陣子她經常調查日本有甚麼秘境景點，翻查歷史又讀相關作品，儼然即將移民或去工作假期的事前準備。在某家酒吧裡，當他們第三次在深夜約會時，酒量頗淺的阿靜雙頰緋紅：「我在你眼裡看到好遠好遠的地方。」他們早已忘了那晚究竟說了甚麼。他們牽著手到時鐘酒店裡，他撫著她的長髮，褪去她的長裙，破曉時，阿傑穿上褲子，感覺自己身後關上了一扇門。 與中學同學斷絕聯繫的阿傑也沒想過，某天阿謙會忽然約他出來喝酒。那是大三，他跟阿靜在一起之後已過一年。在諾士佛臺的酒吧裡，阿謙盯著酒單看了很久，最後看了阿傑選哪一杯後，才選了酒單上旁邊那杯。結果來了一杯黑啤一杯麥啤，阿謙讓阿傑先拿才慢悠悠地伸手。他說：「最近我發現了中學同學聚會最討人厭的三個問題。」阿傑想，自己沒有跟中學同學聚會過哪怕一次，他說：「最近工作怎麼樣？」阿謙啜了一口啤酒，不動聲色地皺了皺眉：「還有最近好嗎和記得我嗎。」 阿傑頓了一頓：「記得我嗎，最近好嗎，最近工作怎麼樣？」阿謙噴笑出來，然後說：「我這學期都睡學校公園裡，回家太浪費時間。我提前修了兩門碩士生的課，還修西班牙語，最近校工阿姨開始認得我了，晚上都會幫我帶條毛毯。」他喝了口啤酒，阿傑點起一根煙。「莉莉有次叫救護車把我從公園送到醫院，原來我昏倒了，醫生說我血糖過低。那星期我有三份報告，連飯都沒時間吃。這煙好抽嗎？」 「也沒甚麼好不好抽，就抽習慣了。」阿傑說，發覺自己沒甚麼好回應的。那並不是他理解或感興趣的生活。於是他問：「莉莉好嗎？還記得我嗎？最近工作怎樣？」 「她提前修完了學分，現在在考慮要讀碩士還是找工作。我們沒談起過你，但她應該有按你Instagram讚，你最近好嗎？」 「我半年去一次日本，最近開始和女友一起去。」阿傑拿出手機，滑了幾張一同在日本旅行的照片，在裡頭他在建築物前擺的姿勢像個白痴，她倒是很會擺姿勢，徹底融入了日本風景。「大學同學，阿靜，她修人力資源管理，副修日本研究。說來好笑，她和我一樣一句日文都不懂，但反正副修應該只要熟悉歷史和文化就好了吧，我也不知道她在讀甚麼。就是那樣，生活很普通，沒甚麼好說的。」 「普通，是嗎？」阿謙問，笑了笑：「普通嗎？」 「如果用中學那時的生活模式去想，我猜你才普通吧。」阿傑回想起高中住院那個星期，與阿謙比較熟絡也是那之後的事，後來被建議開一個社交媒體帳號後，好似就越來越無所不談了。後來發生甚麼事了？他怎麼想都想不起來，為甚麼進大學後就沒再聯絡呢？原來那一切只持續了半年，阿謙到底有沒有練成甚麼功夫呢？阿傑說：「其實最近蠻糟的，之前跟她在日本喝得蠻醉，之後她晚來了兩個月，那時也不知道怎麼辦，就一直等一直等。」阿傑說，臉上有點尷尬，又點了一根煙。「後來她又按時來了。」阿謙的表情在煙霧之後，大概介乎驚訝與好笑之間，直到現在阿傑都無法解讀那個表情，那表情裡面的思緒像隔了一整個海。等阿傑再吐出一口煙霧後，阿謙說：「我們還沒做過，想留到結婚後才做。」 「蠻厲害的。」阿傑叫來侍應喊了第二杯黑啤酒，阿謙還沒喝完半杯。 阿謙說：「我猜畢業後兩年吧。真羨慕你。」 阿傑說：「有甚麼好羨慕的？」 事實上，阿謙差點畢不了業，那年他的胃不知道爆發甚麼疾病，又再躺了半年醫院，聽說莉莉每天都去照顧他。阿傑是事後才得知的，那晚過後他們就像之前那樣沒有聯絡。阿傑感覺自己身後關上了一扇門。他依然不知道為何阿謙會約他出來，之後再見，已經是婚禮了。但他並不在乎，還是持續不斷一邊上課一邊趕設計案子，賺到的錢存了些，剩下的就用來支撐半年到日本一次的生活與跟阿靜約會上。出版社與旅行社找他出書，讓他寫一本日本旅遊天書，他就跟阿靜合作寫了《漫畫深度圖解日本 京阪神旅遊究極攻略》。後來幾年圖書館公佈成人非小說類借閱排行榜，他的書總是名列前茅。那時，他衷心覺得自己完全屬於這個時代。 畢業過後阿傑覺得，這樣的生活似乎可以安定下來，而且他們在眾多地方上都志同道合，連合作出書都捱過了，其他的事還有甚麼不可能呢？阿靜同意了。從那時開始，他們戴上婚戒，租了房子，兩房一廳，櫥櫃放滿公仔麵與米，書櫃清一色塞滿那本旅遊天書，有朋友要來就送他一本。 阿靜花了三個月找工作，從影像媒體到出版社，試當演員又面試旅行社，金融物流銀行地產都嘗試過，最後進了普通辦公室當人力資源管理。當她回家說：「耶，找到工作了」時，眼神已失去任何笑意。期待這回事跟愛情一樣都像茶葉，泡得越多次就越淡，或是像公仔麵，泡得越久就越鹹越臭。阿傑說，恭喜，那時他的專頁已攻破三十萬粉絲大關。但當他與她分享時，她已習慣顧左右而言他，比如說，我好想去日本。阿傑就說：好，下次就去。 偶然會有朋友來探訪，大學同學與職場同事，抑或阿傑的漫畫家朋友等等，他們每次來都得花很大力氣打掃，離開後又得再大掃除一次。後來還是乾脆約在外面。有次在諾士佛臺喝得蠻醉，他們的同學說：「真羨慕你們能結婚。」阿傑把黑啤一喝而盡，阿靜說：「對啊。」富士山被同事傳來的一道又一道訊息淹沒。最初，他們每個周末都會約會，後來就懶惰了。最初，他們還會打情罵悄，後來阿靜已不是文青妹了。最初，阿傑還會以她為藍本創作漫畫，在漫畫裡代替日本出現的是他的妻。後來也不知道怎麼畫了，畢竟，他沒上過班。剛開始時，阿傑煮麵還會過冷河。後來，門關起來了。 工作過後的阿靜開始少話，好似畢生的精力都耗費在職場上了，幾個月後她回家後不是倒頭就睡，就是躺在沙發上一動不動地滑手機，回著無窮無盡的群組訊息。最初只有零星幾個，其後越來越多，就像他們曾在日本河堤上看落日時的潮漲，毫不留情地淹過了整個海灘，把一切帶進海裡。她有時會笑，阿傑問她在笑甚麼，她說，就網絡上好笑的事啊。阿傑每天畫完圖後煮晚餐，簡單的菜肉與白飯，吃完後的碗碟就堆在流理台。他有時會洗碗，但也試過故意把碗碟放在那裡，而她從未發覺。他也試過故意不洗衣服，但幾天過後還是親自動手。而事實上，他把甚麼東西放在她面前她都已喪失興趣。有晚凌晨，阿傑洗完碗碟後回到臥室，發覺阿靜已維持同樣的姿勢滑了兩小時手機。他側臥著，把身體轉向阿靜，過一陣子轉向另一邊。他說：「晚安。」 她說：「甚麼？」 阿傑說：「沒事。」 後來阿靜養成了晚餐後睡覺的習慣，無論外頭天打雷劈也無法叫醒她。阿傑就在客廳裡開著日本綜藝邊聽邊畫圖，直到凌晨十二點他就煮兩碗麵，讓阿靜拿著手機出來跟他邊吃邊看。有時她會抱怨工作上的人很煩，很想換工作，他說妳不是每天都回他們訊息回得很高興嗎？她就沉默不語。 一天下午，阿傑猛然發覺，大部分時間他都一個人待在家裡，於是他來回踱步，從房間走到客廳，從客廳走回房間，走到嘴乾唇燥，很想來一瓶啤酒，喝完倒頭就睡，但冰箱只剩肉、菜跟調味料。他看到書櫃上一整排的旅遊天書，書頁泛黃佈滿灰塵。等到阿靜回家後，他說：不如養隻寵物吧。她說，誰來照顧牠啊？他說，養隻貓應該不會很麻煩吧，她說，那是你的一廂情願。有時他會想，日本綜藝是一扇窗，但這扇窗一點用都沒有。每隔幾晚，他就會想一次，如果那時走了別的路會怎樣？而如果，去年那事沒有發生，現在又會怎樣？ 阿謙和莉莉在教堂行了典禮過後，就去了酒樓晚宴。阿傑發覺婚宴裡幾乎所有人他都不認識，即使他和阿靜被安排坐在中學同學的一桌，同桌的人超過一半他都喊不出名字來。那桌的人似乎彼此還算熟絡，那些最近好嗎最近工作怎樣只對著他發問。還是有人會說，我們同事很喜歡看你的instagram，阿傑就說謝謝，連那人是誰都不知道。阿靜坐在旁邊，放在桌上的手機每隔幾秒就閃出新訊息，她偶爾打開回個表情符號又關起來，富士山若隱若現。在宴席開始前，每桌都早已放滿了啤酒，阿傑認得，全都是那天在諾士佛臺的麥啤與黑啤。他就給自己和妻子各拿了一瓶。 待婚禮司儀在演講台上測試咪高峰時，阿傑已喝得有點茫。那時同桌的有幾個男人都有點醉意，打黃色領帶的男人抱怨：「公司快倒了。」打紫色領帶的也說：「我也快被裁了。」其中一個問阿傑在家工作的感覺如何，阿傑口齒不清地說：「就每天看看有沒有人給我弄廣告稿啊，沒有就沒事可做了。」大家說，真好。阿傑說：「好嗎？」又喝了一口黑啤。阿靜笑了笑，自顧自地喝著麥啤。 阿傑說：「之前我接了個傢具公司的案子，要我幫他們新推出的沙發做業配。那沙發看起來超舒服的，是那種懶人沙發，一坐上去能陷下去幾小時都爬不起來那種。公司甚麼資料都沒給我，連試坐都沒有約我去，就叫我在Instagram上面畫個圖發個文。我想向他們拿資料，但他們直接已讀不回我。於是我一氣之下，在他們官網直接複製那張沙發的廣告文案，甚麼『想怎麼坐就怎麼坐，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啦，『享受一個人的自由時光』啦之類的，都是行貨。我就畫了自己的角色躺在上面做夢而已。在交貨之前，我故意把複製回來的尺寸全部打錯，把資料全部放到錯的位置上，但傢俱公司完全沒有發覺。」阿傑哈哈大笑，其他人似乎都喝醉了，不明就裡地陪笑起來。阿傑看著整桌十多個人，笑容逐漸黯淡：「如果那時有被發現就好了。」 「為甚麼？」阿靜問。 「那我做的事也有點價值。」阿傑說，向其他人說：「這是阿靜，我老婆。」別人還沒回應，婚宴司儀的聲音通過喇叭傳遍全場：「歡迎大家來到阿謙和莉莉的婚宴，我是司儀阿恆，是阿謙和莉莉的大學同學，很高興受他們邀請來到這裡，見證他們一生人最重要的一刻。」開始有侍應上菜，司儀繼續演說：「大家可以邊吃邊聽，阿謙說，今天是自由自在的一天，大家可以放鬆點，多喝點。我在大學團契認識他們時，其實一直在想的都是同一句話：『愛是恆久忍耐。』相信我們的大學同學都能理解這句話對於他們的意義，是不是？」阿傑聽到遠處的幾桌爆出低低的笑聲，像隔了個大海那麼遠。 「阿謙是我看過在大學最勤力的人，大三那年他讀到入院兩次。那年，我記得他讀了兩門碩士生的課，還有最高難度的西班牙文，是不是，阿謙？他身邊甚至連一個說西班牙文的人都沒有。」他對著台下笑，阿傑連阿謙的背影都無法看見。「莉莉則是我看過最溫柔的人，聽說從中學開始她就照顧阿謙，但阿謙一直都沒有表示，是不是？到了他讀到入院之後才發覺莉莉的好，再跟她表白。那時莉莉每天都去醫院，我沒有他的學識，但這就是『痛改前非』，是不是？」大家又爆出一點笑聲，阿傑默默開了瓶黑啤，滿腦子塞滿了是不是。阿靜伸手拿去喝了一口，阿傑瞥了她一眼。 「以前我一直以為阿謙是那種埋頭苦幹，甚麼都不管也不想理會的那種，只會讀書的無聊學生。後來跟他聊天才知道，他做所有事都為了日後跟莉莉在一起。他所有做的事，雖然無聊，但只是為了之後『不再這樣』。」司儀說，然後又說了一點莉莉的事。阿謙有一句沒一句地聽。同桌的人也沒甚麼興趣，自顧自地吃飯喝酒，侍應不住端出菜來。吃到一半時阿謙和莉莉前來敬酒，他看起來已不勝酒力。阿傑醉醺醺地遞出酒瓶，邊恭喜邊碰杯。阿傑突然之間生出了一種想要擁抱他的衝動，但雙腳一踩到地上就彷彿失去了所有力氣。「該死。」阿傑想，「這地毯有問題。」他恐慌地低頭看，又回頭看阿靜，阿靜看了看新郎新娘，又回頭看他，最後還是低頭繼續吃龍蝦伊麵，彷彿這輩子沒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阿傑再抬頭看時，阿謙和莉莉已經走遠了。 阿傑一直低頭看著地毯，那是張深棕色的毯子，就像公仔麵湯汁，他嘗試用力踩它，一下接一下地壓著，不知道壓了多久，還是提不起勁。而阿謙和莉莉不知何時，已站到演講台上，他彷彿站不穩了，她伸手拿過他的咪高峰：「話不多說了，真的很感謝大家今日到來。這裡有我們的親人，老師，小中大學同學，教會朋友與同事。不少人是從小看著我們長大的，我們準備了一個投影片。」 投影片從他們出生開始播放，阿傑忍不住打了個小小的呵欠，卻發現阿靜正專心地看。他才想到，他們的婚禮沒有這個環節，事實上，連十圍都沒有擺，因為他們覺得婚禮越簡單越好。投影片從嬰兒到小學，然後出現了中學時的合照，他們中一已合照了一次，兩人看起來像對兄妹，莉莉說：「那時我們連想都沒想過後來會結婚，但愛情就是磨合。我們各自努力，互相扶持，又體諒對方的不足。」照片放到中六那年，不知是誰拍下他們在小吃部複習的樣子，照片裡他們圍在一張圓桌上，同桌的還有低頭在筆記本上畫著甚麼的阿傑。阿靜笑著說：「你看起來好蠢。」阿傑傻笑著，但莉莉沒有提起他的名字，繼續播放投影片：「我們碰到很多了不起的人，很多了不起的事，我們想過學習他們，尤其是阿謙。但我們的生活卻一直維持著平凡。讀書、升學、找工作、結婚。」很快就進入大學時期，還有張照片是她在病床前自拍，憔悴的阿謙斜眼看著鏡頭。一直放到最後，都是些普通的合照，莉莉最後說：「平凡是為了日後的美麗，平凡只是過程，我們就是我們。《羅馬書》裡面說，『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因為平凡，反而能成就不平凡的愛情。感激你們當中的每一位。」 阿傑拍著手，轉頭看阿靜，卻發現她眼裡亮著水光。他正想問甚麼回事，同桌黃色領帶的忽然吐了出來，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沾滿了西裝與地毯。阿傑吃了一驚，差點也吐了出來，他把喉嚨的異物壓下去正想幫忙時，想起身上這件是他唯一一件西裝。有幾個人架起了黃色領帶把他抬到廁所，紫色領帶捲起衣袖扶著黃色領帶，但袖子卻不斷掉下來，內內外外沾滿了嘔吐物。阿傑想：「再過一陣，可能我就能站起來了。」但到了散場之前，再沒有讓他站起來的機會，更多喝醉了的人開始鬧事，他們高叫著「洞房！洞房！」過了一陣嫌不過癮，又叫「生仔！生仔！」阿靜到離開之前還是不發一語，她把手機收進手袋裡了，他們一瓶啤酒接一瓶啤酒地喝著，彷彿喝下了一整個大海。半醉半醒間有人拿了那本旅遊天書給他簽名，他指著阿靜說：「她才是真正的作者。」阿靜迷迷糊糊地笑著簽名，那花體字看起來像公文下款。 那晚回家，他們站立不穩地在路邊攔了一台計程車，阿靜握著他的手，在他的掌心裡來回撫摸，阿傑把頭伸過去吻了她的臉頰。夜色往後不住退去，像最初褪去長裙時的好奇，像還會存錢前往日本的那段日子重新降臨。阿傑醉眼朦朧地看著她，彷彿一切都沒有變過。回到家後他們把衣服脫了，滾到沙發上，電視從出門前就沒有關，說著沒人聽懂的日語。他們被外國的光影包圍，有時阿傑在上面，有時阿靜在上面，直到最後，阿靜喊著：「在裡面，在裡面！」阿傑感覺自己面前打開了一扇門，於是他沒細想，就真的在裡面了。那時阿靜看起來很痛苦，像野獸般掙扎痙攣，阿傑想，裡面一定有很痛的東西。於是隔天他出門給她買了藥。從那時開始，阿靜就討厭每晚宵夜吃公仔麵，也討厭每天下班回家後看見足不出戶的阿傑。