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Week 36｜那些殺死作者的AI，還不算太強大
- 2天前
- 讀畢需時 10 分鐘
台積電文學獎AI風波似乎講述了兩個故事：第一，大廈將傾通常是由細微裂縫開始的。這樣說吧，雖然台積電的認受性相當高，但它在規條上就是20歲以下的高中生競技場，甚至連獎金都叫獎學金。而這次散文獎AI疑雲是優勝獎出事，意思是，有人在新手村裡用外掛通關，且關卡完成度並不算高。彷彿有一種邊陲小鎮爆發新型瘟疫，下一個就是城市了的感覺。至於小說組選擇將疑似AI的得獎作隔離起來給個特別獎，確實或多或少也有防疫感。
而用散文的觀點來看，這個故事更有趣了。這裡何只小鎮，甚至是塊廢土。中文散文長久以來在文類上曖昧不明，小說和詩都有順手的理論工具，至於散文在白話文百幾年歷史裡都排在安慰獎的位置，沒事就不太會去研究它。它的價值在於將真摯感人與修辭美學結合，至於方法呢，魯迅說「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
妨啊大佬，破防了大佬，這次「文之餘」又被搞了，再隨便下去真的會仆街。因為匿名的廢土確實特別容易試驗新的黑科技，虛構又行，代筆又行，那麼AI呢：不是甚麼，而是甚麼，破折號甚麼，定論甚麼。
用固定句型去辨認AI，當然不是中文世界特有的事情。英文有rule of three，意思是經常用三項排比句，又常常用破折號，或是某些像是delve、showcase、boast的用詞。至於中文常見的，大概是「不是瞎猜，一句話👆🏻，穩穩接住你」之類的語料垃圾。我們都是單憑著感覺這樣判斷的，就像看著AI漫畫的誇張背景、AI動畫的變形眼睛、AI音樂的安定感。多米多羅的「三小AI醜死了」，判斷時所憑的都是這些細節。
但細節從何而來呢？這些細節又為甚麼讓人不悅？「AI所吸收的訓練語料，本就是一群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時空與壓力下所留下的時代沉澱。因此，它產出的內容早已被磨去稜角、拔除根基，只剩下一種看似流暢、實則平庸的平均值。」來自劍橋的學者Alex McPhee-Browne在名為〈符號帝國〉（Empire of Signs）的散文裡寫：
「但這模型絕不會告訴你，它對任何主題的侃侃而談，其實早已被訓練資料背後的結構性偏見所暗中塑造——那包括了英語的絕對主導、平台審查的過濾機制，以及決定了『誰的聲音能被納入、誰的文字會被排除』的階級落差。它只是冷冰冰地產出文字。那語氣聽起來無比自信，卻全然掩飾了自己論述的局限與偶然。」
這篇文章從名字開始就明顯借鑒符號學，尤其是祖師爺索緒爾的教誨：語言並非一套命名系統，而是一個純粹由「差異」構成的結構，其中沒有任何符號具有獨立的自我意涵。一個符號的意義完全來自它與其他所有符號之間的相對關係。作者從這個論點延伸開來：
「這種結構主義的核心主張，對大語言模型的運作機制給出了極其精準的描述。在如今市面上的任何模型內部，每個token都被表示為一個向量——即一個存在於數千維空間中的點，其位置完全由它與其他所有點之間的統計關係所決定。大語言模型為索緒爾的洞察提供了一個工程化的對應物。」
於是，我們就知道了為什麼在文學獎裡遇上AI是如此令人疲憊的事情（當然不是因為結構主義本身就讓文學原教旨主義者感到靈光飛逝的厭煩），原來人們——尤其是新手——一旦掌握了快速組織連結關係的工具，就擁有了將讀者與評審推進平庸刑場的力量。那種精準與自信的用詞，完美還原出計程車司機高談闊論國家大事時的態度。
更甚者，評審還很有可能因為必須要湊夠得獎篇數，而AI作品又可能比寫作新手手搓的作品來得優秀，只好放它過關。簡直是水洗不清。在新手村用外掛，這其實就是宥勳所說：「這等於是拿文學界有限的人力，去肉身抵擋無限複製的工業生產線。」
文學獎是加冕系統，是參賽者可以沿著金字塔狀結構往上爬，往內走的探險裝置。而台灣的單篇文學獎長期採取的方法是匿名，是在獎項公布前隱藏參賽者的身分，我們可以理解為一種變形的「作者之死」。
巴特式的作者之死，是形容作者並不應該高高在上，因為他與讀者也是游弋在文字汪洋中的其中一員，巴特認為要拆除作者的權威，讀者才能同時誕生。至於單篇文學獎不太一樣，參賽者的地位固然比評審低，但匿名有另外一個功用——把作者的署名功能隱去，盡力拆除作為一個人的背景，讓競賽焦點集中在文字功夫。評審與參賽者同樣在文字的浪濤裡翻滾，嘗試只看泳姿而不問出身來歷。這樣一來，也許泳姿出眾的新手得以一舉成名天下知。
