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_《國王》_約翰．伯格

原刊於《國王》

國王的身分認同有點不太正常，至少他覺得自己和身邊的人們相差無幾。他所屬的群體住在一個名為聖瓦利希的廢墟裡，寒冷貧窮朝不保夕，有時還得去附近城鎮偷肉吃或者賣些小東西過活。由於生存條件堪憂，他們或多或少都有些瘋狂。「我有一種怪異的說話方式，因為我不確定我是誰。許多事情聯合起來把名字奪走了。那個名字死了，甚至連遭受過的苦痛也不再屬於它。」國王這樣說。但如果你說這不算不正常吧？也許這一切聽起來只不過是文學技術上的一些錯位偏差，或弱勢群體在困境中研磨出來的偏執——那這樣說好了，國王其實是條狗。

這條狗天賦異稟，他懂一些神祕的數學：潮濕＋寒冷＝絕望；絕望＋飢餓＝再也沒有神了；再也沒有神了＋酒精＝自殺。他也有一些頗有詩意的神奇邏輯：「故事一講再講，講成了一件件家具，這裡的人幾乎都沒家具，所以他們重複講述自己的故事。」還有，在他的眼裡，聖瓦利希是一件大衣，某某住在左袖口，誰誰住在右臂。說是居住，都是一些以頹垣敗瓦臨時搭建出來的瓦遮頭而已。

當然，國王最為厲害的莫過於，他擔任著我們手上這部小說的第一人稱敘事者。我們隨著他巡邏守護聖瓦利希，認識住在這件破爛大衣裡的人們。這裡還有國王最為親密的伙伴：老夫老妻維柯與維卡。要我們代入一條狗的狗眼狗鼻狗耳狗年月去看世界，實在有些像是思想實驗了。他的理解方式與人類確實並不相同：

站在瀑布下方時，我知道，生命，這該死的生命，始於第一顆石頭存在之日。 人有七層皮。水有五層，我能用舌頭分辨每一層。第一層皮感覺到風，無論空氣多麼靜止，總是會有一絲氣息。第二層皮只能感覺溫度。在第三層皮上，溪流不斷逆向擊水。第四層是濕皮，也就是水本身。那最後一層皮呢？透過最後一層皮，迷你小魚的迷你小嘴濾著光。

我們的國王是位哲學家，他看過太多了。

繼續進行之前，我們先暫停一下並回到《國王》這部小說的背景。作者約翰．伯格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他在一九七二年主持的電視節目《觀看的方式》，這個節目後來被改寫為散文集（Essays），成了我們今天在大學裡修讀藝術與美學時的經典教材。之所以提到《觀看的方式》，是原來伯格從這時已經開始關注到了動物的特殊狀況：「動物的畫作——不是處於自然狀態的動物，而是以血統作為價值證明的牲畜，其血統同時彰顯了主人的社會地位（動物被描繪成長了四條腿的家具）。」

五年以後，伯格沿著以上的想法，發展出〈為什麼觀看動物？〉（Why Look at Animals?）這篇文章。這是日後文化研究學科關注動物時，不可或缺的早期名篇。伯格的看法是，在過往的世界裡，動物是與人們同在的，無論生產方式與社會組織如何變遷，人都仰賴動物獲得食物、衣物、勞動甚至運輸方式。但當人類科技發展到一個階段以後，鐵路、電力、傳送帶、罐頭工業、汽車、化學肥料等等技術出現了，內燃機將役畜從街道和工廠排擠出去。城市以愈來愈快的速度擴張，田野動物（無論野生還是馴養）開始變得稀罕。最後，動物退居到了兩個位置——家庭與動物園。

「動物園是一個盡可能收集各種動物，以便能夠被看見、觀察、研究的地方。在原則上，每個籠子都是動物的一個畫框。訪客去動物園看動物，從這個籠子到下個籠子，就像美術館的訪客在一幅畫前停留，然後移到下一幅。〔…〕然而無論你怎麼去看這些動物，即使動物甚至緊靠著欄桿，距離你不到一呎，還向外看著公眾的方向——你在看的是一個被徹底邊緣化的東西。」

從動物出發的這篇文章，結論是什麼呢？當然，伯格肯定是關懷動物被人類驅逐並且以畫框／欄柵圍起來的狀態，不過在文章末段，他回到了人類狀況。「所有被強制邊緣化的地方——貧民區、棚屋區、監獄、瘋人院、集中營——都與動物園有某些共同之處。」有哪些人會像動物一樣被科技驅趕到暗處呢，答案是與動物保持親密接觸的中小農民。

帶著這樣的思考，我們可以回到《國王》了。在聖瓦利希裡，住民大多都是社會弱勢，大衣裡散落著難民、流亡者、失敗者。在創作這部小說時，伯格曾經打電話給他的摯友兼左派戰友安東尼．巴奈特（Anthony Barnett），說自己正在書寫一部由德國牧羊犬擔任敘事者的流浪者故事。巴奈特馬上說，所以這是一部關於底層（underdog）的書？

這個巧妙的雙關語遊戲逗得電話對面的伯格開懷大笑，underdog是弱者與失敗者，又或直接以英文的字面理解，比狗還低的狀態。在聖瓦利希的人類過著如狗一般的生存狀態。過往我在寫自己的散文集《痞狗》時，曾經爬梳過這個詞的來源，在十九世紀的鬥狗裡，兩條狗搏鬥一輪後，贏的在上面，稱之為Top Dog，在下面的就是Underdog。左派學者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墨菲（Chantal Mouffe）強調了這種模式，指出Underdog是一種反抗的語言，「將社會分成兩個陣營，從而動員『敗犬』對抗『權勢中人』」。