阿傑想，她定然在討厭別的更龐大的東西，才會每天都臭臉露出恨意。但他並不想掀開她的痛苦。 他知道是自己的錯，他並不應該在裡面，但那時候誰又能想到呢。但他覺得雙方都有責任。有責任就代表有負擔，有負擔就會有埋怨。麵煮好了，他用筷子把麵夾到兩個碗裡，把熱水澆進去，再把碗底的調味粉攪上來，渾渾濁濁染成了棕紅色。阿靜並沒有要幫忙的意思，他就把兩碗麵端到客廳餐桌。電視的光映在湯汁上。 中學同學的群組在那之後熱鬧了一陣，很快又沉寂下來。再活絡起來是因為大家要為阿謙和莉莉辦踐別會，他們兩人要移民到美國，繼續攻讀博士。阿傑沒有出席，在之後以及更久以後，也沒再跟阿謙聯絡。他偶爾會想到，應不應該問婚禮那天的啤酒為甚麼是這兩個品牌呢？如果阿謙提前問他的話，他可以提供更好的選擇。同樣揮之不去的，還有那張像公仔麵湯汁般的地毯，黃色領帶吐過之後有賠錢嗎，還是像他們的友誼那樣不了了之。但他現在能回答得出那個問題了：「煙不好抽。」幾年後阿傑的肺蒙上陰影躺進醫院後，阿靜隔幾天才來看他一次。 那時她的手機畫面再也不是富士山，換成了一張在家自拍的照片，剪成短髮的她皮膚光澤不再，用手機濾鏡加了誇張的眼影腮紅。阿傑也開始在家裡貼上自己設計的漫畫人物海報，那些旅遊天書早就送光或自行銷毀了。事實上，他的專頁大不如前，台灣近年多了太多同樣風格的漫畫，他已逐漸過氣，現在他最忠實的粉絲是他自己。最近，為了節省水電費用，他開始中午出門散步，一逛就逛到黃昏。他發覺即使搬來這裡幾年了，一切仍不熟悉，好似曾經來過又好似沒有。在他腦海裡記憶猶新的，始終是獨自一人在京都裡閒逛時嗅過的空氣，如果那時有帶幾箱回香港就好了。在街角的藥房倒閉了，一直都在招租，阿傑想，如果當天沒有進去，生活會否依然向他關上一扇門？阿靜曾經說過，金閣寺是被燒燬過後再重建的，現在的其實是假貨。 躺在醫院裡，百無聊賴的阿傑把繪圖版和電腦都用到沒電了，他帶來了《漫畫深度圖解日本 京阪神旅遊究極攻略》重讀，卻驚駭發現，裡頭每幅圖畫每篇文字看來都陌生，好像出於別人之手。護士經過時跟他閒聊：「你想去旅行啊？」他說：「去旅行嗎？也許吧。」阿靜來探病時，他思考了好多好多想要問她的問題，但當短髮的她穿著牛仔褲走進病院時，他卻甚麼都不想問了。她看著他把難吃至極的醫院飯菜吃光，眼裡閃過一絲不忍，但還是沉默不語。阿傑忽然說，如果，如果那時，我們有仔細想過，妳懂我的意思，如果我們沒有那樣做，現在會怎樣？ 阿靜看著他，把手機放到床尾，上頭的自拍照一閃一閃地被訊息蓋過。他忽然想起好久以前，夜晚聽著日本的海浪聲，在她裡面的那一剎那。在那時，門還沒有關好，但他們都無意轉身。她說，如果真是那樣，我們就不是我們了，你懂我的意思嗎？我們之所以是我們，是因為我們沒有選別的路。你覺得呢？她說。 阿傑甚麼都沒說，他猜想，生活裡一切不如意，只不過是舊病復發。他的思緒無可避免地飄回了那一晚，就在那晚，放近她的調料包沒被察覺，她的手機訊息沒勾起他的興趣，被遮蓋的仍是富士山，書櫃上仍然有書。當兩人看著電視吃公仔麵時，電視依然放著生活冷知識的日本綜藝。有好些日本人在分享家居的整理方法。他們一言不發地盯著字幕，把麵吸進嘴巴時雪雪作響。當電視裡的日本人依舊「nani？」、「hontōni？」、「hea——」地說著話時，阿傑看到其中一個人說：「家居打掃的大忌是同時做幾件事，這樣會做成塞車。我們應該先把要晾的衣服晾好，再處理要夾的衣服。而洗碗的時候我們通常會把衣袖往上摺，以免沾濕。如果衣袖朝外褶，這樣很容易再掉下來，但只要把衣袖朝內褶，這樣就能很穩固。因為衣袖朝內褶，衣袖和手臂之間就不會有空隙。」他把麵吸進嘴巴裡，說：「要不要學一下？」 阿靜放下筷子，頓了頓，想說些甚麼又閉起嘴巴。她站起來，走了兩步又頓一頓，最後還是甚麼都沒說，徑自回到房間去。阿傑看著她的背影，直到隱沒在房間陰影裡，等了好久她還是沒有開燈。她是生活裡一杯解渴的啤酒，被他打翻了。他一直望著房門，望到節目播完了，又換成下一個日本綜藝，內容是甚麼他也不知道。他把她的麵端來吃光，麵吸飽了湯汁泡得又軟又爛，又鹹又臭，客廳裡的日文穿插著雪雪作響。那時，他彷彿自己是個未出生的嬰兒，客廳是那麼漆黑，只有說著外語的誇張的光。他想到阿謙和莉莉，想到普通與平凡，想到愛是恆久忍耐，又想到盼望那所看不見的。他煙癮酒癮大發。那時一切疾病與崩塌，尚在裡面，尚未誕生。

原刊於Openbook 。 2023年7月，當時有800萬訂閱的馬來西亞YouTuber Uncle Roger又被炎上了，從批評BBC蛋炒飯的教學影片獲得千萬點閱起，他開始與倫敦的新加坡米其林餐廳合作拍片，又或與日本廚師合作蛋包飯和拉麵，快速竄起成了亞洲菜代言人。對於歐美人亂搞亞洲菜，他講得最多的評論是「你讓我們的亞洲祖先痛哭流涕」。 不過，亞洲菜存在食物鏈，它的擺盤是冷戰地緣政治。「柬埔寨菜和寮國菜都是垃圾，是泰國菜的大便版本。」Uncle Roger放話時大概沒想到，亂噴幹話是要付出代價的。 人紅是非多，如果是別人說就算了，偏偏Uncle Roger有800萬訂閱。過了幾天，柬埔寨旅遊局局長發了篇聲明，表示「極度遺憾」，這位喜劇演員「嚴重影響柬埔寨的美食旅遊形象」，要求必須道歉云云。真是相當溫和的說法，如果是鄰國外交部，肯定就是搬石砸腳玩火自焚絕不容忍說三道四了。 飲食這回事總是能吵個塵土飛揚，是網絡世界裡每個人口袋裡的戰爭。台灣南北部粽吵得讓人莫名奇妙，香港蛋撻有酥皮派跟牛油皮派，披薩可不可以鳳梨，拉麵能不能夠玉米，每個人都在口袋裡準備好一根中指，隨時拿出來舞個劍氣橫飛。 至於柬埔寨裔美國作家安東尼．維斯納．蘇（Anthony Veasna So）則是反向操作。在台灣最新翻譯出版的小說集《餘興派對》（ Afterparties ）裡，一位亞洲媽媽角色簡直就是逆向Uncle Roger：「泰國菜只是糟糕的高棉菜，不然我要做甚麼？去學義大利麵嗎？」幸好義大利和泰國的旅遊局局長沒太上心。 離鄉別井的人總會掛念舊地的飲食，因天安門事件決定留美的哈金寫道，許多流亡人士最常談起的，就是將來有朝一日能回家吃餃子。又或越戰期間輾轉逃亡到加拿大的金翠，烤麵包機是她弟弟唯一從一個國家帶到另一個國家的小玩意，彷彿是他不再盲目漂流的一種寄託。我有一位因為2019年移民到東京的香港朋友，說在那邊吃到澳牛傳人煮的蝦仁炒蛋時，差點淚灑當場。味蕾是無法反離散的，食物是我們的餘興派對。 你永遠不會懂的，是派對以前的飢荒 對於柬埔寨人來說，食物是特殊的，甚至帶有一種尚未淡去的血腥味。在1975到1979年的紅色高棉大屠殺時期，飢餓被當成政治工具。報導文學《獨裁者的廚師》裡寫道，飢餓被紅色高棉政權用作不服從的懲罰，是作為出身不好的懲罰，是作為疾病的懲罰，是對革命事業無用的懲罰。飢餓能維持秩序，取代了所有的念頭。 這道陰影延續至今，在《餘興派對》裡成為一個象徵。在這部關於柬裔美國人的小說集當中，每個角色都拖著赤柬的無形腳鐐踉蹌維生。小說裡遍布混亂、惡臭、焦慮，瀕臨崩潰，無路可出。一切與餘興派對這個書名形成了尖銳如飢荒般的對比，像一隻在胃裡緊抓擰轉的手。派對的意思是迷醉，作為暫時逃逸的窗口，儘管過量的酒精必然會帶來胃痛。 皇上皇超市的老闆是小說集裡的標誌性角色，經營亞洲超市的他身上散發著難聞的臭味：生雞腳、生魚、生魷魚、生螃蟹、生豬腸、豬血，而且店面還沒有空調。供應食材的他脾氣暴躁又斤斤計較，這家超市也不是他想經營的，只是從難民父親那繼承而來。「他延續父親辛勞的工作，確保那可憐的難民沒有白白浪費一生。」在這種得過且過的生活裡，老闆唯一的自尊與快樂來自打羽球。羽球是他生活裡的餘興派對，儘管他根本沒有朋友，唯一能得到的快樂是痛宰當地的柬裔美國人後代。 不過比超市老闆年齡小一輪的孩子們眼裡看出去的世界，地平線要寬廣太多了。口裡說著大屠殺的是他們的祖輩，繼承悲痛回憶的是他們的父母輩，他們經歷的是一個全新的當代：「社區已轉型成更好的形象，大學學位和好市多的大批食品遍及各地。然而，在所有因謀殺而死的柬埔寨人墓上，在媽媽們為了消除肉體創傷而做的拔罐瘀傷上，我們發誓，那些生魚的惡臭以及其他一切的惡臭，未曾止息。」皇上皇超市老闆作為一個象徵，蒼蠅般纏繞在享受餘興派對的每一個人身上，他們的舞姿笨拙，他們的飲料腥臊，他們的視野模糊。 「紅色高棉掌政期間，人們吃的不只是老鼠。人們吃蝗蟲、蟋蟀、蛆、紅螞蟻和這些昆蟲的卵。人們到森林裡抓狼蛛，用煮的或生火堆烤來吃。人們吃蝙蝠，或煮或烤，甚至喝蝙蝠血，相信這樣可以得到力氣和健康，因為蝙蝠吃很多水果。」《獨裁者的廚師》這樣記錄。 從那個年代逃生的人們如今在美國劫後餘生，《餘興派對》裡「有自視甚高的叔叔假裝有皇室血統，將加州當作他們的好萊塢，讓經歷過難民身分的名人閃閃發亮，並將人行道當作巨大的紅毯，供他們昂首闊步。」 餘興派對的原文是Afterparties，在廣東話裡，Afterparty的翻譯是「下場」。下一場。結局。結局以後。它不是post-party，不是「後」派對。敘事時間從派對開始，人們嘗試用酒精暫時澆熄過往的事。「你們這些混蛋永遠都不會懂的，」皇上皇超市的老闆罵罵咧咧，就把時代的書頁罵翻過去了：「就像我這年紀的那些廢物，永遠不會懂波布幹的那些垃圾事一樣。」 被生活泡軟的歷史，掰成一個一個版本 超市老闆的一代不懂過往充滿血腥的故事，也不願去理解此後移民的掙扎。至於小說敘事者的那一代，也像是被生活排除永遠在外：「我想起年輕時的自己是如此渴望逃離這座山谷——我的父母便是在此地，遭到遺棄與被忘——緊握自己所擁有的承諾，為了夢想而拚命搏鬥。我說服自己，真正的機會在電視上的大城市，現實生活會在那裡展開，我可以盡情做我自己想做的同志。」而生活像泥濘，歷史也如同手銬，禁錮了往前的步伐，就連往後撈取也困難重重。 在《餘興派對》全書最後一篇裡，一位母親對兒子心情矛盾地述說著，年輕一輩「對獨裁政權、集中營與大屠殺的無窮好奇，總使我困惑不已，甚至不安。」他們想知道自己從何而來，歷史有多麼沉重，但這些都是上一輩的創傷，是他們難以處理的經驗。「我始終認為大屠殺是我們所有問題的根源，卻也不是問題的全部。」因為問題只會越滾越大，移居外地本身就帶來問題，問題乘以問題，負負並不會得正。 小說向我們殘忍地展開了一個懸而不決的判斷，那就是融入當地抑或緊握歷史，保持記憶以及決定淡忘，都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移民作者們，甚至是移民後裔作者們，都碰上根源相異但進路類似的推論。英國作家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就寫道：「第一代人做的是第二代人不想做的事，至於第三代人，他們做甚麼都可以。」在《餘興派對》裡呈現的，是三代人之間的拉鋸，從屠殺倖存者，到超市繼承人，以及渴望前往電視上存在著美國夢的大都市。 無路可出之時，他們只能期待著在工作過後，在重擔之外，有一場可以爛醉如泥的餘興派對。將Aftermath替換成Afterparties。眾數的好下場。 人在東京的香港朋友研究歷史，他在讀顧炎武時啟發出一個定論：移民無世襲。移民生活本身就是一場難以突圍的困局，日復一日的問題浪湧而來，將歷史消解，再攪拌，其後重組。剩下來的只有版本，各種各樣的版本，隨著時日遠去。皇上皇超市老闆的記憶和屠殺倖存者的版本，年輕人的版本和他母親的版本。 就像飲食，柬埔寨人認為自己比泰國優越，馬來西亞人覺得泰國比柬埔寨和寮國優越，一個版本是另一個版本的大便版，反之亦然。困頓的生活就在這樣諸如此類的爭論裡被暗自填滿，暗自藏在口袋裡握緊的拳頭鬆開又鬆開，淡化又軟化過去。偶爾有一些尖銳的記憶和情緒在餘興派對時隨著酒精爆發，但就像看著皇上皇老闆打羽球的年輕人所說的：我們爛透的生活中有太多混帳，我們沒有足夠的心力去應付了。 後記：在《獨裁者的廚師》裡，作者訪問到一位在赤柬領導人波布過世前成功訪問到他的記者，他到叢林裡的竹屋找到波布，發現「波布的妻子與年幼的女兒幫他闢了一座小菜園，而他吃的東西都是從泰國走私來的。他喝的是摻了泰國鹽的中國茶，跟高棉與中國的食物要讓他們喜歡許多，這是他們骯髒的小秘密。」不知道柬埔寨旅遊局局長會對此發表怎樣的聲明，順帶一提，Uncle Roger的讚好快要突破一千萬了，希望Jamie Oliver快點答應跟他合作。

