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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文訊 418期。 我曾有一段被禁止閱讀金庸的日子，那大概是在九到十歲，由於電視上每天放的港劇爛得可笑，智能手機還沒面世，於是幾乎是下課後的任何閒餘時刻，我都捧著一本會手痠的舊版金庸來回翻閱。我老爸說：「你就不能讀點別的嗎？」於是我看著書櫃，也不知道選甚麼，我老母說：「去讀倪匡吧。」 讀倪匡對於一個還沒到青春期的孩子來說，意思是可以讀衛斯理，但不能讀袁振俠、亞洲之鷹羅開之類。後面的都有一大堆色情描寫，打炮打得比二戰還吵。當然我媽不會講明，她都只會說不好看。由於她介紹的金庸蠻好看的，所以我相信她，不過為甚麼我又可以看楊過和小龍女只隔著一塊白布全裸練功，虛竹在全黑的地牢與裸體少女擁抱呢，這大概就是色情與情色的差異。總之，色情的不能看，蓋棺定論。 題外話，倪匡我看得最多的是後來當我爸放寬了對於金庸的限制，但受限過的孩童對禁制總有陰影，於是我就折衷地讀了一堆《我看金庸小說》、《二看金庸小說》一路到五看，在禁制的邊緣來回試探。這些書的作者當然就是倪匡，他說，金庸筆下最成功的人物就是韋小寶，原因也許就是情色方面，不過就連韋小寶的大被同床也是漆黑一片的，這也就是金庸跟倪匡的差別。 雖然如此，我也是在讀金庸的一段閒餘時光裡，接觸到了倪匡的好些作品。不過講起倪匡，我媽應該比我熟，畢竟她自己讀小說時應該沒有像我這樣的禁制令。去年反送中事件開始時我人在台灣，她人在香港望著電視裡林鄭像機器人般的白痴嘴臉，就傳訊息給我：「她好像被獲殼依毒間附體。」我心想那是甚麼鬼，我媽是用手寫輸入法的，於是我就等她把字改正，但她好像又在等我回覆，於是我們一同盯著屏幕，盯了個幾分鐘，天隔一方，迴響在耳邊的是林鄭記者會的無用噪音。 原來「獲殼依毒間」是倪匡《藍血人》裡頭的外星怪物，簡單來說就是寄生蟲，它附體到人身上時就會瞬間殺死宿主，其後控制肉體行動。我Google過後感到長知識了，雖然這名字你就算用槍抵住我我也是無法用國語唸出來，和尚端湯上塔堂塔滑湯灑湯燙塔。不過，「獲殼依毒間」還真的就是上世紀的典型想像，《藍血人》在1965年出版，書中還指希特勒被附體。所以原來納粹是外星人的意識形態，把東西怪罪給不熟悉的獨特現象吧，那樣比較心安理得。對於這種敘事，齊澤克（Slavoj Žižek）說： 「人們作出了各種不同的努力，要把某個現象（集中營）與某個具體的形象（大屠殺、古拉格等）綁在一起，把它化約成某個具體的社會秩序的產物（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等）。如此眾多的努力都在躲避一個事實：我們在此面對的是我們文明的『真實界』；它作為同一個創傷性內核，為所有社會制度共有，而且永不變改。」 把事情丟給外星人也是差不多的道理，所以林鄭和希特勒都是被外星人的社會秩序控制的囉，難怪她每次上電視都是那幾個表情，還面色發青，裡頭的血液應該早就被替換成藍色的了。《藍血人》就是一個講述主角衛斯理碰上了流淌藍色血液的土星人，與其結交並將其送回土星的科幻小說。第一次讀的時候還小，如今十幾廿年，我也不在香港了，這麼多年來，我也沒有興起重讀的念頭。 其中一個原因是衛斯理系列頗為中二病，它的中二病敘事在ptt上更是一個梗，雖然如今真的沒甚麼朋友讀過了，但主角衛斯理「曾受過嚴格中國武術訓練」、「精通世界各國語言」，加上他有個漂亮妻子之類的都曾引起過惡搞風潮。不過後來想想，衛斯理系列的慣用的敘事技術：主角威能、被打臉、通過財力與探險翻轉、最後謎底交給外星人處理，後來都被沿用且改良了。當我閱讀時我也差不多要邁進青春期，要看中二病我照個鏡子就好，而且中二病是不會接納另一個中二病在視野範圍內的。 其次還是因為金庸，畢竟他的武俠世界，那種大中華前現代的縱橫飛馳佔據了我童年時光的大部份想像，包括在坐巴士時盯著窗外的樹幹也是一個個大俠以輕功高來高去，在這種想像下是很難切換成一個現代人在地球高來高去的。而且，外星人是「假」的（雖然不知道為甚麼覺得武俠世界是「真」的，可能就是敘事問題吧）。最後則是，《藍血人》的結局堪稱為童年陰影的典範，如果說口吐「愛德華大哥哥」的《鋼之鍊金術師》合成獸是一整代人的童年陰影，其實《藍血人》對於幼小心靈來說也不遑多讓。故事講述藍血人排除萬難跨過幾百頁劇情終於回到土星，用通訊儀向主角傳訊： 「我要降落在我自己國家首都的大廣場中，我正成功地向那裡飛去，奇怪得很，我離地面已十分接近了，為甚麼沒有飛行船迎上來呢？為甚麼沒有人和我作任何聯絡呢？」 「是人群來歡迎我了，衛斯理，在通向廣場的所有街道上，都有人向我的太空船湧了過來，我是被歡迎的——啊！不！不！不！這是甚麼？他們是甚麼？」 「他們不是人，……是我從來也未曾見過的怪物，他們圍住了我的太空船，我……認不出他們是甚麼來，他們像……是章魚……土星已被這群怪物佔領了……不！不！這群怪物是不可能佔領土星的，他們越來越多，他們全是白痴，只知道一個對一個傻笑，我的天，他們是人，是土星人，是我的同類，是土星人！」 被獲殼依毒間的控制的人群，就像白痴一樣甩來甩去，如果說林鄭是被這樣的怪物附體，那麼政府支持者和小粉紅們大概就是這群東西了吧。不過依照齊澤克的講法，我們最好還是相信，這些白痴是自發變成這樣的，至少，獲殼依毒間就是土星人用以控制自己種族所研發出來的超級病毒。聽起來熟口熟面。 