但是在《國王》裡，角色們未必時時刻刻都在反抗，日常生活已經讓一切顯得焦躁不安。身為群體的一份子——意思是，並不是困在畫框中的四腳家具——國王會協助聖瓦利希的人物。比如一起偷竊（我們仔細挑選肉鋪。有家小店，只有一人負責招呼），比如陪伴（維柯的手，溫暖脫屑，放鬆地扶在我頸上；我肯定給了他一些信心），比如防禦（我盯著他的眼睛。他看起來像是打算沿著步道跑走，於是我咬住他的腳後跟）。但我想，伯格寫得最為精妙的是國王與人之間的交流。我們來看看以下這段：

幾天後，我躺在栗子火盆旁邊，腦子突然想到：世界如此糟糕，上帝必得存在。我問維柯他怎麼想。 大多數人，他很快回答，會得出相反結論。 話說的同時，他將幾顆滾燙栗子丟進紙袋裡，那是維卡用彩色舊雜誌釘好的。 我在想那座森林，我告訴他。 你每天都把那座森林掛嘴上，他說。 哪有，要看季節。 思鄉病，Mal du pays，鄉愁，他說。 你不可能在森林裡看到陽光卻不承認它很美，我直視著維卡說，她坐在人行道上，背靠著送貨門的牆。世界造得十分完美，每片葉子都是。只有人是卑劣的。

國王似乎能夠與人類對話，又或者說，在國王給我們看見的敘事裡，他能與人類進行哲學般的深度對話。但當我們仔細讀來，又似乎只是人類在說話，而國王只是在旁邊汪汪叫，以為自己參與其中。這種複雜的錯位，可以回到〈為什麼觀看動物？〉當中，伯格對於人畜邊界的思考。他回到了數千年前的神話，指出動物在人類的眼裡曾經代表著信使與預兆，比如牛象徵神喻與祭品，但人類當中有一些極為特殊的角色，比如奧菲斯的傳說，可以與動物溝通。在《國王》的廢墟地帶裡，伯格為我們帶來了為社會所不容納的先知們。

聖瓦利希的人們或多或少都能與國王溝通，或者以國王的敘事觀點來說，他們時常活動。他是他們的一份子，共同為了生活而奮鬥。但他們的生活碰上了一個大麻煩，聖瓦利希要發展成城市了，從故事第一頁開始我們就能看到迫在眉睫的改變即將到來：「有人說，要在那裡蓋體育館，史上最大，可容納十萬觀眾。下個世紀的奧運就能在那裡舉行。」住在這裡的人們，雖然貧苦，但也是一手一腳在這裡蓋起了家園，也與鄰居們建立關係。在這裡，他們朝著發展商和政府背水一戰。但在推土機和現代科技的力量下，弱勢的力量何其薄弱，甚至乎在國王眼中，聖瓦利希的人們漸漸變成了狗犬：

他們躺在那裡吠叫，而我從吠聲中聽出他們的名字：㹴犬丹尼，尤阿金，掃羅，瑪拉克，安娜，阿方索，狐狸犬利貝托。蹲伏在波音這個沙盆裡，他們一無所有，如我一般一無所有。我們全都一樣，我們都在吠叫。

我們不期然會想到，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分析「狼人」這個精神分析經典案例時，說過這樣的話：「你不可能是一匹狼，你始終是八或十匹狼，六或七匹狼。你並非同時是所有這六或七匹狼，而只能是身處群狼之中的一匹狼。」他們在形容什麼呢？讓我們回到全文最初，關於國王身分認同的問題，他並不認為自己是群體中特別奇怪的一員，在聖瓦利希這裡大家幾乎平等。德勒茲和瓜塔里寫道：「我在人群的邊緣，在其外圍；然而我歸屬其中，我通過肉體的一端——一隻手或一隻腳——而維繫在其中。」

由於運動與生活的軌跡高度重疊，甚至還讓國王說過這樣的話：「聖瓦利希的每個人都需要某種瘋狂，才能在船難後找回平衡。那就像是拄著柺杖走路。瘋狂就是那第三條腿。以我為例，我相信我是一條狗。」在人與動物邊界模糊的狀態裡，伯格想向我們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關於underdog群體的故事，怪異、浪漫而令人悲傷。

讓我們從故事和哲學回到現實吧，《國王》的故事與伯格的關懷有種奇異的巧合。這部書是在一九九九年面世的，後來，伯格的友人巴奈特將故事原型對照到法國的難民和非法移民營地加萊叢林（Jungle de Calais），這個從垃圾場慢慢發展出來的群居地，恰好也從一九九九年左右開始人口暴增。其後，加萊叢林在二〇一六年被法國政府正式宣布清除完畢，而伯格在二〇一七年過世。巴奈特在悼念伯格的訃文裡形容，《國王》及它戲劇性的結局，就如同加萊的難民叢林：「這正是伯格的預感。」

在推土機與資本霸權的畫框裡，人們被定義為怎樣的一群野犬呢？又或是一群怎樣只會掙扎求存的即棄貨物？伯格透過他的作品，詢問的問題其實就是這個。而這一切，從《國王》的第一句已經開始了——「我死命嘗試，想領你走進我們生活之地。」就讓國王帶我們進入這個奇異錯置野性充沛的世界，成為群狼，觀看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