◎ 原刊於 Openbook專欄〈書．人生〉 ◎ 入選《九歌111年散文選》 大三那年暑假我接了份暑期實習，其實我那時沒想過去打工，但學系要求我們實習過才能畢業。那就好吧，我心不甘情不願地比同學們晚了投履歷出去，結果今日你聽過的媒體比如立場新聞、獨立媒體、香港文學館、字花等等全都聘到我同學了，我還是兩手空空。最後我亂投履歷去了一家政府轄下的非牟利大廈工作，那是一棟十層樓的青年中心，每天看些未滿十八歲（通常未滿十歲）的小孩亂跑。我負責慢慢走過去，叫他們安靜點，這裡還有人想安安靜靜睡覺和打手遊呢。 如果你想知道甚麼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的話，這就是了。這鬼地方離我家兩小時車程，我每天九點準時來到辦公室打卡，打開email確定一如既往空空如也。其後我開始剪報，主管交給我的任務是每天去搜尋一下有沒有媒體報導過這棟建築，想當然不可能有，於是她就叫我印些有意義的新聞出來湊成一份文件。就我所知直到我離職那天她都沒看過。 早上搞定這事後，十一點我會跟實習同事們巡邏這十層，意思是先到地下抽根菸轉兩場珠，然後散步到中午，吃完午餐後回到位子上打手遊，偶爾看看書。可能會有電郵吧，但急件不會寄給我，我隔天再看。那個暑假，我賺得比所有同學都多，我拿錢去刺了兩個青，左手右手。 畢業後我陸陸續續去過不同辦公室，能接受兩手刺青的工作也不會正經得去哪，於是通常不會像這個青年中心一樣全是隔間，大部分是一張桌子坐四到六個人。而這些工作也沒有餘裕能花錢請你剪報，你得把皮繃緊每天準備解決一大堆麻煩，小至回信說收到，大至幾百萬的補助，全部人都得擰成一團把工作搞得像解謎遊戲。這些公司講求KPI，講求效率，又或如我有位老闆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這有甚麼意義嗎？值不值得？我也不算很知道，但是以適當的效率去執行老闆的意志（意義）就等於工作的目的。以上大概就是我這十年來學習到的事。 隔間地獄的誕生 關於效率，沒有比在實習時期待過的辦公隔間更有代表性了。那時我擠在一個小空間裡，前後左面都是隔板，右邊剛好是面牆的走道，主管坐在我後面可以隨時站起來看我有沒有在好好工作。但由於我沒有任何工作，每當聽到她站起來時我就假裝檢查email。廣東話叫這扮工，相信是我所有同齡朋友共有的經驗。印裔美國學者尼基爾．薩瓦爾（Niki Saval）的著作《隔間》研究的，就是這個分隔人類的狗屎是怎樣誕生的。 辦公室的歷史能回溯到近代的記帳房，一直到十九世紀在美國漸漸成型，並在一九五○年代迎來了爆發期：戰後、嬰兒潮、摩天大廈、八○年代經濟奇蹟等等，當然最重要是白領征服了藍領，大家都不想去工廠勞動，同時又想去管勞動的人，白領的黃金年代從此誕生。在美劇《廣告狂人》裡就能略窺一二。 不過早在二十世紀初期，辦公室文化早已萌芽，包括辦公室政治啦、為了升職弄小動作啦、各自搞小圈子講壞話又一起討厭老闆等等，全都是辦公室的悠久傳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傷患，原來再早一點點，十九世紀各地的記帳房早已催生出坐骨神經痛、近視、精神衰弱等問題，當然還催生出不想再打工了的《白鯨記》和《錄事員巴托比》。後來，《隔間》就記載了一個名為普羅帕斯特（Robert Propst）的發明家想要改善辦公室的痛苦狀況，而他提出來的解決方案名為「行動式辦公室」（Action Office）。 讓我們來看看對於行動式辦公室的描述：「大部分的辦公室設計考慮的都是如何將員工固定在辦公位，而『行動式辦公室』考慮的卻是如何讓員工『運動』起來。普羅帕斯特多年來思考著人類環境改造學，他認為身體的運動有助於白領工人腦子的運動——那無休止的充滿創造力的腦子的運動，兩種運動旗鼓相當。『行動式辦公室』的廣告中，員工始終處於運動中；廣告裡的人們很少坐著，而即使坐著時，也展現出一種『隨時而起』的動態。」 聽起來是不是很棒？那我們來看看行動式辦公室的廣告： 如果你是一個採購或財務部的主管，又或是在玩辦公室經營遊戲，你會怎樣處理這個設計？可想而知，首先不會有雜誌架，請努力工作不要偷懶。增加員工心情度的擺設放在辦公室中間輻射快樂度出去就夠了。然後是擺放位置，怎麼可能會這樣浪費空間？其後，行動式辦公室的善意很快就被磨滅掉，成了一堆實用取向的直角，擺放方法如下： 誰敢無緣無故站起來啊？這玩意叫隔間農場（Cubicle Farm），我大概就是坐在左後方那種角落打手遊。在一九九八年時，光是美國已經有四千萬人在這種「行動式辦公室」裡失去行動能力。普羅帕斯特說：「不是所有組織機構都足夠智慧和進步，許多庸人佔著管理者的位置，他們只知道採購一模一樣的辦公設備和家具，然後打造出令人極其難受的環境。他們搞出了一些小得不得了的隔間，然後把人們塞進去。那是些毫無生氣，像老鼠洞一樣的地方啊……」說了這話兩年後他就死了，恭賀新禧。 這些老鼠洞所對應的是效率，如果玩過像《雙點醫院》等等的經營遊戲大概就能理解了：最便宜的成本、最小的時間、達到最大的效益。而辦公室也是如此，關於管理學最有名的就是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論述了，以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去算效率：「為了保證所有工人都能最快最有效地工作，他僱用了專人用秒錶給每個工人的每項操作計時。觀察結束後，泰勒對每項工作進行了分解，然後給分解後的每個模塊設定一個標準速度。」想想看你上班時主管在隔壁拿著秒錶，算你要在三分鐘內回覆一個電郵吧，前提是有這麼多電郵要回的話。 泰勒的做法並不只是為勞動進行細分，畢竟流水線早就發明了，兵馬俑和金字塔也是流水線蓋出來的。泰勒所做的，是讓僱員屈服在一個體系之下，而這個體系的目的是「強制地提高效率」。而這後來就衍生了管理層的出現，畢竟，如果沒人管理的話哪有員工想這麼慘呢。後來，為了妥善提高效率，出現了惡名昭彰的人力資源部（human resource），以及發現只管一味鞭策勞工會產生反效果後衍生出來的「同樂日」、員工旅遊、尾牙等等以為能夠維繫關係的東西。其實所有人只想回家躺平。 很多事情，其實都是管理階層的自說自話，甚至可以說是一廂情願。隔間和效率是一脈相承的，以及所有管理層都想有自己的房間，方便在裡頭發號施令。然而，這就出現了一組矛盾：如果事實的確是這樣，為甚麼有那麼多人可以躲在隔間裡玩手遊上社交媒體發廢文？為甚麼效率至上的思維已經一百多年了，我們的工作還是這麼低效？當然，最主要的是：為甚麼我們那麼討厭上班？ 狗屁工作的誕生 上班是有意義的嗎？值不值得？我老闆問的這兩個問題剛好切中核心，說起來我這幾任老闆全部或多或少都碰過些哲學，總是能問到些上班本體論的問題，往往令員工們大惑不解。當然，上久了班就會慢慢摸索出自己的哲學，但對於職場新鮮人來說，這些問題就指向老闆本身。相信不少朋友都碰過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幹嘛的管理層，就像我實習時的主管，令人不得不問出：到底你在管甚麼？ 美國社會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二○一三年時發表了一篇名為〈論狗屁工作現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的文章，後來反應熱烈，Email都被炸爆了。導致他決定收集這些來信再加以思考，在二○一八年時擴寫成《論狗屁工作》一書，專門探討這個現象。以書中的定義來說，狗屁工作即為「完全無謂，不必要或有危害，甚至連受僱者都沒辦法講出這份職務憑甚麼存在，但基於僱傭關係的條件卻覺得有必要假裝其實不然，這種有支薪的僱傭類型就叫狗屁工作。」 在這裡，有必要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和「屎缺」（Shit Job）做一個區分，屎缺是些爛工作，通常工資很低但是有意義的。比方說是出版社編輯，《隔間》一書更把出版業的屎況追溯到一九三○年代：「圖書出版業比其他大部分辦公室環境來得惡劣，因為這裡培養出一種『虛假的高雅氣質，許多員工在這樣的氛圍中自我欺騙，看不清現實。』哪怕在此行業中『大部分辦公室員工的收入很糟糕，』並且『常常要免費加班』。」 屎缺是大家都認為、而且員工也自認為有意義的工作，而意義可以當飯吃，收入像我一樣通常不會太高。與此相反，狗屁工作卻可能賺得比較多——想想我在青年中心賺的錢比去做記者的同學還高——但完全沒有意義，而且對人身心造成損害。格雷伯為狗屁工作分了五類：幫閒（flunky）、打手（goon）、補漏人（duct taper）、打勾人（box ticker）、任務大師（taskmaster）。 以便理解，我們可以視這五類為一）大老闆直屬的五個秘書的第三或第四個，充場面用、二）電話傳銷員或開Line群組的，煩別人用、三）IT部那個看起來永遠沒睡飽那個，執屎用、四）跑一堆莫名其妙業績的，充門面用、五）叫你去剪報的，創造垃圾用。 我想最棒的例子莫過於我朋友M了。M有一個主管P，P在一家公司裡管一個空殼部門。這年頭空殼部門多得去了，各有各的意義和計算。正常來說這些部門是用來撈點錢或名利的，又或只是老闆忽發奇想覺得需要一個部門來處理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P顯然沒有這方面的才能和思考，只決定要讓M忙得靠北來讓他的薪水值回票價，於是M在公司那一年憑空生出一些文件、造些假帳、幫主管和老闆擦一些沒有意義的屁股，比方說當他們對客戶亂說話後他就要去道歉、替植物澆水、掃地、補飲水機的水，對外還得宣稱這家公司多有意義，儘管M知道這裡根本甚麼事情都沒發生。最後他直接裸辭，我始終難忘他離職後連皮膚病都瞬間康復的樣子。 M顯然是個打手、補漏人與打勾人的垃圾remix，補一大堆漏，以及滿足老闆們莫名其妙的業績要求去打一堆勾。格雷伯說，補漏人很難不察覺自己在做狗屁工作，而且通常很憤怒，這就無庸贅言了。「清潔是一項不可或缺的職能：東西僅僅放著就會積灰塵，平凡的生活起居也很難留下不需要整理的痕跡。不過，要是有人製造莫名其妙、不必要的髒亂，任誰來打掃都會火大。」補漏人通常都幹不久的，我也建議大家如果還在做白工的話，趕快辭職，世界很大，賺少一點也比拿錢看心理醫生和物理治療好。 換言之，很多工作都是一場假扮的遊戲，比如說當我實習時，我假扮有在工作，主管假扮把任務分給我了，大家其實假扮的是這份工作是有意義的。比如說，M假扮自己勤於且熱愛工作，P假扮公司運行得很順利，大家假扮的是這個空殼部門是有意義的。管理，問題始終出於這個近兩百年來變得越來越僵化的詞，從行動式辦公室的願景壽終正寢這個案例裡，我們就能看見「在複雜組織裡，將管理主義的意識形態付諸實行，才產生了狗屁工作，跟資本主義本身無關。管理主義落地生根，隨之而來是一整批職員，他們的工作是維持管理主義的碟子轉個不停——策略、績效目標、稽核、檢討、考核、更新策略……」 這年頭要怎麼打仗呢？想想看你移動一台坦克時要填多少份文件吧，路線圖、應急路線圖（第一份是有用的，後面三份是業績用的）、士兵表單（最可能坐上去的小隊，第二隊可能的，排夠十隊）、燃油報表（不同公司要比對價格）、零件檢查（外包給狗屁公司做）、出發前打勾、抵達後打勾、打勾完要弄成excel（不只一份，因應主管不一樣要調整格式與用詞）……想到這點就為那些填表的員工深感同情，他們通常是最希望核子戰爭的人，因為那樣他們就能從人生放工了。 作為社畜的我的誕生 當我今年終於再次做全職工作，以及跟不同開始投身職場的朋友聊過後，總會碰到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上班族，你是被買下了人、買下了技能、或是被買下了時間？由於來了台灣後身邊的朋友多為研究所同學，大家都老大不小臨近三十才第一次去上班，通常直觀的答案都是「被買下了時間」。但這個回答其實很可疑，因為時間是怎樣才能被買賣的？時間即是金錢？所以如果業績提早達標了，人還是得在辦公時間繼續假裝在工作，就是這個意思嗎？我去問他們，他們思考了一下，向我表示這就是正常而不盡完美的職場生態。 格雷伯描寫了這個怪異的現象：工作者的時間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屬於買下時間的人。只要員工沒有在工作，他就是在偷某種東西，而僱主為了那樣東西付了一大筆錢。根據這套邏輯，怠惰不是危險，怠惰是偷竊。 實在是罪大惡極了，管理層由這種觀念出發，讓所有人繼續坐在辦公室裡假裝他們有在做事。也許管理層都是傅柯與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信徒，只要讓員工多多做事培養出做事的慣習，他們就會身心靈屈服於管理主義的規訓淫威。只不過，事實是所有人都會偷懶，沒有人在工作時不上社交媒體，並在下班前十分鐘才把工作上繳。《隔間》記載道：早在一九二○年代，就有些科學家想研究燈光與工人效率之間的關係。研究的假設是這樣的：燈越亮，人越快。結果實驗的結果有時是燈光亮，工人效率差；有時是燈光暗，工人效率高。研究員們百思不得其解。 最後的結論是：當研究員看著工人時，工人的效率會變高。除此以外管他去死。 但深層次的問題其實是，工人被買下來的是技能與勞力，他們習慣的是間歇式的工作方式，就如季節，正常的人類工作模式是劇烈噴發能量，然後放鬆，再慢慢加速到下個密集階段。但管理層出現後，上班那十個小時都得按一個標準來做事，這違反人性。不過，「在十八世紀走向十九世紀的過程中，從英格蘭開始，舊時間歇的工作風格越來越被時人視為是某種社會問題。中間階級逐漸認為，窮人就是缺乏時間紀律才會是窮人；他們浪擲光陰那副渾不在乎的模樣，就跟他們把錢賭光時如出一轍。」 疫情過後，在家工作大幅激發了這種管理的恐懼，所有員工都在家工作而且順利達標，那主管們還能拿秒錶和燈光去算些甚麼呢？事實上，公司還是可以運行下去，反而是主管的意義沒有了，因為其實很多事情都是不需要管的。 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工作反而迸發出了生機，因為這些人首先有著「虛假的高雅氣質，許多員工在這樣的氛圍中自我欺騙，看不清現實」、「大部分辦公室員工的收入很糟糕，常常免費加班」，因此他們的人生一分為二成了一組齒輪，讓個人生活與工作成為一組相互推進的機器。在疫情之前這種工作模式已經存在了，但大多是記者，但現今由於辦公室的失能與主管階層的廢冗化，職員的動能反而在辦公室的弱化後被解放出來。這可以說是游牧與建制之間的動態關係，也能說是對管理主義比出的一根中指。工作的事情做完了，意義的滿足感得到了，隨後的時間我就躺平做我自己做的事，並在其中榨取一些專屬於我的意義。這些意義又能回歸到上班時需求的創意輸出，周而復始。 在今年年初，剛剛接手出版社工作的我在勉強趕上業績，那時一個月要同時出兩本書，但我實在是力有不逮，最後公司決定花錢找個實習生來幫我校對，開的是兩個月的全職價碼，我敢說以她大學一年級賺這個錢肯定也是全系第一了。但我實際操作時才發現，除了校對外我實在沒甚麼好交給她，畢竟我手上的工作全部黏成一坨，如果要交接還得花額外時間。價錢開得太高了，我想了想，那應該給她做些甚麼呢？ 但這又回到了那三合一的問題了：公司是買下了我們的人、技能還是時間？如果她被買下的是校對技能，那在此以外也實在沒甚麼好做。最後我決定甚麼都不幹，後來才知道，我避免成了「五大狗屁工作」中的任務大師：憑空創造一些狗屁來營造公司有在辛勤工作欣欣向榮的假象。願她記得曾經幸運逃過一劫，差點就成了狗屁工作假大空意識形態下的亡魂。 所謂的工作，就是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當中扮演一個職員。有甚麼意義？值不值得？辦公室一詞的來源，就是拉丁文中的責任（officiis），所以辦公室一詞暗含的就是一系列責任的意思。而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認為Office就是適合你的、與生俱來的義務。由是，當一個掌控著Office命脈的人來問你做的事有甚麼意義時，你就已經失格了，只能回答：生為職員，我很抱歉。