也是到了很後來，我才發現金庸在寫《天龍八部》時曾跑去歐洲旅行，交給老友倪匡代筆，結果回來時發現重要角色阿紫的眼睛被弄瞎了，原因是阿紫討人厭。於是金庸還得讓別的角色把眼睛移植給阿紫才了事，搞來搞去還可以把故事圓回來，也算是筆力非凡。不過，看得見和看不見 的差異，不就是情色的典範所在嗎，金庸後來以阿紫失明來設計的好些曖昧情節，不就是源於倪匡最先的致盲行為嗎？也許倪匡早有預謀，也不一定，但是，為甚麼我老爸老母會讓我那麼早就接觸這些情色文學呢——借用衛斯理的小說腔調來做結尾——有太多事就是想不明白！ 推薦一部科幻文學作品： 以撒．艾西莫夫        《基地》系列 很老的科幻小說系列了，現在重看還是別有一種苦澀。用一句話說完——宇宙文明被毀滅了，但科學家早已算到，於是把希望寄托在一顆銀河邊緣的星球「端點星」上，務求在一千年內重建文明。如今看來，哪裡才是我們的重生之地呢。說起來，今年年初有個叫「端點星」的中國網站，專門報導低端人口與武漢肺炎的消息，然後就被抄家了，罪名是：尋釁滋事。

原刊於 虛詞 。 四年前讀馬家輝的《龍頭鳳尾》，主角黑社會大佬陸南才在小說最末被盟軍空襲炸得粉身碎骨，唯剩大腿和左邊半截屁股。那時挑燈夜讀，讀得肚餓想食炸雞脾。睽違四年，這次讀完最新續集《鴛鴦六七四》主角哨牙炳的經歷，我想食海味。 但原來早在《龍頭鳳尾》第一句，他已登場過了：「剛開始我想寫的只是哨牙炳，是從我外公嘴裡聽來的故事。」而故事開初都在寫這傢伙幹過的好事：「哨牙炳以前係洪門猛人，好鳩巴閉，最過癮係佢響英京酒家擺過一場叫做『金盆洗撚』的江湖大會。」（用金盆洗雞巴象徵引退）不過，這場大會在《龍頭鳳尾》的敘事裡沒再出現，因為「要說哨牙炳的故事，得從南爺講起」，而南爺的故事太多，容不下一個哨牙炳。苦苦待到《鴛鴦六七四》，哨牙炳終於攜同他的身世經歷和洗撚大會隆重登場。 龍：不再「是鳩但啦」，換個心態去面對 龍頭鳳尾典出牌九賭博的一種砌牌發牌方式，而鴛鴦六七四同樣典出牌九，卻是最爛的四張牌，拿到它，九成九輸錢。小說採用倒敘法，剛開始時哨牙炳在洗撚大會打牌連拿三把鴛鴦六七四，邪門得不能再邪門。但如果說《龍頭鳳尾》的核心精神是「是鳩但啦」，《鴛鴦六七四》卻是「發生了壞事情，不見得必然有壞結局，換個心態去面對，壞事未嘗不能被看待成好事」。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哨牙炳人在江湖二十多年，一開局就展露了跟南爺全然不同的性格。 在當時的書序裡，王德威拋出了這句驚世判斷：「歷史就是賓周」，老實說到現在我也不太懂，語言遊戲糾纏了父權味也不太好說。於是在刊物《秘密讀者》裡，筆名程月喬的評論者就無法對這個判斷「是鳩但」放下，把《龍頭鳳尾》狠批了一頓。他／她認為「《龍頭鳳尾》作為一本書，蛇頭鼠尾；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優劣相抵」。他採用的批評模式像機槍掃射，轟擊王德威強行把書接軌文學史，也打馬家輝把故事高潮消解於「是鳩但啦」的陳腔濫調。論點很鋒利，但由於打左又打右，結果很難說他究竟集中罵誰，有點像小說裡亂棍狂毆，看不出個所以然，只看得出他罵得很爽。 評論並沒有引起迴響，很快沉底，不過這次《鴛鴦六七四》的序文就不再由王德威操刀，轉為詹宏志專心講解香港歷史的複雜性，平平穩穩地寫馬家輝「把這種『香港瘋狂』的氛圍給抓住了，把人物放在熙來攘往的城市，把城市放在喧囂雜沓的歷史。」這樣的處理反而恰當，老實說，想用一篇序處理香港文學史，建立馬家輝的地位，再加一碌歷史賓周，都幾麻煩。搞出一個鴛鴦六七四，龍頭鳳尾都唔鳩掂，程月喬罵的大抵是期待過高導致失望過大，這次《鴛鴦六七四》的序文平穩開局，反而使得後面的閱讀經驗舒服過癮。 詹宏志的最末一段這樣寫：「這個島嶼本是借來的，中英談判之後，你又發現『時間』也是借來的，你的整個人生就建立在這個『流砂』之上，馬家輝寫香港灣仔堂口故事，托身在歷史洪流之中，看起來生龍活虎，元氣淋漓，但我們卻讀出是個悲哀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身不由己』的故事。」這段話很好地概括了馬家輝的小說，生猛，盡興，粗中有細。不過，我認為《鴛鴦六七四》並不只是個身不由己的故事，它所呈現的，其實是穩定與混亂的辯證。 頭：紛亂江湖似個童話，召喚了誰？ 還是同一個江湖，粗口橫飛，死得人多，黃賭毒酒色財氣一應俱全，哨牙炳從二戰前搏殺到一九六七，金盆洗撚退出江湖。小說再不是像《龍頭鳳尾》般有個敘事者「家輝」，說書人角色出現得少之又少，全書的視點由阿炳、老婆阿冰與幾個重要人物之間跳躍。馬家輝調動敘事鏡頭的能力依然出眾，不過如果說《龍頭鳳尾》像電影，《鴛鴦六七四》卻更像電視劇。 無論是人物數量、時間跨度、鏡頭與場景的替換，《鴛鴦六七四》都大幅超過前作，馬家輝在後記裡寫自己放肆地暫停與杜琪峰合拍的電影項目，我認為是因為系列架構已經溢出電影太多。與其將其比擬為《教父》，如今看來更像《浴血黑幫》（Peaky Blinders），人物各懷鬼胎地活在大時代裡，同樣與歷史扣連，《浴血黑幫》的黑幫與邱吉爾周旋，哨牙炳也得跟呂樂藍剛打交道。如果說王德威朝向文學史的論述不太穩固，這次馬家輝也是鐵了心向歷史向度靠攏，讀者必然看得出《鴛鴦六七四》的用心考究。 程月喬的批評文章刊於秘密讀者2016年11月號，在文章裡他主要提及虛構與歷史的糾纏：「今天香港來到了危急存亡之秋，讀者更需要看出《龍頭鳳尾》中的歷史敘事之於今天的意義，這才是值得讀者在閱讀小說過程中挖掘和探討的，而不是一味強調具有和諧效應的『混沌』史觀。」