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聯經思想空間【中途下車】專欄。 我長大的地方是個新市鎮，意思是它是一個擴建區域，距離市區大概有半小時車程，後來搬到了新竹，一個可步行性趨近負數的城市。現在我在台北，那麼多年來，我第一次感受到便利性的衝擊。它不是文化衝擊，而是階級差異，原來住在市區的日常長這個樣子。就算最近連日暴雨，我也可以在騎樓下輕易地走到餐廳、便利店、超級市場。 現代生活標榜著快捷與方便，人可以快速流動到不同地方，但它所指向的通常是上班通勤和必須更早起床來趕車。它的方便體現於我住在邊緣位置，但有能力到達城市另外一端進行經濟活動，它其實是資本主義的口號。於是，疫情初期大家所感受到的是遠距工作原來是這麼美好的一件事，並希望日後都能在家工作，結果這也是個空想。與病毒共存的意思是：給我滾回去搞辦公室政治。 我們會怪罪上班制度的多餘，行政與打卡折磨著我們，也許其實在家或附近的咖啡廳工作效率更高，反而能為公司創造更好的業績。不過，我們鮮少會把這個問題連結到城市規劃，好似它本應就是這樣，所有人都要穿過大半個城市去上班。城市規劃把不合理的多餘合理化，還嘗試說服你這是對的，世界本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