殺死迷因獲「第24屆臺北文學獎」小說組評審獎，特此致謝。 （部分內容無法於網站呈現，改成截圖，與參賽投稿檔案有差異。） 他成名的時候是夜晚，從一條訊息開始擴散，抵達網站，轉運到更多網站。線條是彩色的，視乎網站配色和設計，留言評分回應互相折疊覆蓋，漫天花雨般四濺爆出水藍色的讚好、澄黃的笑臉與驚訝、亮橘好評與漆紅差評——點連成線，線聚成面——浮現一張他被擊倒的臉。 他把臉從雙手裡拔出來，低頭看著自己濕漉漉地關掉水龍頭。漱口杯歪斜地倒在洗手盤裡。在鏡中他的嘴角畫了一條淡淡的牙膏漬，隨著剛才洗臉的動態綿延到腮。他就低頭再打開水龍頭，甚至提不起力氣皺眉或抿嘴。白色背心還黏著冷汗，起床就像撕開一個包裹。一個成名的包裹，內面是七彩繽紛的殘忍。他再把臉從雙手裡拔出來，看著自己。其實他甚麼也沒看，手機在外面不斷震動。 手機原本設置成飛行模式，人的睡眠是一場飄浮，一旦降落就粉身碎骨。但名氣不會在他睡眠時就放過他，它們的進攻有怡然自得的航線。他唯一能做的是解除飛行模式，並在第一個訊息映現前逃進廁所洗漱。其後，訊息如污水倒灌。震動的聲音在他的耳膜裡波瀾萬丈。電郵、社交媒體、簡訊、討論區私訊、各種通訊軟體。他的手機瞬間涇渭交匯，向他發出淫蕩的挑逗：「想當你的狗～」「誰是小母狗啊？」「汪汪，哥哥我這樣可以嗎？」「異男去死」「噁心」「狗哥，狗哥，狗哥🐶🐶🐶」 數百條訊息是座摩天大樓，不住更新，像子彈電梯往下墜落，卻永遠不會抵達水面。他往外看去，訊息的亮光在床上持久不斷，在那些通知下面壓著的桌布是與女友的合照，她向鏡頭比起的勝利手勢在淫穢的訊息下抑揚頓挫。他就回過頭來，水滴從眉毛落到鼻翼，流到嘴角與下巴，持續往下，一路往下，他跌落到一周以前，栽在交友軟體那個人手上的時候。其時他的女友沒回家，他覺得自己知道她去了哪。但他沒有確認。 交友軟體那人問他有沒有用Telegram，他說怎麼了。那人說Telegram有閱後即焚功能，方便聊色。他說，聊色喔。那人說，對呀，妹妹最近寂寞。他感到自己半身正在焚燒，想到，就算是詐騙也閱後即焚，無傷大雅。不熟悉手上的工具是人類最大的破綻。他不由自主地走進浴室關上門，再鑽進淋浴間關上玻璃門，褲子內褲不知何時已脫掉了。那人傳來一張兩指掰開陰穴的照片，褐色的陰唇與薄荷綠的指甲，是年輕女孩尚未被工作摧殘的手。他趕忙用手磨擦下身，拍下一張勃起途中的照片回敬。那人說，哥哥好大。語言像一隻手，進入他布偶般的意志裡五指箕張，那刻他覺得自己實在是大極了，從水平直到天頂，裡頭每顆精子隨時準備衝上觀景台登高望遠。 他們再用文字聊了一下，他又發了一張屌照，那人又回敬一張自慰的照片。後來他回想，前後兩張照片的指甲油顏色好像不太一樣，手好像也比較老，只是當時，一切閱後即焚，訊息在畫面只停留十秒就不見了。他們哥哥妹妹地打字聊了一輪，他右手不斷捋著硬得發痛的陰莖，心想聊色真是好東西。之後，他讓那人趴著。那人說，趴好了。他說，要幹你囉。那人說，好大，好舒服。他說，你這樣好像狗喔。那人說，我是你的小母狗。又說，想看哥哥幹我的樣子。他打開鏡頭，對準自己，促狹地笑著：「誰是小母狗啊？」 對話框沉默了一陣，其後他看見通知：對方已錄製螢幕。 那時他來不及想的是：我連那人是男是女也不知道呢。 隔天起來，他女友提醒他說她明天要坐高鐵到南部參加研討會，順便留下來做一禮拜田野。他的意識裡閃過了一個男人的臉，但他沒空去想。他惴惴不安地胡亂回應，她奇怪地看他一眼。那天他如常上班，她如常在家，研究一堆民間故事和童話。晚餐他們吃了便當，看了一陣影片，做了愛，他不敢讓她當小母狗。她問他為甚麼今天那麼安靜不講Dirty Talk，他說心情不好。她還安慰了他一陣。洗澡，刷牙，各自躺在床上滑手機，然後，正當他覺得其實也沒發生甚麼事倒頭大睡之際，他紅了。他的臉在網絡上漫山遍野穿州過省，還多了個威風凜凜的代號：狗哥。 〈台男太丟臉！自拍屌照還追問「誰是小母狗」網：噁爆〉 〈網聊叫陌生人小母狗糗大了！噁男「狗哥」慘遭肉搜〉 〈噁男傳她「超露骨內容」…卻爆紅了！網：有可憐有推〉 有些文章有替他打上馬賽克，絕大多數沒有。噁男似乎沒有人權，大概是比人類低等的物種，類似猿猴猩猩或狒狒，除了橫屍車底被又拍照上傳外沒甚麼需要保育的理由。他看著自己佔了大半個螢幕的臉，非常癡漢。其實影片才五秒，就一句話，現在播放次數加起來也有幾十萬了。有些人說連續看了十次，又有人說想當狗哥的小母狗。有更多人為他做了迷因：「當你到寵物店去，一般人：*狗的品種*。狗哥：誰是小母狗啊？」、「史努比的兄弟姊妹都長得差不多樣子，狗哥：誰是小母狗啊？」還有電音Remix，嘻哈Remix，流行經典Remix：「快使用雙截棍，誰是母狗！快使用雙截棍，誰是母狗！」小賈斯汀的〈Baby〉全長3分40秒，播放數有25億，這加起來的時間長達18000年。18000年前，石器時代的人連狗都還沒馴化呢。當他們馴服狗的時候，會不會也順便發明了母狗play？他慘澹地想，有生之年自己也是當了一回名人了。 女友已經在南部了。他不知道她有沒有看到，他不敢提。他做甚麼都於事無補。他們還是睡前傳訊息，他好怕她傳來他那佔滿螢幕的可笑的臉。短髮，細框眼鏡，瞪得老大的飢渴的雙眼，微哨的門牙。他擠牙膏刷了個牙，齒縫之間彷彿能漏出一叢叢的讚好與笑臉，麵包屑般撒滿一地。鴿群前來啄食，又飛走了。他多想有人前來把他開腸破肚，就地慘死。 他回到座位時，電腦螢幕上被黏了一張便利貼：「我是小母狗，看著我～」他把紙撕下來，但不知道該放哪。附近一定有人在看著他，說不定還在拍他。早上在坐捷運時，有個假裝在玩賽車遊戲的男孩把手機扭來扭去，最後把鏡頭定定地對準他。還有另一個女的，她假裝講電話時用鏡頭對著他，可惜忘了關拍照音效。坐計程車時，司機在後視鏡裡的眼神帶著笑意。世界變成了一個水族箱，又或者說，世界本來就是水族箱，今天輪到他當小丑魚。 螢幕上是一家公司的官網：「本協會為非營利、非政府的民間組織，每年訂定明確的階段性任務，堅守原則並朝最終目標前進。」他盯著這段像樂高般的萬用說辭，放到哪家公司都可以。下午就要跟他們的代表開會接洽了，但網站在他的瞪視下靜止不動，滑動的只有他的意識。他作為內容在網絡上被各路人馬淫穢地翻雨覆雲，幾乎能聽見他們吞口水後發出的溢美之詞：這迷因有夠狂。他還看到有跨國傢俱公司為了賣小狗娃娃，找了繪師來把他的臉畫成卡通——誰要買這隻小狗啊？——五萬讚好，熱門留言都是些網紅、漫畫家、政治人物。這些人的專業就是跑到網上對人落井下石嗎？ 下午的接洽絕對不能失敗，只是，他也只能一次又一次每隔兩分鐘就切換到討論區上自己的頁面，每次重新整理都有新留言：笑死、朝聖、狗哥拜託幹我。他已經追著這些頁面看了兩天，可以說，他就是自己的最佳觀眾，貢獻了最多點擊。兩天前，他查了一下「如何下架迷因」，找到了個當年被弄成迷因的匈牙利老頭，因為他笑得像哭一樣，一夜爆紅。爆紅的形容詞總是一夜。老頭發覺自己爆紅後想要申請下架照片，但無助地學懂了網絡不是一個可以刪除東西的地方，但凡存在過皆永恆。於是，這老頭想，算了，就當人生多點樂趣吧。他瞪著這老頭便秘似的笑臉，心想：這老狗肯定沒試過被人把頭拼貼到一條生蚤癩皮狗上，看你還樂趣不樂趣。 女友還是每晚跟他講視訊電話，他嘗試擺弄鏡頭，讓自己看起來不像影片裡那麼猥瑣。只是影片裡的模樣已騎劫他的意志，彷彿隨時會在唇齒間蹦出那句名言。他就像生出了一個新的自己，並由新的自己強暴了舊的自己。女友說這幾天很忙，收集了同儕的研究資料，又認識了一個比較研究伊索寓言和台灣民間故事的博士。他差點脫口問出伊索寓言裡是不是有很多狗。他想，其實網絡交友和外遇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所有人都有權瞞著伴侶來找點樂子。他敢說她有，他不小心看過訊息通知。不過所有人也只是瞞著伴侶到網上匿名提出這個主張，面對面時又只能把自己縮進脖子裡。 她跟他說了個伊索寓言故事，他心不在焉地聽：有隻小青蛙慌張地回家，跟老蛙說剛剛碰到一頭超大的妖怪，頭上有角，背後有尾，還有四條巨大的腿。老蛙說，那就不過是牛而已，而且哪有那麼大，看我把自己鼓起來就比牠大了。於是牠把自己吹脹，但小蛙說，牛比你大多了。老蛙再把自己鼓脹一點，小蛙說沒辦法，那牛還是比您老人家大多了。於是老蛙鼓足全力，結果這次牠像個氣球一樣，嘭一聲地炸開了。 他問，牠爆的時候長怎樣？她說，像煙火一樣。 他想，那肯定美極了，美得像被亂槍掃射，從摩天大樓跌落海面。 作者     Chinese696969（中華正宗六九大師） 標題     Re: <問卦> 誰是小母狗啊？ 時間     Mon Oct 18 20:25:59 2021 誰是小母狗～～～～ 推 noobmaster69: 幹笑死                          10/18     20:47 → 420Taiwan420: 好想被狗哥幹               10/18     20:49 推 Richdoggo: 快使用雙截棍，誰是母狗    10/18     20:49 噓 KanyeEast: 煩死噁男                           10/18     20:50 推 Gotye2020: 哥哥，母狗喔                    10/18     20:51 午餐時間前秘書跟他說，老闆等等也會列席會議，你要做好準備。他緩慢地抬起頭來，秘書沒有正眼看他，緊繃的制服就像在鎖緊一場大笑，一不小心就會把鈕扣噴滿一地。他說好我知道了。還有，秘書說，平常心就好。他雙手在桌子下握了一握。 待秘書走後，他緩慢地把東西收進一個紙箱裡，像電視劇裡那些絕望被金融風暴殘忍捲入的無辜上班族，雙目茫然渾濁得暈開的黑藍墨水，任由兩手機械收納：時鐘、相框、去年的優秀員工獎牌、某次加薪後犒賞自己買的機械鍵盤、一次耶誕交換禮物換來的公仔、杯子、餐具與衛生紙……他想，我就是狗，我就是一條老公狗了。有個同事路過他的位子時本來還帶著笑意，看見他收拾東西後馬上凝住了表情，踉蹌了一下，停下來幾秒後還是沒說甚麼，走開了。他在心裡說了聲謝謝。 開會的房間裡有台大電視，七十五吋，互動智慧附帶白板功能。他進去時，他的頭就荒淫無道地投映在上，比他真人的頭還要大上十倍，在這數量與質量都顯得崇高的人頭前那台詞幾乎就要脫口而出。他緩慢地把視線轉向老闆，又看向列席的協會客戶，那三十多歲的男人憋得滿臉通紅，最後還是忍不住噗嗤一聲，跟旁邊兩個員工邊笑邊抱歉。他又把頭轉向老闆，想自己的臉一定慘白如紙。老闆說：「來得正好，我們正要開始看呢。」 秘書按下播放，他看著那個自己開始講話：「誰是小母狗啊？」那五秒延長得像一個世紀，一次輪回，一場曲速航行，一畝開天辟地，使他心神恍惚，差點錯過了其後的過場效果，他的臉融化成一個公園，老闆親自配音的旁白說著：「全台灣目前一共有十五萬流浪狗，牠們無家可歸，只能日曬雨淋……」 「很棒吧，」老闆洋洋自得：「不是我吹，這流量一定爆，屌爆，超屌，skr，666。」他不知所措地看著客戶，那動保協會的卅歲男人站起來跟他握手，笑著說：「狗哥，久仰大名。」他心想，能有多久。整場會議他就像浮在雲端，失重得不知所以，像條紙船在河裡漸漸遠去。沒人問他有沒有準備些甚麼東西，只有老闆口沫橫飛地推銷，在白板上他的臉裡畫了一個接一個箭頭與圓圈，客戶們點頭稱是。最後離開會議室時，秘書讓他留下來，跟他說：在計劃裡他的頭銜是演員，演出費是三個月薪水。 與客戶同行的其中一人是導演，另一人是攝影師，他們說要把握時間，先去車上檢查器材，等等拍完晚上就得發。他說，我還沒想好……老闆說，回位子收拾一下就出發，我也要到現場看。他回到位子才想起東西早就清空了。老闆驚訝地說，你東西就這麼少？他想了想，把紙箱子像陰穴般掰開，把時鐘放回桌上。 傍晚時份，他獨自坐捷運回家。他覺得體內有個東西像音樂一樣脈動，不知道是甚麼，他也不想深究，只任由身體隨著行車的節奏搖擺，像嘻哈鼓點重重覆覆。快到終點站時，車廂已經快全空了，他坐在椅子上，忽有所感地抬頭看去，有個男孩正閃閃縮縮地用手機對著他。於是，他站起來，往那嚇得趕忙收起手機卻又下不定決心逃跑的男孩走去，一直走，一直走，至少走了五次影片的長度。他居高臨下地看著那顫抖的男孩，男孩看起來快哭了。他內裡的音樂幾乎要傾瀉出來，快使用雙截棍。 於是，那個男生就聽見狗哥問：「你想要合照嗎？」 「狗哥 您好，我是xx毛孩公司的oo，誠邀您為我們拍攝一則三十秒的廣告……」「狗哥好，我是YouTube頻道的某某，頻道主要關注兩性生活，想邀請狗哥為我們分享調教跟Dirty Talk技巧……」「狗哥，展信愉快，本人為市政府公關宣傳部長，誠邀您為我們錄一則音檔，說『誰是好市長啊？』作公關宣傳之用，酬金若干……」「狗哥 貴安，我是煮食Podcast的xx，希望狗哥可以到錄音室錄一句『誰是小薑母鴨啊』。錄音完成後，我們會送你一箱即食調理包……」 逐篇讀著這些邀請時，狗哥正在跟女友聊視訊。他說之前幾天那些都是老闆想出來的行銷計劃，沒想到還真湊效了。她笑著說，你演得超好笑，我原本差點就以為你真的去聊色了。狗哥說，怎麼會。鏡頭裡看不到他忽然緊貼起來的大腿和坐直起來的腰骨。然後他又模仿了一次影片裡的話，她說，我是狗哥的小母狗。兩人大笑了一陣。她說，禮拜天就回來，記得到車站接我，別紅了就翻臉不認人。狗哥說，誰要人接啊。兩人又笑了起來，笑得讓他感到自己體內有甚麼頂天立地，還橫向地延伸開來了。 隔天，狗哥向公司請了假，花了一早上傳錄音檔給不同媒體，用平板電腦在pdf上簽了一份接一份同意書，跟一個又一個行政確認錢何時進帳。下午，他坐計程車到網紅們的攝影棚或錄音室，按他們指示說差不多的話。一箱一箱業配品他雙手拿不完了，最後索性租下了計程車司機，讓他在各個地方的門口等他。 計程車司機說：「謝謝小老闆。」 狗哥說：「誰是小老闆啊？」 兩人彎腰笑得像一雙半硬的陰莖。 晚餐後狗哥到了松江南京附近一家唱片店，老闆是個DJ，昨天私訊說他就是把狗哥跟嘻哈和電音合成在一起的人。DJ說，想邀請狗哥加入年度迷因音樂計劃，把他合成進一個組曲裡，如果願意的話可以來唱片行聊聊，錄一個音質較好的版本來混音。狗哥說，想不到有天我還能出歌。DJ說，音樂是個好文明。 