換言之，對於「是鳩但啦」式敘事的不滿，但在文章最後，他也點出了馬家輝在《龍頭鳳尾》裡提出了張愛玲無法提出的問題：「香港即是江湖，江湖即是香港。我們是誰？香港的文化身份是什麼？」 關於江湖、虛構和身份建構，黃錦樹在〈否想金庸〉一文分析了金庸的江湖怎樣建構出身份認同，他首先分析小說效果：「（小說）被設定於一段假擬的過去，近似於歷史的逼真性；然而卻又和歷史小說有一段距離，只是把某段設定的歷史時空作為舞台，以最低限度的要素構成它在該時間性中的美學逼真性。〔…〕造成的閱讀上的真實效果是：那些細節似乎可能曾經發生過。」而這種疑真似假的故事寫法，那些混跡在北宋、清初或其他時期的大俠或無賴，都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懷舊家國想像：「新派武俠小說，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都銘刻了一代世俗大眾的懷舊〔…〕一場曠古的召喚——對於文化的，或歷史的精神。」 馬家輝的江湖顯然並不召喚中國，自《龍頭鳳尾》的主角來港設立黑幫孫興社，自居南方霸主與亂象叢生的中國大陸作出對比。《鴛鴦六七四》的哨牙炳更是絲毫沒有動過念北上，甚至在六七暴動時興生移民去非洲的念頭，「有黑鬼好過有左仔！香港亂到這地步，早走早著。這樣搞下去，解放軍肯定不會放過香港，鬼佬更肯定不會為香港打仗。」連非洲都比中國好，這是小說主角在最後的斷言，放到如今看來更添辛酸。 後來，黃錦樹在金庸逝世時撰稿道：「武俠人物多奇遇的成長史恰好給成長中的青少年一種想像的未來。俠骨柔情，金庸的江湖人物的情愛總是『發乎情、止乎禮義』，因此其言情對少年讀者而言也可說是一種情感教育。〔…〕冤仇總會得到昭雪，壞人總會有惡報，當時候到了。因生果，果生因；事出必有因，因必有果。從這角度來看，它很接近童話。」而《龍頭鳳尾》又像程月喬所認為那樣召喚出「我們是誰」的問題，哨牙炳這個洗撚奇人，折射出了怎樣的香港形象，《鴛鴦六七四》這部「童話」又帶來了甚麼教訓？ 鳳：穩定與混亂的辯證雙生 馬家輝在後記寫道，《龍頭鳳尾》系列可能還會擴展成五部曲，甚至有成為經典的願望。這樣看來，他的確有著寫長篇的野心，儘管前作被批評得頗為猛烈，但他的確發揮了哨牙炳精神：「用反客為主的本領扭轉了劣勢，把下風變成上風，輸的是鈔票，贏的卻是體面。」在《鴛鴦六七四》裡，敘事核心從「是鳩但啦」挪開，換上了香港人的抗逆精神。但問題是，在書裡他如何建構這一點？ 朗天曾用絕爽（jouissance，或譯痛快）概念分析《龍頭鳳尾》是一場既痛且快、因痛而快、快必須在痛之中的展示：「作者道出了男人也是洞（「各有奇形怪狀的幻想匙洞」）的道理。而這象徵的洞，需要的便是一根（象徵的）陽具（另一個男人，最終是自己的陽具）去填滿。」在陸南才的異色愛情中，他有著不為人知而隱秘的孔洞，這孔洞曾經召喚快樂，然而「由之帶來的爽或痛快，至死方休。死亡是終極逃逸，因而《龍頭鳳尾》的異色欲望，歸宿也是，並且只能是死亡。」 哨牙炳也有他的洞：他就是他自己的裂縫。他凝視著自己生命中的這個裂縫，既痛且快。這個裂縫是從兩邊撕開的，一邊是穩定的家庭，與阿冰生兒育女退出江湖，另一邊是性慾與江湖，在幫派裡位高權重且有無數女人可搞。這種彷彿顯而易見的、小說中常常出現的、理智與感情的拉扯，在《鴛鴦六七四》裡有更細緻的表現。一如辯證法所展示的，其實這組對立互相鑲嵌在對方之中——哨牙炳的家庭因江湖而顯得珍貴，家庭資金來源也從江湖獲得；江湖則由家庭的支撐而顯得刺激痛快，老婆又會幫忙江湖兄弟打理小事。這組對立必須通過對立面而承托自身。 哨牙炳在面對這種對立時，選擇的逃逸線是性。「炳哥搞過的女人少說也有一千幾百個。」在金盆洗撚時，幫會的人這樣討論著，「女人不只跟他上過床，還懂得討他歡心，跟他談天說地，聽他發過牢騷。」由此看來，哨牙炳並無成功真正逃逸，他只是從江湖那端蕩回了家庭那端，把婚姻的親暱、甜蜜，或稱愛情分散出去。這種自由是虛偽的，因此最後的洗撚大會才看來圓滿——哨牙炳放棄在外的愛慾，決意專心一致地對待老婆阿冰。因此「今晚她比哨牙炳更自覺是個贏家，守得雲開見月明，阿炳答應金盆洗撚，她有面子。」 故事的毀滅之途，其實早從《龍頭鳳尾》全書之初已經寫明——「他跑啦！失蹤啦！女人們打架到半途，忽然發現哨牙炳不見了蹤影，無人知道他躲在哪裡！」《鴛鴦六七四》在成書之前已經注定故事必定悲劇收場，想改也無法改。這正因為哨牙炳選擇了取消對立，讓穩定壓倒一切，而這突如其來的天秤倒塌，讓他連撚都還沒來得及洗，一下就壓死自己。 二三十年來，哨牙炳游走在江湖與家庭之中，調和不諧，把爛牌當好牌打，唯一能偷生的契機就是這組對立的互相否定再升華。如今抽走了其中一項，就從完全相反的角度印證了朗天的分析——無論是南爺還是哨牙炳，無論是縱慾還是金盆洗撚，只有死亡是終極逃逸，而《鴛鴦六七四》的男性欲望，歸宿也是，並且只能是死亡。 尾：裂解而出的生機希望 歷史不只是一條賓周，貪圖穩定的後果就是只能連抓三把鴛鴦六七四，這就是馬家輝這第二部曲帶來的啟示。不過，無論人來人往，江湖還是那個江湖，對立必須存在，這點恆久不變。馬家輝在《龍頭鳳尾》成書後曾接受訪問：「當故事內男主角，無論為性、為權力、為崇拜、背叛，只要有某個因素出現而那個因素對你是沉重之時，你的投降、改變，就會來得比你想像的快。這或者和我生命充滿不安全感有關。」