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沒有辦法找到自己節奏的佐久間，最後是節奏找上了他。這是一本關於維持節奏的書，唯有隨著佐久間的生命故事，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到城市這個黑盒子讓他不得不抵達的底部。就在這個深淵裡，他有時沉默坐著數算時間過去，就像在騎自行車一般渾然忘我。

在柏林成立的出版社「新歌媒體」（New Song Media）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嚴歌苓的小說《米拉蒂》。自從批評中國當局被封禁後，她決意以創作來回到八○年代——一段中國的轉型時期，一曲自由的贊歌。

閱讀董啟章的作品就如不斷推開大門，一扇連著一扇，超連結般的百科全書，最終抵達初時沒有想過前往的遠方。

原刊於《聯合文學》雜誌 NO.472：東京文青考察 「你知道日本嗎，孩子？」畢飛宇在《生活邊緣》裡這樣寫道：「你應當關注日本。它不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對於當代世界而言，日本是一種形而上。」我想這句話應該印成標語，貼在廉航官網裡當成Banner。這到底甚麼意思呢？我們可以聯想到一個遙遠的連結：在1966到1968年，羅蘭．巴特三次到日本旅行，為這個地方寫了二十六篇文章，後來輯錄為《符號帝國》。 「日本包裝的一大特點，內容物價值不高，與外包裝的豪華不成比例〔…〕盒子就產生符號功能，作為外殼、屏障、面具，它使人上當。」顯然，在六十年前的巴特肯定在伴手禮店跟我們一樣失心瘋地爆買過一波，「上當」了。怎麼可能抗拒日本零食呢？日本製造符號，我們從中消費。消費的聲音don don donki。這個符號的製造中心就是東京，對於華文文學界而言，生產符號的日本大師除了村上春樹別無他選。 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爵士樂和費茲傑羅。在成為作家以前，村上春樹在東京国分寺駅開了一家名為Peter Cat的爵士吧，直到1978年忽然一天，他碰上靈感之神了。「當時的感覺，我還記清清

流亡期間，科斯秋琴科於2023年10月出版了《我深愛的國家：俄國女孩的真實告白》（I Love Russia: Reporting from a Lost Country），它是一部回憶錄，也是一部報導文學。在同年12月底，衛城出版了繁體中文版，由胡宗香翻譯。

《自由》的故事在第一部的結尾處徹底翻轉，一洗先前令人困擾的天真爛漫。從此以後，世界天翻地覆——在蘇聯解體面前，採用這種措辭不算誇張。在這部將鏡頭聚焦於一九九○年阿爾巴尼亞的回憶錄裡，蕾雅．烏琵（Lea Ypi）寫下她還是小女孩時，在舞台一樣虛假的共產世界裡的處事方式。

短句如暴雨一樣落下，是陳寧的小說《枝繁葉茂》帶來的第一個印象。四字句層出不窮，六七字句連貫襲來，一陣窒息的感覺從黃金的香港一九八○年代一路握緊到大疫蔓延的二○二○年代，毫不放鬆。《枝繁葉茂》的香港從盛到衰，從迷惘到不適到無路可出，全在急劇折斷的句形之中鋪張揚厲。

陳慧《弟弟》的故事始於血緣，終於血緣。血緣關係是一種不證自明的親近，它首先能夠強制一些溝通失效的角色擠在同一屋簷下，衝突、磨碎、纏繞、攤平、曬乾，捲在一起點一把火。也同時指向時間，遺傳與複製，以及時日逝去舊事已過的、淡如清水的和解。

故事要從一九七九年漢德克選擇離群索居開始講起。那年他從巴黎搬回故鄉奧地利，並在薩爾斯堡落腳。這座城市是莫扎特的出生地，也是阿爾卑斯山的門戶，後來成為了《離開》的故事舞台，那座安靜的房子就在這裡的郊區。