當然這往往都是以失敗告終，為甚麼呢，因為「作者之死」只是一場對於權威的抗爭。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學者Anchit Sathi寫道，巴特和傅柯「兩人聯手拆解了浪漫主義那種孤獨創造天才的形象——那個受靈感啟示的個體，其生平與意圖被認為是解開任何文本意義的鑰匙——並提出，意義是在閱讀之中、在論述之中、在文化的體制機器之中被生產出來的。」
但是拆不掉的問題，還是那個很本能式的反應：當我們讀到一段精彩的文字時，總是會問「這是誰寫的？作者是誰？」其實文學獎也是這樣，當評審讀到優秀作品時，也總有「這是誰？」的感受。因此，文學獎不只是加冕，更是揭開面具的遊戲。將名字從假死狀態裡打撈出來，參賽者以一篇作品讓自己的姓名重見天日。簡直是千與千尋／神隱少女。
Anchit Sathi這樣形容，那些「傳記式批評其實從來沒消失，只是在某些圈子裡不再時髦，在其他大多數圈子裡照樣運作。生成學批評——它關心的是手稿、草稿，還有文本史裡作者勞動一階一階留下的痕跡——在法國和別的地方，已經興盛了幾十年。它的前提正是：作者怎麼工作很重要，通往成品的那段路，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就算是那些立場最堅定的結構主義者，一旦菲利普．拉金的書信、希薇亞．普拉絲的日記出土，多半還是會去讀的。」
所以，巴特的問題和傅柯的問題雖然類似，但始終是分開的。巴特的「作者之死」關於靈光，關於怎樣在文字汪洋裡找到特殊性，關於在一連串平凡的事物裡找到突出的刺點；至於傅柯的「甚麼是作者」關於體制，認為作者的功能不外乎一種分類機制。作者的名字讓他的作品得以歸類在他名下，並能夠指派法律上的所有權，讓著作權能成立。作者的名字認定罪責，讓審查和誹謗告訴能成立。它授予聲望，安排文類，還撐起整套讓文化得以流傳、得以被評價的機構。
但這兩個問題在AI年代衍生出新的狀況，危機是這樣的：
AI用一種突然而且看得見的力道，把文學理論一直混在一起的兩樣東西，掰開了。一邊是創造性的作者——那個有血有肉、有生平的人，靠他的認知和美學勞動撐起文本——這個角色正在一點一點被外包出去。另一邊，是體制性的作者功能，它不只活得好好的，還在變本加厲。總得有人握著著作權。總得有人掛在署名欄上。文本出包時，總得有人扛責任。
這讓我們想到那個笑話，AI是取代不了會計師的，因為AI不能代人去坐牢。以這個邏輯去看，匿名的文學獎在評審揭起布幕時，作者的名字死而復生，前來負責。他要負的責任也換了。巴特式、傅柯式的作者責任退場，取而代之的是AI共作衍生的全新責任。
於是，Anchit Sathi創造了一個新的詞語，名為「行政作者」（Administrative Author），這種來自AI年代的作者功能是在文本上簽名、扛法律責任、收下功勞、把作品端到世人面前。可是生產作品的認知和美學勞動，這種作者已經委派出去了。他交給一套他沒份建構，也沒完全搞懂生成邏輯的外在系統。這大概不只文學原教旨主義者會吐血，連對文學有一丁點想像的人都想翻桌。
而這種作者首先威脅到的就是評價系統，他引用了一位德國歷史教授的話，他說，當自己發現一些作業使用AI生成時，就會更嚴格地對待。但與此同時，他又擔心自己其實是在懲罰那些根本沒用AI的學生。他很懷疑學生那些「我沒用AI」的聲明毫無意義，當然，所有人都知道那種聲明虛有其表。Anchit Sathi說，這種機制「看起來像在回應問題，實際上問題原封不動。它讓各方都活在虛偽裡。用榮譽守則來回應AI挑戰的機構，是拿良善意圖去頂替機制。它們認定問題出在個人操守，而不是系統性的誘因。這是錯的診斷，而只要這診斷還在，它就會一直開出錯的處方。」
這又如同散文獎黃金之心的道德律令了，我們鼓勵按遊戲規則寫散文的參賽者，那麼，如果他不按呢？答案是，真的不會怎麼樣。我們可以在社群媒體上看到遠方小鎮爆發病毒，說一聲真慘啊，就是這樣。這個情況其實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但為甚麼AI問題特別困難呢，因為這裡有三個問題：
一、文學獎問題。參賽作品數量超出評審能應付的範疇，參賽者的AI水平超越評審的AI識字率（AI Literacy），導致文學獎一直以來所依賴的路徑被衝擊潰堤。這條路徑在AI年代前本來就稱不上穩固，但勝在事故不多，有不少人坐上了車還是能到達下一站的； 二、散文問題。散文是一種強調「自我」的文類，我們把各種碎片華麗地組合成一張織布。加入了AI生成的散文，還算是自我嗎？那個對於散文作家的「這是誰」問題，似乎被強烈地撕裂了。以至於，日後我們很難再指責散文作者借取別人的故事，因為AI的邏輯跟借用差不多； 三、判斷問題。如果AI作者超出今天的討論話題，確實利用AI寫出了傑作，甚至為該種新風格立下署名，我們應該反對它，還是支持它？又或者說，如果日後AI的判斷能力比人類更厲害，應該由哪個機構用AI讀AI作品，然後由誰來負責任？