這種變節在江湖中看來是合理無比的，因為江湖就是混亂的象徵。 齊澤克說過：「我想讓大家注意到這個悖論：一個人描繪了一幅關於社會災難的悽慘圖像，但與此同時，對它的任何替代道路都被認為會是更糟糕的。」在《龍頭鳳尾》裡，馬家輝顯然無法擺脫這種邏輯，才會出現「是鳩但啦」敘事並引來批評。如今他已轉化為打好一手爛牌的心態，同時告訴讀者，選擇穩定與金盆洗撚就是死路一條。在全文的最後，終於因為理論需求，我必須進行一點劇透： 當哨牙炳強行統一了他的穩定與混亂，無論是非功過，這個新的組合就終於召喚出了它的對立面——而這個對立面本身就是來自哨牙炳本身的，他所尊敬的南爺當年留下的後代。那宛如齊澤克所分析的，外部的衝突弔詭地存活於自己內部，這個角色從內部溢出，摧毀了一切的穩定，把哨牙炳置於死地，卻將孫興社的故事導向新生，裂解出第三部的故事。《鴛鴦六七四》作為江湖寓言，教會我們穩定等於死亡，那麼，我們就像等候那溢出的生機與希望般，等待第三部曲吧。

原刊於 虛詞 。 生活將一個作家拋擲進學院裡，讓她面對繁瑣工作，升等壓力，還有一群桀驁不馴，十八至二十幾歲的荷爾蒙力比多像汗臭一樣濃郁爆發的大學生。其後，身為一個作家還是得寫書的，於是就咬緊牙關跟一切雜事對抗。結果我們終於等來了謝曉虹的新作，《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時隔十多年再出小說，謝曉虹已經不是原本的謝曉虹了，經歷了幾年教授創意寫作課程的蹂躪（我有幸身為她第一屆學生，也就是，她在浸大的原初精神污染之一），我們可以顯而易見地看見課程對她的斲傷。 《鷹頭貓》是一部長篇小說，場景座落於一個異色的香港，在小說裡香港名為陌根地，中國是剎難，英國是維利亞。關於地名的分析，言叔夏在 推薦序 裡已作出分析，這些稍為錯開而有跡可尋的地理名詞，如若一片薄膜覆蓋在實際的香港上，一種與魔幻寫實相似的錯位技巧，使讀者在真實與虛構的曖昧界線來回遊移。全書故事一如封面推薦語：「一個年過半百的大學教授，卻陷入與人偶炙熱的婚外情。」教授五十多歲還是個處，因其妻保守且不黯世事，他衰老的慾望壓抑良久，終究向著人偶愛麗詩爆發。禁忌與踰越，小說依舊在這組熟悉的母題上打轉，至於如何把這老套把戲昇華呢，《鷹頭貓》的策略就是這樣：將其異色戀情放置於香港抗爭史上作為對照。不過，在本文分析政局之前，我們得先回到敘事技術。 一場表演：敘事腔調的發散與收束 一般來說，討論創意寫作課程的焦點都落在課程設計以及學生能否學會些甚麼，而忽略了這些經年累月的教學時間以及行政作業對於一個作家而言是怎樣的精神負擔。《鷹頭貓》的大半部分就告訴了我們，這種影響不容小覷。小說以第三人稱倒敘法開頭，其後平滑地過渡到一段順序記敘，其後忽然跳脫出來使用第一人稱說書人口吻（「我們事實上已知道教授Q的命運了」），故事開始變成一種敘事腔調的連場操偶秀。想得出的都有：第一第三人稱交錯出現、距離忽近忽遠、偶爾故作天真也偶爾陷入深沉反思等等，如果打個比喻，那大概就是一疊創意寫作系學生的合集。 回到一個我們非常關心的命題：我們這些學生在小說裡有沒有一席之地？當然有啦，作出了那麼大的精神傷害，以為可以逃過一劫嗎：「教授Q想起自己平日在其中一扇窗後埋頭埋腦地工作的樣子，便忽然感到氣憤。『我把多少青春，浪費在那個地方！』」、「教授Q一向喜歡一面聽古典音樂，一面批改學生的習作，這樣，他才不至於於一再喃喃自語地嘲笑他們：『文盲！文盲！』」生活將一個作家拋擲進學院裡，把謝曉虹從《好黑》的冷硬內含熱情的南美魔幻寫實技術扭向了使用大量感歎號作為抒情的路線，學院呈現的這種形象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不是嗎？ 不過，正如講話時最重要的是一句「但是」，寫小說最核心的要訣也是一個翻轉，一個但是，一個不過，一個掙脫前面一切枷鎖的情節。正當《鷹頭貓》走向一場搖搖欲墜的情色表演即將萬劫不復之時，謝曉虹開始添加一種前文未見的敘事手法：第二人稱。如果說讀《鷹頭貓》尚未看見以第二人稱開篇的部分，儘管在全書非常後面了，也不能說真正進入到故事的核心部分。在這裡，小說終於開始翻轉，把前面的散亂全面收納梳理，將半百教授的異色之戀推向更深一層的反思。 作為一個犯罪者的快樂，全在夢裡 第二人稱開始於小說第29章，如同人偶的提線，把前面二百頁的故事重新操縱。故事大略是這樣的：教授Q於學院打滾多年也無法升等，儘管擁有在外人看來非常美滿的家庭生活，但多年以來從未成功與妻子瑪利亞行房。她如若修女，「談吐優雅、成績優異，眼裡總是有一個秩序嚴明的，萬物已經被分類好的世界。」新婚時教授Q嘗試行房，但在撫摸時她卻一直在笑。沒有甚麼比笑更傷害性的事了，因而過後，在教授Q幾番嘗試不果，他們終究維持著處子之身。後來教授Q就迷上了做夢，也迷上了女體玩偶——也是情色的兩條支線：以睡夢作為慾望的迷逸，以及操縱如死人一般馴服的慾望對象。我們有川端的《睡美人》作為很好的參照。 《鷹頭貓》的最大翻轉，或是說這個長篇小說的「但是」，就是發生於最後的揭曉時刻：在此之前的一切敘事，看起來比較線性的情色時刻與日常時刻，其實有好些也是夢與比喻，我們必須對其抽絲剝繭，分類出哪些是真實發生的，又有哪些只是教授Q的夢。有哪些是實際存在的地方，是教授Q如同夢遊般的旅程裡由於極度的性壓抑，賦予了幻想的性質。第二人稱就是召喚讀者進行反思的翻轉技術。但我們不可以斷言說：這一切都是教授Q的夢。因為在陌根地（香港），虛構與現實是交錯存在的，一如它的邊界，曖昧、模糊、且等待人們偷渡與踰越。 