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從一九七九年漢德克選擇離群索居開始講起。那年他從巴黎搬回故鄉奧地利，並在薩爾斯堡落腳。這座城市是莫扎特的出生地，也是阿爾卑斯山的門戶，後來成為了《離開》的故事舞台，那座安靜的房子就在這裡的郊區。

1948年，三十歲的劉以鬯從上海隻身南來香港，1952年又轉到新馬一帶擔任報刊編輯，後於1957年再抵香港。以我們一般的習慣來說，劉以鬯這次是「回」香港，這次就帶點香港本位的意思了——這符合了我們對於劉以鬯的理解：確立香港文學本土意識的主要推手之一。

梁莉姿的寫作功課比我更為複雜，她已經找到她的聲音了，但這種聲音能帶她抵達哪裡？這是一副持續因著外部世界的變異而不斷向內拷問的刑具，她十架的形狀是一個問號；同時也繼續開放讓世界洗禮入侵，讓群眾朝她拋擲每塊都會引發懷疑的石頭。

如果你沒有在放長假回來上班後想要就地辭職，要麼是你非常幸運，要麼就是非常不幸。雖然這只歸納了其中一部分，不過葡萄牙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的長篇小說《死神放長假》（As Intermitências da Morte）描寫的就是這樣的故事。

去年我又搬了一次家，從台北到台北，因為朋友見我原本在住的地方實在爛透了，又小，又吵，還貴。朋友介紹我住他同一棟電梯大樓的樓上，他向南，我向北，由於在大馬路旁邊，我們家都裝了氣密窗隔音，充其量聽得見我們窗戶面向那邊的聲音。有時我們就約在樓下噴一些垃圾話：你老闆對你很差？那麼巧我老闆

陳德平（Te-Ping Chen）的小說集《強國》（Land of Big Numbers）寫的是權力無法靠近的故事。

在英雄的社會裡，大肆宴客的行為會演變成誰最慷慨的比賽，布里茲涅夫領導下的克里姆林宮以食物戰鬥，在克里姆林宮領導下的人民卻很難說能夠比拼誰更慷慨。

作為一個上班族，你是被買下了人、買下了技能、或是被買下了時間？時間是怎樣才能被買賣的？時間即是金錢？

《日常》有不少篇幅都相當明快，人物動機、時代環境、扭在一起產生衝突，在輪番上演後敘事聲音就插進來分析一次。就像三次鼓點後的一次重拍，而非《僅存》的三個重拍一次輕拍。距離是小說要拿捏的最重要問題，而《日常》無疑比《僅存》好。

訪問是用視訊進行的，我在台北連線《少年》團隊位於香港灣仔富德樓的工作室。任俠先到，然後是林森，二話不說就各自開了一罐啤酒。陳力行因在執導一部短片，到訪問後半才加入。雖然嚷著說要快點訪完去派對「夜蒲」，但三人受訪時的語速仍然不疾不徐。工作室不太通風，訪問煙霧彌漫，任俠患氣喘，於是林森在他身邊都抽電子煙，而陳力行一於懶理照舊抽煙。訪到一半時任俠說要下去買酒，頓時作鳥獸散，十分鐘後才回來。他們說「還是第一次訪問到一半可以去買酒。」我為以往記者對他們的不仁深表遺憾。在台北這邊疫情升溫，早已存好啤酒香煙。

《白牙》是史密斯的起點，也是詛咒，她的小說生涯沿著它的軌跡前進翻騰，卻始終逃逸不出它的議題、技術與批評。這部歡樂的喜劇作品在二○○○年出版，講述英國移民家庭的掙扎和願景，小人物們有著自己的堅持，行事時又荒誕無比。它橫掃各大獎項，魯西迪（Salman Rushdie）稱它「驚人的大膽、自在，既好笑又嚴肅〔…〕《白牙》讓我讀來非常欣喜，印象深刻。」在一九年，它也被《衛報》封為二十一世紀百大小說的第三十九名。

在現代社會中，迷因若能快速且有效地從一個宿主傳遞到另一個宿主，最有可能成功。這些迷因無需理會宿主是否處於良好狀態，也就是無需理會宿主能否順利生存或繁衍後代，只要能感染更多宿主就好。我們現在生活在這種社會，而迷因已經完全改變且持續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米蘭．昆德拉，這個多嘴的雜貨店老闆，驕傲地向你指明每件貨品的歷史和瑕疵，他的思想統治了敘事，反思就像贈品一樣分給讀者。而那些贈品本身的價值低得像免稅店送的鑰匙圈。

原刊於聯經思想空間【中途下車】專欄 。 我長大的地方是個新市鎮，意思是它是一個擴建區域，距離市區大概有半小時車程，後來搬到了新竹，一個可步行性趨近負數的城市。現在我在台北，那麼多年來，我第一次感受到便利性的衝擊。它不是文化衝擊，而是階級差異，原來住在市區的日常長這個樣子。就...

周冠威說：「我重看《時代革命》時都會感到很痛苦，但眼淚是很複雜的：有些眼淚我甚至懷著敬意而流，為甚麼這些人會這麼好？這麼有愛？這麼善良，有勇氣、體貼他人，能夠堅持守住到最後一刻，我每次看都會哭。」

格狀規劃的城市看起來就像個巨大工整的故事，人在當中漫遊時除非喝醉了，否則幾乎不可能迷路，對我來說簡直是個福音。它每個轉角都標好了號碼，每條街都按數字順序排好，人們以圖像來理解它的歷史，它的脈搏，觀察城市在整片平原上依序展開，直至一望無際。

一條跨不過去的坎，奈迪的424號公路，它象徵著我們每個人都碰上的難關，我們每天都看著一條線性的洪流束手無策，它可以是歷史，可能是政治，又或是疫情，甚至是人際關係裡被勒索綑綁成一隻粽子的日常。

寫香港時必然會提到的問題，人血饅頭。《僅存者手記》在全文結束於一場文學討論裡，把小說從人物裡拉出來，進入了嚴肅討論的範疇。「有人說，（非虛構寫作）還不是在亂世中收割人血饅頭，借機上位。」這問題會連結到寫作者的存在意義，我們究竟是選擇了經濟上的利益、地位上的提高、思想的進步，還是如小說人物林微般被認為是「只想獲得肯定，需要外界的支撐點才能維持自身？」

某天跟女友錄了一段影片給我家人報告近況，我講廣東話，她講國語。愛情講求分工合作，見家長都要雙語廣播。錄完後我們重看一次，我發現自己把廣東話講得像外語，把應該講成煙街，把係講成hai。或許我畢業後可以去譚仔工作，勿演懶肉實小辣。  ...

原刊於端傳媒，編輯擬題為 〈遠在東亞，諾貝爾文學獎對我們的意義在哪裡？〉 。 在1981年，馬奎斯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他來說「絕對會是一場災難」，隔年，他得了諾貝爾獎。2014年，漢德克指責諾貝爾文學獎是個馬戲團，早就該被廢除了，五年後他就得了諾貝爾獎。獲獎前對於諾貝爾獎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