有篇文章叫〈作者，可憐的雜種：寫作、創意、AI〉（The author, poor bastard: Writing, creativity, AI），同樣在劍橋的作者Caroline Bassett開篇就寫道：「作者，這可憐的雜種，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殺死，事到如今他們也應該習慣了。」她的立場比較激進，甚至認為把巴特和傅柯的理論放進AI年代是行不通的，因為文學理論基本上就是作者的死刑秀：死亡、缺席、多重、單一、卑劣、無能、可轉移的功能、與文本命脈相繫的心智……
她說，如果作者根本不需要存在，就不必一再舉旗討伐他。而AI年代只不過是「作者問題拒絕死去」的又一個時刻，只是規模變大。如果我們回到散文獎的場景，這番話就差不多說得通了：匿名的獎項，是為了讓作者的名字假死；得獎以後，作者的名字死而復生，奧德修斯般歷劫歸來；由於借助了不容於規範的外力，他再次被判了流放；但AI作者被流放到哪裡呢？Bassett寫，這種作者反而被驅逐到眾人之間，分散成一堆碎片：
包括分散於人類貢獻者之間（他們可能在歷史時間上相當遙遠，僅僅只提供了文本碎片，作為學習模型中不自知的貢獻者；也可能在近距離專注於引導與組合），以及分散於各個活躍的代理者之間（可以是人類，也可以是機器）。然而，這同時帶來了一種激進的「重新壓縮」：首先，是規範著論述的各種壓力（被融入 AI 算法並被其放大）不斷被闡明、施加影響，並透過迭代反覆自我重塑；其次，是文學本身的壓縮——將一個三維的世界，或者一個存在於程式碼中的世界，凝鍊轉化為文字。在這個深具集體性的「創作織錦」（Barthes 1977）中，許多人或許都能被稱為作者，但實質上，早已不存在任何單一乃至共同的「作者」。這不再是一種受「影響的焦慮」所制約的文學，而或許是一種以全新方式展現「影響力」的文學。作者——這可憐的雜種——又一次死了。
因此，我們最常見的結論還是回到刺點與風格，文學傳統對於作者的要求成為如今最大的律令。回到Anchit Sathi，除了「行政作者」以外，他提出的另外一種作者只不過是披上一層科技外皮的老調重彈：「那個思考者所掙得作者靈光的方式，正是在一些造不了假、也委派不出去的形式裡，展現出他有能力即時地、帶著摩擦地、付出真實智識作為代價，去跟一個問題硬碰硬。」簡單來說，就是努力寫、寫好些、埋頭苦幹、總有出頭天，類似這樣。
不過無論有多老套，文學獎的核心思想一直以來都是找到像這樣的人，從新手村到地獄難度，一而再再而三地搜尋能夠抵禦吸收，克服超越難關的作家。在這樣的論述下，稱所有文學獎的獎金為獎學金也不為過。但是，就是在台積電文學獎AI風波裡，評審與主辦方要學習的教訓也許是這樣：儘管文學獎是想找到一些人，但文學獎也要知道自己不想看到哪些人。
其實這就類如張娟芬的結論：「未來，如果評審們始終排斥『AI味』，可能墊高AI協作的成本，因為必須花力氣去隱藏。如果評審們此後優先選擇毫無AI痕跡的作品，即使它稚拙、結構缺損也在所不惜，AI協作就會受到重挫。如果評審們漸漸接受『AI味』、久而不聞其臭，AI與否便不再需要區辨。或許這也是一種『供需平衡』？」
而再進一步說，評審和主辦方不想看到的人，與大眾不想看到的人是否一致？這也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但這個問題應該先解決還是後解決？有一說是，作者之死和讀者之生是同時發生的，那麼AI年代的作者之死和讀者生成應該也是綁在一起的，在此之間，評審半死不活。雪上加霜的事實是，現在的AI問題還只不過是新手村等級的，還沒有專業級AI作家出現就已經把文學獎體制弄成這樣了，以後怎麼辦呢。
我對這現象的看法跟禁煙一樣：煙是禁不了的，但設計良好的吸煙區可以解決問題，前提是設計得好，至少不用像台北一樣要淋雨才能去。沒有人想淋著雨去拿一個特別獎，也沒人想在正正常常走路時被二手煙糊一臉。但這是評審還是參賽者的責任？不對，這是文學獎主辦方的責任，但我們很久沒聽到文學獎的主辦單位有甚麼文學理念了。畢竟，他們的專業就是當行政作者，有事出來扛，無事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