DJ倒了一杯琴酒通寧給狗哥，他說，串流年代啦，唱片行不得不順便當起咖啡廳和酒吧來賺錢。店裡放著節拍工整的九○年代嘻哈，這是DJ介紹的，狗哥心不在焉地聽著，酒精把他一天奔波的疲憊扭鬆了。於是他決定腳步虛浮地出門跟計程車司機說行李放這就好。三個人就合力把戰利品搬進店裡，狗糧、情趣玩具、調理包、紀念品、寫真集、零食與飲料……臨走前司機向他討了個飛機杯，興高采烈地在善意的大笑聲中開車走了。狗哥跟DJ坐在電腦前，互相碰杯。其後DJ放了一段把狗哥合成進台灣幫派饒舌的片段。 狗哥說，這也太猛了吧。DJ哈哈笑著，不要急，還有更猛的呢。他把混音器推到最大，讓狗哥的聲音佈滿回音地炸滿整個空間，狗哥感到自己幾乎把牆壁都撐開了。其後，DJ把對白像黑膠唱片般搓了起來——誰、誰誰、誰、誰誰、誰是、小、小小小母狗、母狗？誰、誰、誰誰、誰是、誰是—— 狗哥說，哇靠。DJ笑問，還滿意嗎？狗哥說，我不知道該說甚麼。他們又倒了一杯，撕開了一包公關品零食。DJ問，你平常有在聽嘻哈嗎？狗哥說，就聽台灣流行那些。DJ不動聲色地喝了口酒。狗哥自己喝了一口。DJ說，嘻哈一開始是非常地下與小眾的，甚至沒有條件進行創作，絕大部分早期的嘻哈派對也只是讓DJ用黑膠唱機放歌而已。這裡考驗的是品味，而不是技術，在這個時候饒舌還沒發展起來呢，頂多研究出怎樣讓兩張黑膠無縫接軌，這已經很了不起了。那些去不起迪斯可的人們，就會去那些地下派對聽歌跳舞。 後來，有個天才想到了讓人參加他派對的方法，他會放兩張一樣的黑膠唱片，但只輪流放它們的過渡段，也就是Bridge。這是沒人做過的，誰會想到副歌跟副歌之間的地方竟然才是精華，又有誰會買兩張一樣的唱片？所有去他派對的人都嗨翻了，因為，原來角落裡的東西才是主角，最明顯但是沒人提及的東西才是主角，這就是房間裡的大象……他又倒了一杯，狗哥又乾了一杯。DJ說，迷因就是過渡，是一個接一個的過渡。迷因就是精華。 狗哥沒聽。他的手機螢幕忽然亮了起來，在眾多訊息中霸佔了首位。訊息從Telegram來，一瞬把他從雲端扯到地面，再用力撳進地心。那人說：「狗哥，明天見個面？」 狗哥在古亭一家有吸煙座的咖啡廳戶外，他不抽煙，但二手煙似乎能疏導一些緊張感，像污水處理。他就連初次約會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惴惴不安。那人想要勒索還是分紅？會不會像童話故事般前來認錯，還是其實真的想要約炮？有沒有可能是她本來真的想要聊色，但到了一半被男友或丈夫發現，導致這樣的後果？抑或是那種集團式的網絡惡意，只為釣出像狗哥這種寂寞男子，再示眾嘲笑？咖啡廳裡有些人認出了狗哥，喜出望外地跟他打招呼。他們說，狗哥你真人好害羞喔。狗哥擠出一個苦笑：現在是早上嘛。 兩杯咖啡過後，傳給那人的Telegram訊息也沒有被讀，狗哥把整壺水都喝完了，還是唇乾舌燥。他決定回家，繼續錄音給不同媒體與網紅，胡說八道一些沒人在意的個人觀點。比如說如果大家真的聊色，千萬要注意安全，不要拍到臉。動保的廣告觸及率不錯，協會決定砸幾千元下去繼續賣廣告，狗哥就看著自己的臉不斷出現在別人的fb首頁，刷新出大批大批泡沫般的留言。 這實在太神奇了，狗哥想，自己像耶穌，死後三天復活。 他不斷往下滑著，每隔幾分鐘就看到自己的臉一次，這讓他看甚麼都心曠神怡，彷彿廣袤的世界也不過是他個人的倒映，通過他這塊稜鏡可以折射到任何遠方。Telegram那人也沒有意義了，狗哥就是道路真理與光。狗哥好帥，網友說，狗哥有夠屌。在眾多帖文裡狗哥觀察到了一個幾千讚好的影片，是個行車紀錄器影片。在駛經一排老式房屋的騎樓時，有群小孩正蹲著搗弄些甚麼。機車慢慢行駛著，騎士也似乎在看著那些小孩，他說：「水火箭耶。」然後那群小孩忽然一哄而散，沉悶的噗一聲，水火箭歪斜地用力發射，像箭一樣朝機車直射而來，騎士慘叫一聲：「幹——」影片戛然而止。 狗哥哈哈大笑。最多人讚好的留言說：「十次車禍六次快，一次阿北，一次飛碟，一次英文報告，一次水火箭。」狗哥笑得眼淚都流出來。 他繼續滑，繼續往下，如在摩天大樓層層觀光，一個個迷因就如電梯換乘區與觀景台，讓所有人在副歌與副歌之間過渡。其後，水火箭的帖文明顯變多，病毒性地爆紅起來，開始與to be continued、The Lion Sleeps Tonight與黑人抬棺等老牌迷因結合，進入了電音與嘻哈的混合範疇。滑著滑著，狗哥與水火箭彷彿重疊起來，混合出極其古怪的色彩印象。最後，狗哥再次滑到了動保協會的廣告，自己臉容再次猥褻出現：「誰是小母狗啊？誰很浪啊？」最新一則留言說著：快煩死了，這傢伙甚麼時候才會消失？這留言的讚紅如火箭升空。 在台北車站等女友回來時，還有些人認得狗哥，笑容都帶著些曖昧的尷尬。那是一種禮貌，一絲抗拒，一點藐視，彷彿是給予過氣明星的應有尊重，大概座落於你可以出出單曲，上上節目，我們都沒有關係，但你再敢自不量力搞大型巡迴就噴死你的位置。DJ也說，現在除了想回顧歷史的話，不會有人再聽八○年代初或以前的嘻哈了。那些先驅們也回到街道去，過普普通通的生活。 他感到自己虛胖了一場，猶如心臟一張一弛，每秒六十到一百下，三分鐘就完成一次全身血液循環。他往網絡縱身而入，就像在血池裡游了一次百米來回，血淋淋地上水時所有人都已經轉開目光，追著下個跳血池的人看。這一切才發生多久？時間感崩潰如若水火箭朝鏡頭發射，就連流淌出來的鮮血也是澄藍的、讚好的顏色。 他跟女友搭捷運回家，她手上挽著好幾袋南部帶回來的伴手禮，還有幾本同儕著作。她說有個副教授朋友在研究牛皮量地的故事。他說聽都沒聽過。她說這故事有超多版本，但大多也是說荷蘭人騙了台灣原住民，說他們只需要一塊牛皮大小的土地就好。原住民答應了，結果那些荷蘭人用極精湛的技術，將牛皮一絲一絲切開，最後變成了一條長長的細線，他們就用這條細線圈出一大片土地。就這樣圈走了原住民的土地。 「那他們騙走了哪些土地？」 「有些人說是赤崁樓，有人說是安平古堡。」她說：「但也有版本說是荷蘭女人用這個方法騙鄭成功，拿下了台南新港。又有人說是荷蘭人騙日本人，又有說是漢人用來騙苗栗的原住民，根本不知道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所以割了哪？誰割給誰？」 「哎喲，」她白他一眼：「當故事聽聽就好，哪有那麼大的牛皮。」 晚餐他們吃了伴手禮跟他賺回來的公關食品，看了一陣影片，做了愛。他們講了些Dirty Talk，但他每動一次腰也在想，這大概是他最後一次用狗哥身份做愛了。做完洗澡，刷牙，各自躺在床上滑手機。社交媒體已被水火箭佔領了，但又有新的迷因冒了出來，留言的又是些網紅、漫畫家、政治人物、作家、配音員、過氣明星、運動員。所有人都在別人身上分一杯羹。 他問她：「既然牛皮量地這故事是假的，為甚麼不取消它？」 「把假的故事串連起來，再講幾次不就有意義了嗎？」她滑手機時連頭也不回：「狗哥，老蛙吹牛吹爆了，也是一種煙火。」 臨睡前，他的Telegram訊息又跳了出來，那人說，我幹你媽的狗哥。那人傳來一張打石膏的照片，還有一段影片。那是水火箭迷因，但影片在水火箭擊中車子後並沒有戛然而止，而是傳來一個男子模糊的呻吟聲：幹——幹你媽的狗哥……那幾個小孩飛奔過去，一邊忍笑一邊扶起他…… 他沒有回。因為他不是狗哥了。他把那人封鎖，卸載了Telegram跟交友軟體。他知道，到了下個星期，當所有錢都進帳過後，他就會把那人忘得一乾二淨。就像他本人被世人遺忘那樣。那人會持續一陣子，但就是那樣了。這晚他睡下去，再也沒有做夢。機械運作的聲音在一片闇黑裡規律地喀喀作響，組合成一張巨大的臉，而他是嘴角一條淡淡的牙膏漬，隨著洗臉的動態綿延開去，直到潮水湧來，洗進黑暗之中。

原刊於 《字花》第110期 。   疫情過後台北到處都是香港人，以我不怎麼準確的個人統計來說，捷運上講廣東話的人比講台語的還多。疫情證明了一回事：原來香港人三年沒去日本也是不會死的。不過正如《回魂夜》所講，死還死，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這始終是兩回事。不能出境的旅行民族內心是翻江倒海的，是氣吞萬里的，是躁動難安的，他們壓抑著七孔流血的內息終於扛過了封關時光，一開閘就賽馬般應聲彈出拋離十個馬位。台北城內，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裡見面第一句話就是「好耐無見」。   那時我大概每個月都會接待四五組香港朋友，有想過要不要就原地轉職當導遊。只是要我早上起床接客實在強人所難，結果通通都約在酒吧。有來旅遊的，有來開會的，有工作也有讀書的，有來拍婚紗照有來渡蜜月的，全部喝個花開富貴。其實香港機場到桃園機場才一個半小時，我還遇過周六中午到周日晚上走的極限行程，這人把唯一一晚分了給我喝酒。不得不說我這輩子沒喝過壓力那麼大的酒，幾乎脫光衣服載舞娛賓。   導遊也不是那麼好當，這些朋友是來旅行的，意思是，他們出門前會搞出一整套前行研究。幾點到幾點這家餐廳人最多，這裡CP值低那裡又服務不好。旅客往往比住客更清楚自己想要甚麼，至於甚麼在地人推薦或者家常菜，唏，那都是異國情調了。他們不吃這一套，他們要吃米其林，陪他們吃一頓是要傾家蕩產的，那都是些在香港賺港幣的神仙啊。我最後也懶得推薦甚麼，由他們自己去玩吧，生命會找到出路。至少我不用為出路負責，我負責喝醉跟「好耐無見」。   只是有次跟一個演員朋友喝酒，她說，那天早上她跟朋友去了一家匪夷所思的咖啡廳，規矩之多還以為自己欠了店長一屁股債。我才聽兩句就知道他媽的這家店我太太也去過，兩個月前我聽了一模一樣的抱怨：那天她下午到店，其實只是想補充一些咖啡因好繼續工作而已。那店長在收銀台前弄東西，她進店就點一杯美式，店長大皺一眉，叫她先去找位子。我太太把包包放到座位上，又回來收銀台。店長嘆了口氣，手指指著桌上的到店須知。也是甚麼最低消費一杯飲料不得大聲喧嘩寵物禁止內進諸如此類的，太太快速瀏覽了一下，只不過要杯美式也不用甚麼說明書吧。結果店長連頭都沒抬：「妳一定沒仔細看。」太太心想甚麼鬼，結果那份須知上寫著：請在座位等候店員過來點餐。   演員朋友說，痴線，一模一樣！還給我幾張光看就覺得不怎麼好吃的甜點照片和摩西十誡一般的到店須知。那晚回家我把照片給太太看，她笑了一輪，然後說：但我去的是另外一家耶。   現在是太多訓導主任轉職來開咖啡廳了嗎？台灣最美的風景是到店須知。   咖啡廳和酒吧是兩個我最常去聊天的地方，一個花錢買清醒，一個花錢買醉。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如果沒有咖啡因和酒精到底長甚麼樣子了，大概暴躁得像燒滾的摩卡壺吧。又或者說，咖啡廳和酒吧都已經分工了，前者集中在中午而後者從黃昏開始。我們總在不同地方，喝著不同的娛樂飲料，聊著不同的事情。我們在咖啡廳和酒吧的行為大相逕庭（儘管它們賣的飲料有時重疊），你不會在咖啡廳請隔壁整桌喝一shot濃縮咖啡，也不敢在酒過三巡後簽保險合約。但在歷史上，其實咖啡廳的出現時間比酒吧晚非常多——可以想像在那之前，歐洲人正事聊到一半還會發酒瘋的樣子。以前德國人早餐還會喝啤酒湯呢，相比之下我簡直是現代文明楷模。   差不多四百年前，有個英國政治家皮普斯（Samuel Pepys）忽發奇想，決定開始寫日記。只是跟我們不一樣，他真的有繼續寫下去，還一寫寫了十年，到最後他覺得寫日記影響了他的視力才決定放棄。古代人就是古代人，我花三天就能掰出這個理由了。他從一六六○年一月一日開始寫，最初常去小酒吧，但到了第三年開始就轉場去咖啡廳。那時咖啡廳才剛進入英國不到十年，是非常新潮的玩意。正因為這位老兄的日記流傳後世，我們才能一窺早期咖啡廳的模樣，所以你各位真的要保存好日記，一不小心掛了後還會被拿去當史料。全世界都知道你暗戀那個誰了。   皮普斯改去咖啡廳的理由很簡單：聽八卦和吹水。這玩意可以很深奧地稱為「裙帶」，但實際上我們也知道，只要常常泡在咖啡廳，總是能交上幾個朋友，總是能交個煙朋酒友，總是能交上幾個阿裙帶路。一六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位老兄聖誕節跑去咖啡廳跟人家討論羅馬帝國史，隔一個星期再去跟別人談雙體帆船，然後跟商人聊天，還有跟高官打屁。咖啡廳才剛進入西歐就迅雷不及掩耳地瓦解了酒吧的一黨獨大——「在小酒吧裡喝酒是遭人毀謗的，在艾爾啤酒吧裡被人看見更加令人不齒。而逍遙自在地坐在咖啡廳裡打發時光，那是一件無論如何也不會受到指責的事情。」約翰．菲利普（John Phillips）在一六八二年寫的這段話，完整描述了我的婚姻生活。   這些古代的達官貴人選擇去咖啡廳，首先肯定是因為在當年的酒吧談事情沒有效率，還低賤，不符合英國佬的假掰氣息。但說到底，咖啡廳的最大賣點就是自由自在。它是一個交流的中間地帶，每個人帶著他們的故事和資訊進門坐下，點杯咖啡就開始誇誇而談。研究咖啡廳的歷史學家艾利斯（Markman Ellis）在《咖啡館的文化史》裡寫道，像咖啡廳這樣的地方，沒有法則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但是每個人都知道行為的方式，並且無法容忍行為不合的外來者。在最早期的咖啡廳裡，「沒有人被排除在討論以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因為自身的某些條件，例如身分、財富、權力、蠻力，來獲得優先權。所有發言者都是平等的，在咖啡廳虛構的集體空間裡，等級制度被消除了。」就是這樣，皮普斯一步一步往上爬，咖啡是他的階梯與腳踏石。   儘管這些祖先們並不知道，但咖啡進入英國的時間，恰好是我們這些不肖後代們稱為「現代」時間的開端。咖啡廳的自由越過歷史長河，經過品種改良與雜交派對，送到我們的桌上。後來我們不再把咖啡廳當成公開辯論場地，還是保留了聊天與交友的功能。當然，最重要的是約定俗成的潛規則，而不是閱讀老闆的摩西十誡。如果咖啡廳沒有自由又多多規矩，老闆還在Google評論上屌客，搞到沒有客人然後陷入惡性循環，順便提一下，這些英國人還發明了個東西，叫作經濟自由主義，專門就是用來淘汰這些咖啡訓導主任的。   不過，話雖然這樣說，但為甚麼還是有人願意花錢買罪受？這些爛店為甚麼還能屹立不倒？在這裡要繼續講的東西，大概就不只是咖啡廳的歷史，而是我們究竟希望在咖啡廳幹甚麼了。   ——   說起來我在咖啡廳也幹過不少事，大學時與幾個朋友談出一本雜誌來，安慰過朋友失戀，約會，寫出小說集，又簽過各種合約，聊出一份工作又確定了離職。咖啡廳是個容器，它可以讓一個人鑽進去，也能夠容納眾數，只要是靜態的活動，彷彿都能在這安身立命。而在咖啡廳裡聚會的人數不會太多，這空間不是提供給團體的。如果是香港人的話會去飲茶或去大牌檔，至於台灣人決定事情往往是在餐桌上，那是茶而並非咖啡的世界了。   咖啡廳到了很久以後才進入我的視野，大概是高中時吧，學校附近開了一家星巴克，而那時我正準備考大學，咖啡廳在視覺和嗅覺上都比起圖書館或自修室吸引得多。在那以前，我大部分咖啡都是在茶餐廳喝的，喝了兩杯還是決定繼續喝奶茶或是凍檸茶。另外就是自動販賣機那些讓人心律不整的罐裝咖啡了，每次都像在灌遊戲的體力藥水。我們是喝茶的民族，從小到大用的都是茶壺和茶杯。可惜到人類成功抽取咖啡因時已經用咖啡好一陣子了，不然這玩意可以叫茶因之類的。語言永遠都是些隨意的東西。   而且在香港，在星巴克或其他連鎖咖啡店點餐都要用英文，哪有甚麼美式，是Americano。我當年的英文能力排在全級倒數，唸起來就是American-no，實在是舉著美旗反美帝。最後我去星巴克都選擇菜單上最簡單的英文：Java Chip，一杯巧克力碎冰，這提神的效果低得可憐，還附送蛀牙加口臭。順帶一提，香港的Subway也得用英文點餐，於是我們就在那this this this and this，但我不吃美乃滋與番茄芥末醬，沒有辦法用no this來解決。我後來都不太去這些店了。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進去點杯熱茶，tea, hot, this。還能無限續杯。   但正正是這樣子，反而符合了咖啡廳最原初的用途——其實以前的人去咖啡廳，並不單純是為了喝咖啡。先前提到，酒吧提供了強大的推力，而剛在西歐面世的咖啡廳又有新鮮的拉力，你濃我濃眉來眼去了。「不過是因為人們的習慣誘使他們在這裡會面聊天而已，咖啡只是助興。」十六世紀的旅行家這樣說。而研究咖啡史的艾利斯也這樣寫道：「對於一個沒有喝熱飲料的歷史和習慣的社會來說，咖啡是一種複雜而並不令人喜愛的東西。」在那時的人眼中——尤其是被搶走生意的酒吧員工——咖啡的味道和氣味都跟大便差不多，像跟煙煤磨碎混合了差不多。這是原話，不是我亂掰的。打死我都不敢得罪研究飲食的人，鱔莫大焉耶。   除非是有特地學習過怎麼品嚐，不然去咖啡廳的普羅大眾如我，其實是為了買一段私人的時間，悠閒的時間，作出區隔的時間，非正式的時間。有時我也會點一杯精品咖啡，但除了最初幾口嚐個味道以外，其餘都是功能性的。卡布奇諾、歐蕾和拿鐵我也老是搞不清楚，更不用說美式和長黑了。對我來說，咖啡廳一直都是祛了魅——又或說從來沒魅過——的空間，我來買一個座位和飲食，就像買了特定時間的一個空間。在這裡，我想幹嘛就幹嘛，想this就this，no this就no this。   義大利的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寫過一本《工作室裡的自畫像》，在這部回憶錄裡，他寫自己在羅馬和威尼斯的工作室裡的經驗。在那裡的畫，在那裡的手稿，在那裡寫過的論述與信件，已經離開或疏遠的良師益友。「工作室是潛能的圖像——對作家來說，是寫作的潛能，對畫家或雕塑家來說，則是畫畫和雕刻的潛能。」在這些工作室裡，阿甘本記下了大量的筆記：筆記是工作室的形式，而工作室是本質地未完成的。他這樣寫道。   對於阿甘本的這段話，我們有甚麼好說的呢？相信第一個反應肯定就是：大佬，我哪來的錢在台北或是香港搞一個獨立工作室？我的薪水才是本質上未完成的，我的潛能快溺水而死了。而正正就是這樣的緣故，我們很多時候是把想在工作室裡做的事情，帶到咖啡廳裡去做。工作，討論，交易，戀愛，諸如此類。沒有辦法擁有私密空間，我們就把空間外判出去，由於咖啡廳作為一個空無的容器，只要是在白天，它就理所當然地把人吸收進去了。在這裡，我們相信自己是私密而自由的。   由是，如果店家像訓導主任那樣管東管西，除非你熱愛被踩或是這地方有著過人之處，否則肯定是暴政必亡，良禽擇木。在自由和管制的兩極裡，咖啡廳在本質上始終站在開放的那頭。因為它代表的是一種另類的空間，一個日常的出口。它是其中一個最神奇的現代發明，而且歷久不衰，連室內禁煙都沒傷到它一分一毫。   ——   最早期的咖啡廳對應的是酒吧，而咖啡對應的自然是酒。在咖啡的發源地麥加裡，許多穆斯林由於教義禁酒而選擇混咖啡廳，不過話雖如此，咖啡的詞源قَهْوَة（Qahwa）這個阿拉伯語的意思也是酒，禁得了實踐也禁不了概念。反正人類總是這樣，生命會找到出路。無獨有偶，幾百年後的清朝經學家阮元在纂修《廣東通志》時，也把咖啡譯成黑酒，「番鬼飯後飲之，云此酒可消食也」。   台灣咖啡達人韓懷宗憑著對咖啡的熱愛跑去讀了一大堆文獻，把最早期的咖啡廳分成三種，這些咖啡廳全都集中在伊斯蘭世界，距離它們傳到歐亞美文化圈還有上百年的時光。首先是咖啡攤，這種店有點像現在文青市集的小攤檔，以外帶和外送為主，不設座位而多在市場叫賣，有客到就現場泡煮。第二種則是咖啡店，這就很像現在我們常去的咖啡廳了，它提供內用跟外帶服務，有戶內的椅子和戶外板凳。在土耳其那邊，這種咖啡店被譽為「鄰家咖啡店」。我們可以記得，在現代以前鄰舍關係依然相當緊密，去咖啡廳聊天是他們的節目之一。沒有電視和網絡的年代真慘。   至於最後一種咖啡廳是豪華咖啡館，又或稱為咖啡宮殿。這種宮殿裝修之豪華讓人心想老闆到底哪來的錢，它營造出宮廷花園的景緻氛圍，有沙發又有躺椅軟墊，有現場表演又有專人服務，無聊了還能走到戶外手牽手一步兩步三步四步看星星。直到後來，每當鄂圖曼帝國征服一座城市時，其中首要任務就是蓋一家富麗堂皇的咖啡廳，用來顯示統治者的文明素養。咖啡宮殿會衍生咖啡店，咖啡店又會催生咖啡攤，這樣一套搞下來從土耳其到波斯，咖啡多不勝數，簡直是一條絲綢之路了。   如今咖啡宮殿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但當年的示範單位還是很有用，就像雖然你永遠不能像金秀賢一身肌肉，還是會硬著頭皮上健身房，又或不能像新木優子般白裡透紅，還是買一大堆化妝品，那時的歐洲旅行家跟外交官看到這些中東咖啡廳，心想自己也得搞一個。結果咖啡廳首先進入了英國，其後就在字面意義上開花結果。種一種還種出個全球化來。   在一六五二年，第一家由基督徒開設的咖啡廳在英國開張了，艾利斯認為在這個意義上，咖啡走進日常生活的起點與現代歷史的起源並無二致。這很明顯是個歐洲史觀，不過他的這本書連法國都不太提及，加上由於英國已經脫歐了，所以其實是個混沌史觀。「是咖啡廳讓人們學會混合式友誼的新方法，他們在討論裡加入商業冒險、苛刻的評論、科學討論、政治俱樂部等各種內容。」光看到苛刻這兩個字就知道這段描述集中在英國那些雞巴紳士身上。在那段咖啡廳剛出現的日子裡，由於英國正陷於混亂的政局，人們紛紛在店裡高談闊論，比如說「阿叔我呢，就覺得呢個政府好撚仆街……」   跟現在不太一樣的，是當年的祖先們通常晚上去咖啡廳，可想而知其實那時的咖啡豆不怎麼樣，否則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大量關於失眠和心悸的文學作品。「聚會之所以安排在晚上是為了方便那些白天工作的人參加，要討論的東西在前一天就已經決定了。」艾利斯這樣記錄當時咖啡廳的運作方式：「他們還有一個特別的禁令，白天不得對晚上的內容先行討論，如果有人覺得有需要，可以『以書面形式提交對討論的疑問或反對意見』。」換言之，咖啡廳在英國最早期是一個討論區，一種網絡世界前的實名制論壇。   時隔兩年，法國馬賽在一六五四年也出現了第一家咖啡廳，不過巴黎人首先就不屑這些穆斯林的異教飲料，就沒有流行起來。我們絕對沒有道理相信四百年前的巴黎人就不那麼雞巴。過了十五年，來自土耳其的大使在凡爾賽宮搞了一場豪華咖啡派對，把咖啡宮殿那套搬了過去才比較好一點。所以說示範單位有多麼重要。其後在一六八六年，傳奇咖啡廳波寇（Le Procope）誕生了，就是這家咖啡廳讓我們現在把咖啡廳和自由民主連在一起，光看看誰會去那邊喝咖啡吧：伏爾泰、盧梭、巴爾札克、雨果。就連法國大革命都在這邊開會討論後才行動的。想香港雨傘運動的集體回憶是金鐘道麥當勞我就痛哭流涕。   也是在這段時間裡，人們開始大量湧進城市，一段名為現代的時間終於滾滾開始了。大家都去尋找機會，上游的道路卻一票難求。每個人都忙碌而焦慮，而這些心理因素加上擁擠的城市只會有一個簡單直接的結論——喂喂喂企開啲啦屌你老母（站遠點啦操你媽）。就像在彌敦道上忠孝路上人人黑面，當時的倫敦巴黎也差不多。黑面是一個現代發明，而咖啡廳老闆們當然知道，到了二十世紀，咖啡館空間不再設置像是老客棧或牛排館那種大桌，又或是過往穆斯林咖啡店的椅子和板凳了，而是改放適合一兩人的小圓桌，或社交晚餐場合可容納三到四人的桌子。巴黎和平咖啡（Café de la Paix）的廣告將這種心態表現得一清二楚：「一張適合您或友人的桌子。」   從這時開始，咖啡廳相較起咖啡宮殿更強調私密感，儘管我們都知道那並不是真的，隔壁總有講個不停的大叔生意經或房東太太聚會，我們都相信這個地方是屬於自己的。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是外面，是學校，是公司甚至世界，在咖啡廳——這個由於沒辦法擁有工作室而退而求其次的地方——是可以造次的。它並不完美，早在十七世紀的倫敦已經是「水壺、鏟子、勺子在水槽撞出噪聲，人們在商量生意和交際產生奇怪的嗡嗡聲」的時代。然而我們姑且信之，相信咖啡廳和它最早期的自由概念接續在一起，也相信咖啡廳裡會有「適合我和友人的桌子」。   咖啡廳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地方，它的歷史對我們來說幾乎毫不重要，如果剛剛的段落你用跳的讀過去，那就在這邊降落吧——咖啡廳立足在當下，相對於酒吧更為清醒，相對於辦公室更為隨意，相對於茶樓更為私密，相對於茶餐廳和早餐店更為現代。我們甚至知道，這些說法全是文化幻象，都是強詞奪理，一如歐洲史觀的文化殖民就是強詞奪理。但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姑且信之，就是活在當下，就是任意裝配（Bricolage）。   ——   只不過，在芸芸眾多人們會在咖啡廳會做的事裡，最令我感到奇怪的還是工作。這回事讓人越想越不對勁，就算是為了自由也好，在咖啡廳工作是：①花了額外成本做一樣收入的事；②明明在家泡咖啡更便宜或有效；③專心工作時幾乎無法／沒有心情享受咖啡師的匠人技藝。換言之，在咖啡廳工作這回事的重點不太在於經濟考量，事情發生的地方是內心。路不轉心轉，老抒情傳統了。   工作太狗屁，我們要去別的地方與之抗衡，嗨，去你媽的辦公室吧，老子要上咖啡廳。薪水在我身上華麗通過，進入咖啡廳老闆的口袋，再鑽入房東的帳戶裡。後面這些都不太關我們的事，問題還是那個：為甚麼我們要去咖啡廳工作？如果說是為了聊天，這邊有娛樂飲料讓我們邊聊邊喝，還可以理解，但是工作——那麼多地方可以工作，我要趕死線時連在捷運上都可以寫稿，為甚麼偏偏要付錢坐咖啡廳？   先說結論，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認為現代人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儀式感。儀式感這個詞現在已經被市場行銷整鍋端去用了，賣香氛又是儀式感，護膚又是儀式感，烘焙編織又是儀式感，反正花錢就對了。我的儀式感很簡單，宿醉隔天躺在沙發上思考人生，誰都不要來煩我，假死也是一種儀式。反正，桑內特認為現代社會速度太快了，生活將舊有的儀式感掃到角落去，搞得人人自危精神崩潰，連上班都上出一個心理病態來。   在過往的工作裡，曾經出現一種美好得像神話的三角關係，桑內特稱為「社交三角」，這三邊分別是①掙得的權威、②相互尊重、③危機中的合作。這樣的三角形不會讓職場變成伊甸園，但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是種沒有靈魂的體驗。為甚麼現在的人常常講要有獨特有趣的靈魂？因為上班時他媽就是沒有靈魂。而這種三角形在本質上，就是舊日的儀式感。   掙得的權威是指老闆上司要花心思來在員工心中取得正當性，它可能是開會，可能是表現出上司本人的能力，甚至只是做做樣子。這主要是在緩和工作日常裡的不平等體驗，而且淡化命令與服從關係裡的羞辱。至於相互尊重比較特殊一些，它講求的其實是工作裡的信任——如果你完全不相信隔壁那隻四眼田雞（就是我），別講尊重了，連公司都不想回去——信任導致尊重，至少不拖後腿。這就來到三角形的最後一環，危機中的合作，那確實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老吊橋效應了。   這些看起來老生常談的玩意現在看起來居然遙不可及，讓人不禁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且這些文字居然由我這個失業的人寫出來，簡直就是諷刺笑話，太監教人用撚。為甚麼社交三角已經變成神話呢？桑內特做了一次統計分析，在千禧年後進入社會的年輕人，在職涯中將會更換僱主十二到十五次，而且在組織裡的社交關係都是短期的。這不只是員工不想交際而已，而是管理學大師們也發出聖旨：員工團隊在一起不要超過九至十二個月，以免員工習以為常而過於依賴彼此。員工要保持著隨勢而動的狀態，隔壁部門缺人就馬上去補位。不得不說，這些管理技術讓人想到一千年前的宋朝軍事更戌法，禁軍幾年換一次地方上班，換著換著連自己上司是誰老婆在哪都忘了。   而人們離職的原因也層出不窮，有像我這樣不爽工作的，也有一位朋友，我二○一七年來台灣認識他至今，已經換了六次工作，因為除了換工作外他找不到加薪的方法，反而是每次換公司都至少能加個幾百一千。「我看到一個人的履歷在同一家公司待五六年時，就會開始懷疑。」