1948年，三十歲的劉以鬯從上海隻身南來香港，1952年又轉到新馬一帶擔任報刊編輯，後於1957年再抵香港。以我們一般的習慣來說，劉以鬯這次是「回」香港，這次就帶點香港本位的意思了——這符合了我們對於劉以鬯的理解：確立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主要推手之一。

梁莉姿的寫作功課比我更為複雜，她已經找到她的聲音了，但這種聲音能帶她抵達哪裡？這是一副持續因著外部世界的變異而不斷向內拷問的刑具，她十架的形狀是一個問號；同時也繼續開放讓世界洗禮入侵，讓群眾朝她拋擲每塊都會引發懷疑的石頭。

如果你沒有在放長假回來上班後想要就地辭職，要麼是你非常幸運，要麼就是非常不幸。雖然這只歸納了其中一部分，不過葡萄牙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長篇小說《死神放長假》（As Intermitências da Morte）描寫的就是這樣的故事。

去年我又搬了一次家，從台北到台北，因為朋友見我原本在住的地方實在爛透了，又小，又吵，還貴。朋友介紹我住他同一棟電梯大樓的樓上，他向南，我向北，由於在大馬路旁邊，我們家都裝了氣密窗隔音，充其量聽得見我們窗戶面向那邊的聲音。有時我們就約在樓下噴一些垃圾話：你老闆對你很差？那麼巧我老闆

陳德平（Te-Ping Chen）的小說集《強國》（Land of Big Numbers）寫的是權力無法靠近的故事。

在英雄的社會裡，大肆宴客的行為會演變成誰最慷慨的比賽，布里茲涅夫領導下的克里姆林宮以食物戰鬥，在克里姆林宮領導下的人民卻很難說能夠比拼誰更慷慨。

作為一個上班族，你是被買下了人、買下了技能、或是被買下了時間？時間是怎樣才能被買賣的？時間即是金錢？

《日常》有不少篇幅都相當明快，人物動機、時代環境、扭在一起產生衝突，在輪番上演後敘事聲音就插進來分析一次。就像三次鼓點後的一次重拍，而非《僅存》的三個重拍一次輕拍。距離是小說要拿捏的最重要問題，而《日常》無疑比《僅存》好。

訪問是用視訊進行的，我在台北連線《少年》團隊位於香港灣仔富德樓的工作室。任俠先到，然後是林森，二話不說就各自開了一罐啤酒。陳力行因在執導一部短片，到訪問後半才加入。雖然嚷著說要快點訪完去派對「夜蒲」，但三人受訪時的語速仍然不疾不徐。工作室不太通風，訪問煙霧彌漫，任俠患氣喘，於是林森在他身邊都抽電子煙，而陳力行一於懶理照舊抽煙。訪到一半時任俠說要下去買酒，頓時作鳥獸散，十分鐘後才回來。他們說「還是第一次訪問到一半可以去買酒。」我為以往記者對他們的不仁深表遺憾。在台北這邊疫情升溫，早已存好啤酒香煙。

《白牙》是史密斯的起點，也是詛咒，她的小說生涯沿著它的軌跡前進翻騰，卻始終逃逸不出它的議題、技術與批評。這部歡樂的喜劇作品在二○○○年出版，講述英國移民家庭的掙扎和願景，小人物們有著自己的堅持，行事時又荒誕無比。它橫掃各大獎項，魯西迪（Salman Rushdie）稱它「驚人的大膽、自在，既好笑又嚴肅〔…〕《白牙》讓我讀來非常欣喜，印象深刻。」在一九年，它也被《衛報》封為二十一世紀百大小說的第三十九名。

在現代社會中，迷因若能快速且有效地從一個宿主傳遞到另一個宿主，最有可能成功。這些迷因無需理會宿主是否處於良好狀態，也就是無需理會宿主能否順利生存或繁衍後代，只要能感染更多宿主就好。我們現在生活在這種社會，而迷因已經完全改變且持續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