但人偶愛麗詩作為教授Q的慾望對象，卻必然是幻想的產物。她是一個音樂箱女孩，在「一個巨型的箱子，愛麗詩正曲起了一隻腳站在其上，兩手則像一把倒掛的扇子那樣打開來。」教授Q把她買下來，替她穿衣並帶到遠方一個荒蕪小島，在島上的教堂裡狎玩她。在那裡，「教授Q如今重新發現了作為一個犯罪者的快樂。每天，他從家裡，從大學裡逃走，拿著他那把蛇一樣的鑰匙，只一心潛進教堂、音樂箱的秘密世界。」在那裡，在他的逃逸的極樂之夢裡，愛麗詩醒過來了，如活人般向他求歡。 夢作為性慾的載體，是精神分析的基礎命題，教授在教堂裡與愛麗詩進行的異色之戀，也就是他長久壓抑下來的性慾所致。《鷹頭貓》是一部講述壓抑與踰越的故事，這個論點我們已經重複了很多次，不過，在拉康那裡，夢抑或潛意識，也是存在著語言結構的，教授Q的夢再如何異色與反常，他夢中的場域卻始終是一個教堂，一個神聖的大殿之中，他從未逃出秩序的網羅。一切只是如同幻夢，愛麗詩活過又恢復一動不動，而導致教授Q夢醒的恐怖時刻，那個在潛意識裡顯露出的不能承受之物——也就是「真實界」——卻是政治。 結語：提前展露的敘事核心 從始至終，教授Q與妻瑪利亞都對政治保持疏離的態度，學校罷課學生去抗爭了，他不知道，因為忙著玩人偶。政府要進行大規模改革了，瑪利亞不想管，把email刪除當沒看到。抗爭期間他們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仔細研究了報紙半天確定「甚麼都沒發生」，於是就很是高興。然而，就在一切如常的情色玩耍當中，政治找上門來，調查員向他指出，他一直在進行玩樂的那個隱蔽小島，只不過是革命份子的躲藏地。而他被告知，只要配合極權的行動，「正是毀滅你做過的夢、毀滅罪證的最好時機。」 極權統治可以摧毀任何夢，即使是最異色最奇幻的夢也無法避免，《鷹頭貓》主要講述的就是這一點。在大部份以教授Q與瑪利亞出發的敘事裡，陰魂不散的「創作系學生腔」之謎如今終於解開——因為從頭到尾都是夫妻兩人自我欺騙的幻夢。兩人遠離政治，維持著童子童女之身，去荒島發夢與玩人偶，都只是蒙蔽雙眼的行動。是以，那麼多故作天真的敘事，那麼多感歎號與「啊！」式抒情，都是假的。其實謝曉虹在小說中途已經提前破題，將小說的核心攤露出來——「時間忽然變得很薄，像無聲的蟬，那用舊了，褪去的褐黃色外殼一樣，脆弱又易於折斷」——只是真的要到達小說最後，使用到第二人稱的召喚技術時，才能知悉這一切脆弱的原因是甚麼。 小說、性慾、壓抑與日常等等，如今在抗爭與極權統治期間重新審視，必然要提出的問題還是那個，也只能是那個：還可以怎樣寫？《鷹頭貓》給出的答案是繁複的，它以一種創作系學生般的敘事腔調，打開了二百頁亂象叢生的「禁忌—踰越」異色描寫後，將政治這龐然大物開進來，輾碎一切幻想空間，讓真實界撬開平滑日常，把敘事強行擰回一種冷硬、疏離、肯定且不滿的語調。這在小說的處理上是鋒銳的做法，但是——我就說過，最重要的還是這個「但是」——由於前面的創作系腔實在磨人，導致極權的暴力闖入且轉換腔調時，我幾乎為其搖旗吶喊，《好黑》的謝曉虹回來了，痛哭流涕。所以在最後，我也是得講句風涼說話，對於初入大學的「文盲」（包括我），還是不要被影響得太深，不然聽多少古典音樂都無用了。

原刊於樣本 Sample 第十七期〈防毒硬件檢測中〉。後收錄於《煙街》。 三天前，或者四天前吧，廣告部的她叫我過去看上個月的廣告費。我說，我只是個記者而已。她說，沒關係。所以我想這東西誰看都可以，應該也不會太重要。她給我看電腦屏幕，一個表格，右方用紅色標示價碼，左邊是新聞標題。我裝作用心核對，事實上那些文章我都不太認得，可能有一半是我寫的吧。但她的身材很好，從斜後方瞄下去更是壯觀，洗頭水的氣味也很香。於是我說：「完美。」 她說最近預算不夠，所以下個月廣告費會變少，這不是她的責任。平常不是我來看廣告費的，但上司重病在家，打電話來交待工作時咳得超大聲，聽起來像狗吠。狗不能進辦公室，這也不是我的責任。 「上個月有幾篇表現不錯的新聞，」她說，用黃色標注了三篇新聞，有兩篇是我寫的。一個老人在家病死了，於是他的狗也餓死了，另外一篇是口罩防疫功用不合規格，剩下一篇是明星出軌。旁邊的價碼是二百，二百，五百。她說，Well Done。我說，不客氣。不客氣是職場裡最沒用的詞之一，僅次於謝謝而稍好於麻煩了。這三個詞後面都沒標價碼。 我是第一次來看這些廣告標價，儘管早知道每篇文章都有價錢，但攤在眼前看是另一種感受，有種爬到山頂看大自然的壯麗感。好像只要錢夠多，寫甚麼都能推廣出去。這樣看來寫新聞跟出詩集也差不多。之前上司自費印了本詩集，名字我忘了，第一首是這樣的：春天的月色甜得像男人的乳頭。我問他這是甚麼意思，他說這樣很前衛。現在他躺在病床上了，在疫症大流行結束後生病，很是守舊。可能因為口罩不合規格，但這不關我的事。 那篇老人的新聞是這樣的，八十八歲的阿伯早已喪偶，與一條老狗相依為命。後來患上武漢肺炎，不想打擾別人也沒錢看醫生，坐在藤椅上死去。狗則死在他的床上，大概死前仍想享受作為一家之主的感覺，我不知道，我拼貼了幾家不同報館的新聞弄成一篇，寫完傳給上司。他把武漢肺炎改成新冠肺炎，在文末加上該大廈於2001年落成，樓齡19年，實用面積約200平方公尺，呎價約1萬2000元。新聞發佈後分成兩批聲浪，只看標題的給哭哭，看了內文的給生氣。那也沒甚麼意思，明天每個人都會找到全新的悲傷與憤怒。現在沒人會記得了。 她跟我說，上司不在的時候你要好好加油。她看來想結束對話，但我還想嗅她的洗頭水，也想看她的胸部。