桑內特的受訪者這樣告訴他。不斷變遷的工作、城市、世界讓人根本不可能靜下心來，靜不下來就別想信任了，不信任又不可能順利合作，這一切都惡性循環起來，儀式感始終建不起來，社交三角看起來遙不可期。   在這一切狗屁倒灶的玩意裡，我們選擇撤退，回到大後方安靜工作。而這撤退當然是指向咖啡廳——問題正正出在這裡，為甚麼我們會撤退去咖啡廳工作，卻不是回家？這首先是因為，除了極少數的人以外，人本性或多或少都有想把事情做好做妥的慾望，或退而求其次，至少把事情做到不被主管罵吧。我們先姑且叫這種慾望做工作倫理好了，桑內特分析了一下，這工作倫理首先是令人不安的，因為根本不可能會有做得好的工作，像擁有工作室的阿甘本那樣說：工作是本質地未完成的。其次，這會將日常生活弄得像走地雷區一樣，一切都讓人想到工作；最後還搞出一個心理病來，連遇到陌生人都可能只想到對方構成的威脅與傷害了。把工作帶回家裡，就像帶顆計時炸彈回家當寵物養一樣心神不寧，我們需要公司和家以外的第三個地方。   社會學家歐登伯格（Ray Oldenburg）將世界分為三種場所，除了居所與辦公室這兩個地方以外的非正式場所，諸如阿拉伯咖啡館、德國鄉村餐廳、義大利酒館、美國西部拓荒時代的鄉村餐廳、貧民區的酒吧，就是第三場所（third place）。「第三場所存在的理由，來自於它跟日常生活中其他環境的差異，而且透過比較最能彰顯。」歐登伯格這樣寫道：「它不僅讓人免於日復一日的單調平凡，或讓人得以在激烈競爭中抽身暫歇。」   換言之，在咖啡廳的吸引力，酒吧以及辦公室的推力，以及在居住的地方太容易擺爛，但還是想把工作做妥的心情，加上租不起獨立工作室，讓我們的第三場所毫無疑問地座落在咖啡廳裡。這就是儀式感，這就是活下去的方法。它在文化上跟我們說：在這裡，本質上你是在享用私人時間。咖啡廳是一副巨大的假面，釋放日常生活兩點一線裡不敢造次的力量。我們買一杯美式，佔著小桌子（或大桌子的角落），在這嘗試著好好做人。   ——   只是許多時候，我們也不只一個人去咖啡廳，有時還會與朋友一起去咖啡廳工作，一到就戴上耳機各做各的了。等到事情做完後我們才拔掉耳機，隨意地聊上一陣再離開。咖啡廳和酒吧也是聊天的地方，如果要拉出一個比例尺的話，酒吧偏向天南地北地聊，而咖啡廳始終有一種正式性，它可以聊些正經事。這樣說好了，咖啡廳的談話可以更靠近「利益關係」，而在酒吧則可以講一些國家大事——這年頭要講國家大事，不夠醉還真說不出口。   歐登伯格所分析的第三場所，其中主要的元素就是這些地方要有有趣和愉快的談話，儘管它並不是唯一的活動，但在這些地方裡，談話不會太過緊張或充滿敵意。繼承著現代啟蒙精神，咖啡廳講求的人人都可以表達自我。而桑內特在《合作》裡認為，聊天實際上其實就是一種合作，良好的聊天就是一種儀式，讓人際關係緊密起來，才能有辦法面對這狗屁倒灶還不停加速的現代世界。簡而言之：打嘴炮有助心理健康。   桑內特認為我們有兩種交流方法，第一種是辯證式的，我們對立的論點最後會交織在一起，將歧見攤開來講——「你覺得是這樣，我覺得這不是吧」——為著最後達成一個共識。這些意見會像球一樣拋來接去，最後可能會落在令人訝異的地方。第二種是對話式的，這種討論可能不會達成共識，但在對話之間可以讓人更了解自己的觀點，也增加對彼此的了解。「你覺得是這樣，那是為甚麼？……我反倒是覺得因為……」辯證式和對話式的交流，是我們發揮同情與同理心的地方，我們首先聆聽，其後回應。在這個美好的構圖裡，置中在桌子上的，就是一人一杯咖啡。咖啡與咖啡廳讓這樣的合作儀式得以一直循環，利滾利，無遠弗屆了。在這裡，我們清醒而非正式地享受著自由。   所以，在繞了一大圈後，我們現在可以回到那家有「到店須知」的咖啡廳了。它之所以顯得奇怪，是因為它在一個被相信為自由的地方執行限制，在本應輕鬆愉快聊天的場所安插了一個暴君。它把辨公室隔間的靈魂安裝進了店裡，不得不說，有些施虐狂的性質。   但它依然合理，又或說，它還能在市場存活下來，是因為它接收到辦公室外判出去的儀式感，網羅了需要孤獨感的客群。我還記得多年以前，在新竹去過一家咖啡廳，幾乎是這些缺點的總和：它的燈光昏暗得沒法看書，只能用螢幕；它有每人最低消費，但他媽的每一杯飲料都差二十塊才到限額，就是逼你要買兩杯或加個甜點；它不歡迎人們在裡頭聊天，兩位老闆像環形監獄的監視塔一樣緊盯每一個人；飲料當然也只不過普普通通，而且十二點開門，五點多就關門大吉了。反正就是一個洞穴，柏拉圖應該是因為去過新竹才決定去洞穴外找理型世界的。然而，這個洞穴卻不愁沒有客人，怎樣都會有人想找個安靜的地方敲一下午鍵盤。咖啡廳幾乎可以吸收一切客人，舉著現代和清醒的大旗，它勢不可擋地從麥加出發，勢不可擋地輾進每一座城市。   而它所確切象徵的，是在辦公室無法企及的私密感，在家裡無法獲得的親密感，再以和平咖啡的廣告來說，在這第三場所裡，擺著一張適合您或友人的桌子。在這裡，我們可以進行辯證或對話式交流，又可以戴著耳機管好自己的事。它其實就是桑內特所熱愛的，一座自由實驗室：我們都不知道實驗的結果是甚麼，但我們樂意去嘗試，去試誤，去玩玩，去娛樂，去造次。讓聊天的結果和咖啡的香氣帶領著我們抵達任何地方。   於是，咖啡廳實際上帶領我們繪製出兩條路線，從咖啡廳回到辦公室是從私密空間走回正式地帶，從咖啡廳回家則是從開放場所回歸閉鎖範圍。在聊天的來回刺激過後，在工作的聚精匯神以後，我們回到安穩的家裡，回到真正的私人世界，整理剛剛討論過的細節。有人會因此記下日記或筆記，就像皮普斯那樣，又有人因此發展出一套理論，就像歐登伯格，當然絕大部分情況，是在洗澡時自言自語想出些甚麼，一踏出浴室就忘了個清光。   而我這次所選擇的，是這樣一篇散文，這樣的一本書。如果真說為甚麼會選擇以咖啡廳來盛大開幕，只是因為，我希望在這裡興建一座架空的咖啡廳——散文可以說，是詩與小說的第三場所，一種忙碌修辭裡的喘息，附加輕盈生活中的儀式感。它有非正式的彈性，有友誼般的合作與刺激性的提神作用——我喜歡說我們，因為在咖啡廳和散文裡的，都不只我一人的存在。從現在開始，散文應該要是一種毫無壓力的試喝，一場不知所終的冒險，一次強調偶遇的推門而進，一座不知結果的自由實驗室——又或者說：一份適合您或友人的散文。   《百年孤寂》的起源神話是這樣寫的：這是個嶄新的新天地，許多東西都還沒有命名，想要述說還得用手去指。而這，就是this this this and this的精神。

以記憶所及的致辭 我沒有為這次得獎想出一個感言，幸好事實證明我沒有準備是件好事，因為我想到的東西剛剛都被講過了。我排在第八個發言，感謝所有支持過我的人就像團隊一樣，被馭博先講了，關於香港的部分被莉姿講了，寫作要有鋼鐵意志被佳嫻老師講了，這次的主題「第一宇宙速度」被智成老師講了，期待與未來也被梓評老師講了。就連得獎感言是在洗澡時構想的都被小令講了。出師不利啊。 我不習慣被期待。過往每次上臺領獎或是講話，都是因為寫了某些文章得獎，是過去式的；或者即席演講，是現在進行式的（就連這都被佳嫻老師講過了）。但我沒試過因為備受期待站到臺上，所以其實今天站到台上的不應該是我，應該是五年十年二十年後的我才對。我有點像刷信用卡一樣把未來的自己刷到現在來了。所以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不知道該說什麼就說一下最近在看什麼吧，這幾天颱風我在家裡看《黑白大廚》，評審之一是三星大廚安成宰。連用米其林當比喻都被柏煜講了。不過反正，安成宰評審料理的方式通常是兩個：一，料理的完成度；二，你理不理解手上的食材，知不知道怎樣發揮。 剛看第一集時我就覺得安成宰問的是哲學問題，問的是食材來自哪裡，在做什麼，要去哪裡。其實文學也差不多，我們要熟悉手上的每一項細節，並且看最終的完成度。不過這也被講過了，真的是。 但我想起的是另外一個YouTube頻道，我會看一個分析實境秀的Youtuber，叫psyman。他會分享戀愛實境、廚藝競賽、心理戰綜藝等等。除了因為觀眾懶得一集一集追原著以外，這個頻道吸引人的特色是會追蹤報導實境秀結束後演出者的動向。在節目裡湊成一對的兩人，下戲後有繼續交往嗎？參加廚藝大賽後，他們有開店當廚師嗎？ 這大概是一種散文問題了，實境秀是真的嗎？那些人設合理嗎？（想及言叔夏〈關於陰影的技藝〉：「我們終有一天會在文學理論讀到『人設』一詞嗎？」）而這些問題的唯一解答是時間，是在未來回頭的綜合檢定。一如散文的真實與否，如同風格，必須在前方回頭才知道有沒有錯過。 所以今天的備受期待，大概就是日後驀然回首的坐標。今天的我是不應該有感想的，應該由未來的我來判斷我有沒有把這張信用卡刷爆，還是順利把債和利息都還得一乾二淨。由於今天的我沒什麼好說的了，所以謝謝《文訊》，謝謝太太，謝謝寫作路上的每一位高抬貴手幫助我的恩人。剛剛忘了恭喜發財，期待各位早日發財。 馴化與收編 馴化這個詞讓我想到了一回事，跟這次「九○後寫作者藝文考」也有關係。話說在頒獎以前，《文訊》舉辦了一場閉門對談，由三位八○後作家來與我們這些九○後切磋交流。 他們的其中一條問題是這樣的：「文學在一種政治高度關切或互為表裡（或拒絕互為表裡）的狀態，存有何種功用？此外，這樣的功用是否會被輕易收編？」 收編與馴化的強度不一樣，但講的是類似的事。「馴化」是一件從上而下的治理方法，而「被馴化」是一種從下而上的回應。收編雖然沒那麼強烈，但也是從上而下的，而人無時無刻地需要決定自己要倒向或不倒向哪邊。 容我講句公道說話，香港人應該是最難被馴化的人群了，所謂的香港精神，其實就是鑽研馴化和收編的漏洞，然後反過來利用和榨取最大價值的精神。一百六十年來都是這樣：找出空隙，最大利用，這是我們去到哪裡都擁有的固有技能。這我在《痞狗》寫過了。這座城市出來的人群都是桀驁不馴的，這就是made in Hong Kong。 不過文學，與這種鑽空精神有一種細緻的差異。文學與批判哲學靠得近並非沒有道理，尤其是它們強調的，都是一條想要挺直的腰骨，去平視這個世界。所謂的批判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自願不臣服的藝術」，就是「深思熟慮不順從的藝術」。換言之，自願不被馴化的藝術。 在這裡挖深一點我們來到傅柯，他去到現代歷史以前的地方，講述基督教發展了一種牧領的治理方法。之所以是牧領，因為是《聖經》把人當羊看，「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這種馴服的方式生產出各種各樣的治理手段：規則、特殊知識、格言、檢查、招供、儀式。就是在這種大規模的馴化過程裡，一種政治觀念誕生了：每個人都應該被治理，都應該讓自己被治理，從小到老終其一生，都要被治理然後被拯救。 不過文學和批判哲學——當然還有香港精神，雖然方向不一樣——強調的是我不願意被這樣治理；不願意被這些人治理；不願以這樣的原則為名被治理；不願意為這個目的而被治理；不願意被這樣的手段而被治理；不願意為付出這些代價而被治理。以上的治理兩字都可以替換為馴化或者收編。 回到收編，關於八○後與九○後的那場對談。收編是一個中性的詞，而且哪種意識形態也好，經濟模式也好，民主還是獨裁也好，全部都具有收編功能。然而文學就是或站或坐，或蹲或躺，用自己的姿勢深思熟慮，到底自己應該靠近市場還是政府？學院還是圈外？獨自的驕傲還是群體的協作？ 文學就是去表達一種自主權，就是要連你相信的東西都保持懷疑警惕。在這樣的前提下，寫字的人是無法被馴服的。這大概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規矩，而在香港的朋友也自然絕不例外，反正這算是我們的固有特技了。而將這種態度萃取過濾組裝構造成文字，賦以節奏與風格，就是文學。只有文學可以馴化我。但我又何曾不在嘗試馴化文學呢。這是我的回應。

《自由》的故事在第一部的結尾處徹底翻轉，一洗先前令人困擾的天真爛漫。從此以後，世界天翻地覆——在蘇聯解體面前，採用這種措辭不算誇張。在這部將鏡頭聚焦於一九九○年阿爾巴尼亞的回憶錄裡，蕾雅．烏琵（Lea Ypi）寫下她還是小女孩時，在舞台一樣虛假的共產世界裡的處事方式。 女孩的成長故事絕對不是相當獨特的體裁，不過，《自由》的暗湧在細節裡，就像以下這個有點引戰又有點幽默的段落，我們不能忘記是從一個還沒唸中學的女孩的視角出發：「我的家人總是對誰讀完大學非常感興趣。我的家人對政治有多不感興趣，就有多愛談高等教育。」烏琵這樣回憶童年：「按辛苦程度排名的，除了大學本身，還有課程內容。例如，所有人都知道大學唸國際關係不可能畢業，但唸經濟學就比較快能完成學位。當你順利拿到一個公認難拿的學位，有時感覺好像必須去教書。」 這段話斷章取義地放到現在的香港台灣網路生態裡當然可以直接引起一連串爭議與諷刺，不過，烏琵在這裡埋的是伏筆。那是一九九○年，而且是阿爾巴尼亞——最後一個結束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東歐國家——對孩子講真話，是絕對危險的。十頁以後，當政治局總書記宣布政治多元不再是犯罪時，烏琵的家人向她坦白他們的態度：這個國家一直是個露天監獄，足足近半世紀。 「家人們老愛談論的大學確實是教育機構，只不過是很特別的教育機構。每當他們提到有親人畢業，其實是指對方剛從牢裡出來。拿到學位是暗語，代表服滿刑期。所有那些字母大學，其實是監獄或勞改營的縮寫。不同主修科目代表不同罪名：國際關係是叛國罪、文學是宣傳煽動、經濟學是比較輕的罪，例如持有黃金。學生變老師，意思是前犯人轉成間諜。成績優秀代表刑期明確，退學代表死刑。至於休學或輟學，就代表自殺。」 無知的小孩一晚長大，在歷史的荒原盡頭，前方舉目全是新世界。成人跟小孩不講真話，一方面是保護孩子，另一方面也是拯救自己。烏琵從小受學校的洗腦教育長大，熱愛著世界偉人史太林——似曾相識的故事——就算表現得不夠愛黨都會被她大聲糾正，算是超級小粉紅網軍，還如何跟她講真話？毛主席不萬歲，你就活到這一歲好了，謊言是活下去的方法，只能等到自由終於降臨。 不過就如在保加利亞跳舞的熊，如俄羅斯人面臨的二手時代，烏琵迎接的自由亦不好過：「當自由真的到來，卻像沒解凍就端上桌的魚肉。我們嚼也沒嚼就呑下肚，但還是沒飽。有些人猜想，我們是不是拿到剩菜，有些人則說這只是開胃菜。」 東歐人總喜歡用食物來做政治比喻（《二手時代》：蘇聯走了，政客分了大蛋糕；《克里姆林宮的餐桌》：把國家當野豬那樣瓜分），我也用一個：自由像鐵板燒一樣炙手可熱。剛從冷戰解凍的人們沒辦法直接運用。六八年的蘇聯開著共產主義的坦克進入捷克，並不代表九○年代的自由陣營就是正義之師。生活的保障並非單純來自政體與意識形態，如果政策沒有照顧人民，生活依然一籌莫展。就像《自由》裡記錄的，獲得自由的阿爾巴尼亞人，其中一個熱門選項就是移民外國。這回事叫遷徙自由。 烏琵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教授，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政治理論。這顯然不可能被她的家人理解：我們被黨壓迫了一整輩子，一整條血脈，現在妳去研究那些壓迫我們的玩意？「然而，他們所追尋的未來和社會主義國家曾經體現的未來，靈感都來自同樣的書、同樣的社會批判與同樣的歷史人物。」烏琵好奇的是，自己究竟從何而來。為了知道自己的成長背景，左翼理論的合理與不合理在她筆下像剖魚般切開。 這部回憶錄原本未必會面世，因為烏琵原本想寫一本哲學理論，只是寫著寫著，筆下的對象就成為了自己接觸過的人們，那些讓她成為她的人們。「我們住在同一個地方，卻活在兩個世界。」理論是生活的暗語，蓋過的是一條條鮮活生命。回憶錄的用途在於共鳴的召喚——至少馬克思主義者如作者，確實是這樣想的。但用途以外，《自由》所呈現的，是半世紀以來的爾虞我詐，以及後來三十年的無所適從。它是一部值得放進東歐書櫃的著作，不為著任何意義上的「畢業」，而是，它的存在已是一種關於自由的曖昧註腳。