所以我站著不說話。她問，還有甚麼事嗎？我說，沒事，就站站。她問，你進來多久了？我說，我還沒進來呢。她說，當記者多久了？我說，剛畢業就入行，五年多了。我忽然生出一股想哭的感覺，不知道為甚麼，可能因為這對話的營養比食齋還低。我想把自己埋進泥土裡施肥，但又聽見一個聲音從嘴巴裡冒出來：「這幾天下班後有空嗎？我想問廣告的事。」 下班後我想理髮，她約了我隔天晚上，剛好是Friday night。公司禮拜六不用上班，大家都很高興，所以我也很高興。為甚麼人要把基本人權當成賞賜呢？我不知道，但被賞賜的感覺是幸福的。剛畢業那年有大學同學跟我說，他那個月準時拿到了稿費，開心得像中了頭獎。我罵他折墮，他沒有回應。過了幾分鐘他發我幾張胸部很大的日本寫真女星照片，我就給他按幾個愛心。然後也發了他幾張，他給我幾個愛心。愛心總比哭哭與生氣好，因為沒有人知道我在想甚麼。 理髮廳外面貼著告示，沒戴口罩者不得內進。疫症過去了整個月還要戴口罩，我覺得這店虛偽極了，就在外面抽了根煙再丟在門口。暗角有個穿制服的人閃出來對我說，先生，這煙頭是你丟的嗎？我用普通話問他講甚麼，他說沒事就走了。我向他背影吐了口痰。 上司打電話來的時候我躺在家裡沙發上，正猶豫要打開哪一部A片。實用面積200呎，月租9000，天花板滲水，管線老舊，隔壁養的狗整天在吠，好像每天都吃不飽。前陣子我過去猛按門鐘，兩分鐘後有個頭髮比我還長的男人戴著口罩出來應門，我覺得氣勢上輸了，就說找錯人對不起。他說，記得戴口罩啊，還塞了個給我。回家後我用那口罩擼了一管，女優沒有戴口罩，所以精液射進她的鼻子裡。我覺得這樣很好，人總需要找點生氣的理由，也要從生氣裡走出來。上司問我廣告費還好嗎，我說我看不太懂，他說，你這個廢物。我問，你早就知道每篇文章都是靠廣告費才有人看的嗎？他咳了一輪，發出把肺吐出來再塞回去的聲音。我再問一次，他就咳得更用力，好像內臟得重新排列一次才能放好。我說，謝謝你，你說得是。他說，不客氣。 掛線後我看著沒打開的電視屏幕，倒影裡的我解開鈕扣的襯衣包裹著凹陷的胸膛，胸膛裡是有幸沒染上武漢肺炎的肺。但這又有甚麼意思，抽了煙的肺，患不患病都是纖維化的。拿去市場換不到一平方呎的房價。我傳了幾張女人的胸照給上司，是那個出軌明星的對象，他給我幾個愛心。 我跟她約在一間拉麵店裡，拉麵店附近有酒吧，酒吧附近有時鐘酒店。她問我想知道些甚麼，我望著她的眼睛，不知道用這麼大的眼睛在鏡子裡看著自己的胸部是怎樣的滋味。我忽然很想把她的眼睛剜下來。我說，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她把視線轉移到菜單上，我生出了一種被拉麵打倒的感覺。 我說：「我當記者五年了，換過三家公司，跑過娛樂，體育，財經，文化，在這裡我跑的是時事，那不是很難，把別人的新聞抄來改改就可以了。前幾年跑文化的時候，偶然會收到朋友私訊，跟我說稿子寫得不錯。雖然我知道那不代表甚麼，但被稱讚還是快樂的。只是我從來不知道一篇稿子到社交媒體後要經歷怎樣的步驟，原來還要經過廣告費才會給人看到，那寫得好不好還重要嗎？」 她在醬油拉麵旁邊的空格打了個勾。 我把菜單拿來看，豚骨拉麵$89，醬油拉麵$79。我在她的勾旁再打一個，勾勾。 她說，是的，基本上就是這樣。拉麵店的白光燈非常刺眼，讓她說話時像聖母佈道：「沒有廣告費的文章沒人能看到。」我看著她白光下閃耀的棕色長髮，生出了把它們剃光的衝動。我問，那管理全公司每篇稿的命運感覺怎樣？她說，推銷員通常都沒用過自己要賣的產品。 那晚我們躺在時鐘酒店床上，進入她前我先用75%酒精消毒了手指兩次，她沖了十分鐘的澡，我把陽具放進她嘴巴前先確保她有刷牙，我也先用了漱口水才開工。完事過後我才想起床鋪不知道有沒有消毒。她說，算了。我想，這也沒甚麼大不了的，反正疫情已經過去。但這否定了我們一切的事前準備，我把頭埋進她的長髮，用力嗅她的香氣，突然想哭得像一顆檸檬。 她問：「怎麼了嗎？」 我說：「沒甚麼。」 「那你為甚麼要把頭伸過來？」 「為甚麼不行？」 「你做完都是這種態度嗎？」 「甚麼態度？」 她把頭側開，我像被洗頭水的氣味分娩出去。我點起一根菸，遞給她。她搖搖頭，像最初我把稿子遞給上司，他搖搖頭，嘆了口氣，意思是你這種三流貨色我看多了。我很想跟她再來一次，但那東西像條拉麵掛在碗邊。都涼了。我忽然覺得相當沒趣，於是我說：「我們交往吧。」 她看了看我的胸膛，又看了看我那裡，把煙接過去吸進肺裡，噴在我臉上。我很後悔沒有戴口罩。 我問：「舒服嗎？」 她說：「那又不代表甚麼。」 隔天，辦公室裡有人跟我說上司轉進深切治療部了。我說，怎麼了嗎。他說他也不知道。我們就回去工作。一個會在新聞末尾加上樓價的人靈魂重量有幾克？整天工作我都在想這個問題，他的職業生涯裡第一條跑的線是文化，跑文化的通常都有點瘋，從文化轉到其他線也只會加深精神病，那是種原初創傷。於是他跑去寫詩，以為可以得到治療。不知道他是看到廣告費之前還是之後才加重病情的，但那也沒甚麼意思。我又想前天沒有理髮成功，但理髮的目標已經不存在了。狗屎。我把臉埋進手裡，又想起雙手還沒消毒，就沒有貼緊，把眼鏡弄得滿是指紋。這副眼鏡就是我跟她之間的距離，決定了她看得比我遠，可以低頭打量我慘兮兮的模樣。 下班後我發訊息問候上司。我說，你好嗎？大學同學發了我幾張日本女星寫真，我就按了幾個愛心，把它們轉發給上司。過一陣子後上司回覆我了，但同時她的訊息也傳來，說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問，甚麼機會。她說，可以再問我一些廣告的事。於是我說，完美。 那晚她來了我家，做的時候旁邊的狗一直在吠，那聲音像從她嘴巴裡漏出來，搞得我全身都不舒服。於是我摘下眼鏡，把頭埋進她的頭髮裡。這讓我覺得一切都不存在，我凹塌的胸膛，她豐滿的胸部，我的下腹與陽具，她的陰部與屁股，交纏在一起的肉身與汗水都不存在，世界只剩下狗吠聲與她的洗頭水氣味。我在悲傷之中射精，她緊抱著我，但我們之間隔得像編採部與廣告部那麼遠。胸部再大又有甚麼用，她叫出來的每聲呻吟都標好了價格，我想用酒精替她消毒。但也許其實是她在為我消毒，這從最初叫我去她位置那刻已經注定了。完事後我打開手機，群組裡有人說上司死了，肺炎。我看著他傳給我的訊息，他的遺言是，胸部很大。 我決定在上司的葬禮前剪好頭髮。我問她有沒有推薦的髮型屋，她說幹嘛要剪頭髮。我說，換個心情。她說，真好笑。她給我她常去的髮型屋地址，我看門口沒寫著要戴口罩，這店應該是虛無主義者開的。 髮型師先把我的長髮剪短，她說反正洗完頭還是要剪掉，那就不要浪費。我把眼鏡脫掉放在桌上，朦朧之中我好像在淋一場黑色的雨，但看不清楚自己的臉。她問我怎麼想剃光，很多人想留得像你一樣長都沒辦法。我說，換個心情。她問，失戀了嗎？我算失戀嗎，沒有樓價了，卻多了個廣告費。她之後還跟我來了兩三次，昨天就沒找我了。我也沒有找她，性的熱度跟新聞差不多，過了兩天如果沒付廣告費就會忘得七七八八。 我去洗頭時忘了戴眼鏡，那樣也好，不用看到自己被剪得多慘。但幫我洗頭的妹子胸部看起來蠻大的，她穿著一件白色T裇，我看不清楚有沒有圖案，就是突起的一團。她讓我躺在洗頭椅上，然後用一張白紙蓋著我的臉，免得水濺到我臉上。我用力嗅著洗頭水的氣味，在眼前的白紙上用想像力描繪她的胸部，這是我近來做過最有創造力的事了。她問我水溫可不可以，於是我說，完美。 她先用水沖我所剩不多的頭髮，然後用洗頭水洗了一次後開始幫我按摩。我不知道洗頭還會順便按摩，有種吃拉麵送叉燒的驚喜。她用力揉著我的太陽穴，好像想要把內裡的甚麼擠出來那樣，我覺得自己像一顆巨大的暗瘡，在地球表面醜陋地突起。每個人都是地球的暗瘡，但理解到自己跟他們長得一模一樣，就使人特別無助。上司給我看他的詩時，他還朗讀了幾句：春天的月色甜得像男人的乳頭／男人的乳頭是沒有用的／我要把無用的東西塞進你的嘴巴／讓你呻吟。我沒有批評他的原因是我寫的也是差不多的東西，後面還會標上樓價。但這也不是我的責任，他已經負上責任了。 我問那洗頭妹，妳這麼用力按手指都不會痛嗎？她沒料到有人會跟她說話，支支吾吾地說，習慣就好了。她有著普通話的口音，像含著一大泡濃痰。我說，習慣也會痛啊。也不一定，找到出力的方法就好了。有人教你出力的方法嗎。我們要先訓練過才能洗頭啊。這麼麻煩。還好啦，洗頭也是很考功夫的。你洗過最髒的頭是甚麼？甚麼最髒的頭？就那些肥佬啊，老人啊，頭會不會很噁心？我想想看，應該是那些頭很多油的，試過有個人我洗了兩次頭上還是一層油，那種就沒辦法啦，有些人就是特別噁心。我看著眼前那片白紙，覺得跟我說話的是兩個胸部，正用力夾擊我的太陽穴，那種感覺讓我覺得自己已經遠離了這顆星球，回到最空曠陰暗的潮濕洞穴當中，舉目望去一切只剩下白茫茫的雪景，除了寒冷甚麼都沒有。世界是個蒼茫的雪原，上頭長滿了暗瘡。 聊了一陣子後，她問，你壓力很大嗎？我看著那張白紙，就像一張裹屍布，我完全萎縮在裡頭。為甚麼這樣問？我說。她說，我看你頭皮很敏感，應該是壓力過大。我說：不，只是因為我之前長髮。她再按了一陣後，伸手托我的後腦，我一動不動地躺著，眼前蒼茫一片，她再托了一下，我還是不動。她只好伸手撕掉我臉上的白紙，說：「你可以抬起頭了。」 我看著朦朧一片的天花板，一點東西都沒有。胸部在她的白色T裇裡，手機在我的口袋裡，漆黑的肺在我凹塌的胸膛裡，陽具在我的褲襠裡，錢包在我的口袋裡，訊息在手機裡，廣告費在每篇稿子裡。遍地都是頭髮碎絲，拼不成任何一個完整的髮型。 我像那條老狗，躺在一片冰湖上等待沒頂。但一個聲音從嘴巴裡冒出來：這幾天下班後有空嗎？

〈永遠與一天〉獲第37屆中興湖文學獎小說組首獎，特此致謝。後收錄於《煙街》。 李浩賢今天只做一件事，黑色書包裡只有一封信。一個沒寫收件人的棕色信封，一張折了三折的信紙，署名因心情過於激動而潦草。他無法預料信最後會否被閱讀，讀信人又會用怎樣的心態看待他書寫時的心情。那時他還不知道，在這個煙霧彌漫的七月，時間流速遠比他想像的還要緩慢，這使得他錯覺，最後拆開信的不是別人，而是他去世已久的父親，捎來一根樹枝，撩開一切。 緩慢是種遺傳病，像血脈裡有隻趴著的烏龜，一代接一代噬咬李家的後裔。在世人誤以為要迎來末日的2012，他父親拖著不良於行的腿回家，迎面倒來一棵因颱風刮過而根基不穩的巨樹。儘管無人目擊事發經過，但李浩賢那晚在夢裡窺見，他父親抬起頭來望著越壓越近的龐大陰影，說了最後一句：「就這樣吧，安安靜靜地走。」在報章的標題是〈塌樹殺人又多一宗樹木辦缺實權塌樹責任應由誰負？〉，李浩賢認為沒人需要負責，這是他們緩慢而遲疑的血脈連接到地獄之門，無數亡靈伸出像頭髮一般的觸手迎接了父親。十一歲那年，他做了此生最快的決定，坐計程車趕到現場撿拾一根在父親屍身旁邊的樹枝，塞進書包。 父親的屍體完全壓在巨樹下，深紅鮮血往外散開，像株奇異植物，一直流淌進路邊溝渠。李浩賢好奇為何父親體內有無盡的血液可流，也許那是個訊息，因為當他撿起那根樹枝時，血就驟然停了。這時從公司趕來現場的母親剛剛抵達，撕心裂肺的喊聲就響徹雲霄。但李浩賢覺得那喊聲與他距離極遠，彷彿隔了一個時代那麼遠。 