原刊於端傳媒，編輯擬題為 〈遠在東亞，諾貝爾文學獎對我們的意義在哪裡？〉 。 在1981年，馬奎斯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他來說「絕對會是一場災難」，隔年，他得了諾貝爾獎。2014年，漢德克指責諾貝爾文學獎是個馬戲團，早就該被廢除了，五年後他就得了諾貝爾獎。獲獎前對於諾貝爾獎持否定態度的頂尖作家不在少數，但他們後來卻還是欣然拿獎——漢德克還稱自己獲獎時有一種「怪異的自由感」（a strange kind of freedom）——那麼，這些姿態反映出了諾貝爾文學獎怎麼樣的意義？ 在得獎前一年，聶魯達說道：「諾貝爾獎，無論它發給誰，總是一種對文學的尊敬。我不是那種會爭論某個獎有沒有頒對的人。重要的是這個獎——如果它有任何重要性的話——對作家這個身份給予某種尊重。這才是重要的事情。」尊重、榮譽、肯定、賦予怪異的自由感，這是作家們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判斷。這是他們角逐的最高殊榮。 但這些都是大作家們在煩惱的事，而諾貝爾文學獎對於我們，一般讀者，它的意義又是甚麼？尤其是現在這個需要同時面對大疫時期、新冷戰的危機、社群媒體的加速與分眾、能源與氣候危機等等的時期，諾貝爾文學獎所承擔的作用就絕對不只尊重與榮譽。本文會從文學談到諾貝爾文學獎，嘗試框定出我們這些遠在東亞的讀者們，該如何看待它的意義。 文學：娛樂是形式，而先知是內容 從最基本的概念開始的話，我們可以先回顧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的一個陳述，他說，面對各種環境時，哲學所探索的都是三種情境之間的聯繫：選擇、距離、例外。這三個情境又能理解為決定、裂縫、事件，而哲學便是「必須接受事件，必須同權力保持一定的距離，必須在你的決斷上堅定不移。」如果把以上這三組概念移植到文學上的話，無論是哪種文類，都是作家們將關於這三種情境的思考實體化，寫為文章，集結成書。 在這種思考過程裡，有人會著重內容，有人偏好形式；有人會鑽研文本本身，有人關注外部；還有階級、性別、種族、地域等等議題，共構出我們現在稱之為文學場域的地方。在這裡，就連「文學是甚麼」都不會有一個固定的答案，它永遠都容許開放解讀、詮釋與辯論。然而，其中始終不離巴迪歐所認為的選擇、距離、例外，所有人都以這三者來框定他們所理解的文學究竟是甚麼。 由是，可以用一個深淺的程度表來理解文學，我們會說有些文學比較高深，又有些比較淺薄，有些比較困難，又有些比較容易。這些比較可以轉譯為兩組概念， 娛樂與先知， 以及 舉止與神秘 ，前者是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提出的，後者是美國作家歐康納（Mary Flannery O' Connor）定義的。奧茲這樣說：「在西方，至少在英語國家內，偉大的作家和詩人通常被視為表演者（娛樂者）。他們可以杰出、可以精湛、可以深邃，可仍然是表演者。就連莎士比亞也被視為一個高貴的、也許是最偉大的演員。與之相比，在猶太—斯拉夫傳統中，作家們被視為先知。這也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為與先知不同，我聽不到上蒼的聲音，我認為我並不比一個美國或英國作家更能做一個先知——去預見未來，或者充當人民的良知。」 這個反思並非只存在於亞洲或非歐美文化當中，在美國本土的歐康納換個用詞，討論了相同的議題——「小說的職責是透過舉止體現神秘」——作家該研究的就是「舉止」（人類行為的具體細節）以及「神秘」（人類如何逃避或正視生命的意義）。由是，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公式：舉止／表演即形式，神秘／先知即內容，頂尖的作家通過前者表達後者，通過選擇、距離、有時遭逢例外，企圖書寫出人類史上的偉大作品。 今屆的諾貝爾文學獎大熱門，也是來自以色列的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在2017年獲曼布克獎的小說《一匹馬走進酒吧》裡，便巧妙地把舉止／表演及神秘／先知這組關係寫成故事。故事講述一個蹩腳的脫口秀表演者拼命表演，無所不用其極地逗樂觀眾，但觀眾實在不太理解他在做甚麼。在表演途中，過往的歷史創傷、戰爭後遺與少年陰影不住從他的笑話裡側漏出來，內容越過了形式的限制如山泥傾瀉，讓他的觀眾都走光了。沒有觀眾，但脫口秀還是要表演下去，他就說道，「有匹馬走進酒吧，跟酒保點了金星啤酒。酒保幫牠倒了一杯，馬喝完再跟他點了杯威士忌。牠喝完後再點了龍舌蘭酒。一乾而盡。點了杯伏特加，然後再點啤酒……」故事拉扯成一千零一夜的接龍，試圖通過娛樂來續先知的命，通過舉止來接駁神秘，讓文學連上歷史的餘燼。 諾貝爾文學獎：距離讓我們提防例外 而距離是一個這兩年被燃點起來的重要議題，在整個現代進程裡，我們至少遭遇了從電話換成手機，再從手機更換成智能手機的過程，這個過程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幅壓縮。在這數十年的過程裡，有無數文學作品都關注人際關係的過於緊密會帶來怎樣的損害。而去年我們碰上了一次例外，一個導火線，一場疫情讓所有人的距離都重新洗牌，遙距上班以及網絡購物等等現象都讓我們必須重新把握距離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另一位諾獎大熱門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去年參與了紐約時報的一個計劃，名為《大疫年代十日談》（The Decameron Project），也是以一千零一夜的方式讓文學持續下去。雜誌於七月刊出，找來了數十位作家書寫他們在疫情期間構思的故事，其中大多數都書寫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徹底切割，居家隔離以及回老家使得城市空蕩蕩，人味都流失了。又有一部分寫由於與伴侶困在同一空間，距離感無法拿捏好，兩人每天的選擇全然相異，磨擦就少不免。 這個計劃當中一個接一個的故事接龍，展示的是這兩年間作家與讀者們對於世界的重新理解，並嘗試通過文學中想像的時空來接駁現實那凝固在家中的隔離時空。這種重新理解距離感的過程，不只是美國，遠至歐亞非都是一種共同經驗，一場疫情重新洗牌了人類對於距離的理解，而作者們捕捉這種異常，將其書寫下來。巴迪歐除了舉出距離、選擇和例外以外，他還強調，要表達哲學和以上三個情境時，都採用了故事的形式。說故事是人類的本能，而文學是把故事打磨到極致的形式之一。 在2019年獲獎的兩位作家，漢德克及朵卡萩也是擅寫距離的說故事大師，漢德克以冷硬筆法書寫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人與人之間彷彿永遠隔一面牆，無法理解，只能通過自然或景物來間接描述。朵卡萩把場景帶到波蘭村莊，卻以一個接一個的夢境展示出人之間的距離無法靠近，偶爾如果可以通過夢境或雲遊還能相聚，但絕大多數時間就算面對面也像是溝通不良。這些都是在疫情前的作品，而諾貝爾文學獎讓我們看見的是現代世界人之間的疏離感越發強烈，疏離與孤立甚至成為一種美學。到了疫情時重讀，更是別有一番苦澀。 至於今年，在地球被疫情肆虐兩年過後，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應該座落於，它如何讓讀者在得獎文本中觀察到人與人之間被不斷劇烈改變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與十年前、三十年前、六十年前有何不同。這種改變除了疫情以外，在整個現代進程裡從未停止地變幻，而文學作為一種路徑，除了表演與舉止以外，更重要的是神秘的先知功能。比如卡繆的《鼠疫》橫跨七十年後擊中我們如今對於封城的恐懼，薄伽丘的《十日談》穿過七百年來引導紐約時報發起《大疫時代十日談》計劃。而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應當是引導我們在閱讀作家們的作品過後，在想像的世界裡遭遇過各式各樣的故事，更能充份預備好去面對且理解生命裡下一個無法預測的例外狀況。 我們：與諾貝爾文學獎的距離 於我而言，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是一次例外，它絕大部分時間也超出我的閱讀脈絡，比如去年的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ück），我猜是北美女性會獲獎，於是我選愛特伍，結果沒想到是詩人。又或巴布．狄倫，不過這個應該沒幾個人會猜得中。漢德克得獎後引來繁體中文翻譯潮，石黑一雄也是。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對於我們的意義，是突出我們與它之間的距離與選擇的差異，而我們總能從外部觀察，獲得賭博與突出肚腩曬書的短暫樂趣。 獎項本身就是瑞典學院的一次選擇，它們每年經典化一位作家，這是作家們可以獲得的最高榮譽，同時讓世界各地讀者們知悉這位作家在獎項遊戲上已經破關了。但與此同時，它有時能達到政治效果，比如莫言或亞歷塞維奇，都是對於他們批判極權社會的文學進行肯定。有時，瑞典學院又想創造些意義，結果就莫名地選出了巴布．狄倫，但至少可以看出這個獎項所反映出的價值觀與經典化效果。 大江健三郎說：「諾貝爾獎對你的文學作品幾乎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它提高你的形象，你作為社會人物的地位。你獲得某種貨幣，可以在更加廣闊的領域裡使用。但是對於作家而言，甚麼都沒有變。」因為諾貝爾獎對於作家而言只是一個榮譽，它的實際作用是座落在讀者身上的。它讓文本進入一個大幅出版與外譯的管道裡，這就是經典化。而我們必須從中理解的是，我們所身處的位置與瑞典學院所選擇的價值觀，有怎麼樣的距離，我們應該收緊這個距離，維持原判，還是與其拉開？ 社會上從來不乏批判諾貝爾文學獎歐洲白人中心主義的聲音，2019年漢德克及朵卡萩雙雙獲獎更引來了大批責疑聲浪。此外，石黑一雄、奈波爾、魯西迪被稱為「移民三雄」得獎時，又不太看得見有人猛力批判這三人的歐洲中心跟戀殖傾向。如今，批判得獎作家時用種族框架與地域框架也如同隔靴搔癢，也不應該是我們用來檢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濾鏡。因為，就算如果瑞典學院每年順序沿著各大洲頒獎給各色人種，又會被批評為虛偽或形式主義。形式主義的定義是，把內容無限推後不談。相信這絕對是瑞典學院最不願意扯上邊的標籤。 如今，越顯示在地特色的作品就越是國際化；越彰顯自己是包容進步的就越是歧視。文學也沒有逃離這個困境，畢竟它所反映的仍然是當今社會的脈搏，因此，如果諾貝爾獎給我們帶來甚麼啟示的話，就是別管它甚麼白人中心，也先別管移民三雄這樣的標籤當中的政治正確性或權力關係，漢德克有沒有政治醜聞也沒有關係，而是遠在東亞的我們應該從他們的作品裡學習，並閱讀自己的地方，表達自己的地方，從多方閱讀裡參照出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並作出選擇，從文學裡練習迎接例外的準備。 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一年一度的鬧鐘，它遠道旅行而來，提醒我們是時候該檢視自己與瑞典學院之間的距離了。但最重要的是，無論是近、不變、還是遠，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在自己所身處的地方，能說出自己比前一年的自己有進步了。在這個時空失序的疫情時期，我們有沒有用更好的目光來把握這年所讀的書帶給我們的選擇、距離和例外？在疫情時期，當所有人的距離變得曖昧不清時，獎項提醒我們，是時候該用文學的虛構時空，為現實輕輕覆蓋一層娛樂的薄膜，並在其中期盼看見先知的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