從那天起，他習慣與樹枝每天講些話，並發覺這樣比與父親生前說話輕易得多，畢竟他們過於習慣慢慢思考，交換一句話都要花上幾十秒。他學懂了愛他的父親，並將他賦魂在樹枝之上，而並非青春期過去良久還放不下面子冰釋前嫌的男人。母親對於父親的離世先是悲慟，但她很快成為一個稱職的寡婦，好像從出生開始就註定接受這個角色那般。她把自己懶得動手做的家事塞給兒子，並說：「這是你爸以前做的。」李浩賢很清楚父親生前從未洗過碗，因為他曾把碗碟放到電視櫃旁的關公前，並以為它一直都應該在那裡。但他還是乖乖洗碗、拖地、抹窗，因為當他意識到母親在亂編藉口時，他已經做了三個月家務，並把這事當作亡父的遺囑。 他會把樹枝放到床邊一同入睡，也帶進浴室，讓洗澡水聲蓋著跟它的說話聲。樹枝有時會回應，但通常只隔著水蒸氣靜默地躺在廁板。它會重覆一些父親生前在飯桌前講的話，比如「安靜的人最聰明」，「精人出口笨人出手」，「遲到好過無到」。李浩賢所不知道的是，世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在洗澡時自言自語，並一人分飾兩角辯論，試圖贏過另一個比較弱的虛構自我，來補足自己日常缺乏的勝利快感。他認為樹枝有靈，儘管塌樹殺死了父親的肉身，卻帶回了靈魂。後來當他向樹枝坦承愛慕一個女生時，它說：「那樣很好，我支持你。」 不過之後他再也沒跟樹枝講話了，在他離家以後，母親把它留著，儘管她從來不知道這根東西的價值，但她直覺知道兒子房間裡的東西都必然有它的意義。她把樹枝和其他雜物留在櫃裡，把衣服散落床沿，桌子維持原狀，讓單人床繼續凌亂。就從那年開始，陳國忠在台灣拿著李浩賢的手機，每日傳短訊給她問好，並發些長輩圖祝她好人一生平安，秋涼風起多添衣，到更久之後她老年痴呆為止。那時她每夜做著炸彈爆開的夢，並在冷汗淋漓地起床時完全忘記它，忘記一切，她早已遺忘自己曾經有過一段青春，一段狂熱的愛情，一個跛腳的丈夫，一個緩慢的兒子，並忘記自己開過火爐，煮過一煲湯，當火焰蔓延開來吞噬整棟大廈，消防員在那裡連一顆剩下的牙齒都找不到。有人說她成了大廈拆除後重建的公園開枝散葉的第一棵樹，無數人曾在那裡絆倒。 但是今天，李浩賢只有一件事要做。生命只有一封信的重量，無論再多的短訊，再多的腦內演習，影片或圖像，都不及一個棕色信封與一張信紙，一段黑色原子筆用盡量端正的字體寫下的，近乎自殺式襲擊般的宣言。這封信成了一個箭頭，使他繞過走七層樓梯上天台，和張頌恆和林廷峰的抽煙時間，也讓他暫時忘卻先於他們離開學校的陳國忠。他回到六年甲班教室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來像抽煙那樣深深吸氣呼氣。沒有同學在意他反常的舉動，因為公開試放榜前一日，每個中六生都有權表現出與平日不同的面貌。 這時他才發覺整個教室的氣氛與日常截然相反，每個人都吃力隱藏自己因激動而抖動的雙肩，那使他們看起來都像在接收著無窮無盡的手機訊息。訊息的內容是這樣的：鄰班的某某示愛了，某某成功某某失敗，有人去找老師道謝或道歉時哭了。諸如此類。 忽然窗外劃出一道尖銳的破空聲，隨後爆破開來，炸開所有中六學生的思緒，眾人湧到窗邊觀望，看見將近十個防暴警察連發三枚催淚彈。靠窗同學熟練地鎖緊窗戶，「他們明明沒有目標啊，馬路是空的。」眾人紛紛大笑，並把話題繞回某某示愛與某某失敗之上。但李浩賢知道，林廷峰與張頌恆也知道，那些警察是追著陳國忠的幽魂而去的。他們會一直在這裡轟擊沒有人的路，渴求打中當日所追不到的，那個逃跑時殿後並脫下面罩回頭朝他們比中指，邊哭邊笑邊叫「警犬屎眼被狗屌」的少年。 煙霧越捲越大，像一塊灰色的裹屍布揚開，從窗戶看去，馬路已一片朦朧。李浩賢想，假設真的有人能穿過重重深灰，可不可以到達粉紅色的未來呢？在浴室裡跟樹枝無數次的腦內推演，起過無數次草稿的那封信，等候良久一次又一次拖延的時間，一個又一個在眼前溜走無蹤的機會，一段又一段從失敗裡提煉出來的經驗，直到學期的最後一天，他可以重拾如同當天踏出家門撿拾樹枝般的果敢，把信件送到張佩珊手上嗎？ 校舍很小，就是一棟建築與一個籃球場，一年級在一樓，二年級依次上升，如果說有甚麼特色，就只有一街之隔的公園，曾孕育過無數萌芽的愛情種子。當六年前老師讓大家自我介紹時，十二歲的他起立結結巴巴，大家好，我是李浩賢，興趣是玩手遊和睡覺。大家笑成一團，使他生出想把自己縮回浴室，抱著父親的樹枝並以極速枯萎的慾望。接著是在他前座的張佩珊，她站起來說，大家好，我是張佩珊，我不太懂得說話，多多指教。其後老師讓大家分組聊天，她才調皮地吐吐舌頭：「其實不是啦，只是因為安靜的人看起來比較聰明。」那像是樹枝形的閃電擊中了他，全身的毛孔瞬間張開，像汲取了整個秋天的風，像一棵瞬間長成的參天巨木，像團火球將熱氣烙在她聽課時的白皙後頸上，令他隨後多年一級一級走上升班的階梯時，都維持著宗教般的執著，那就是他父親生前與死後都教誨的，寡言不語。 但其實這是張佩珊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當她的身影與一根樹枝重疊起來時，他們已越走越遠。儘管在那次分組裡，他們取得了大家的手機號碼，他也三不五時發訊息給她，問些不著邊際又關於學業的話題，但直到那封信被拆開前，他再也沒有跟她講上過一句話，除了眼神與往後座傳的家課簿之外甚麼都沒有交換過。 在他每次發訊息給她之前，都會先在手機記事本寫好一大段草稿，最後以切除樹枝般的狠勁，大力砍斷無用的枝節，只剩下短如咒文的語句。他克制得像個教徒，知道每天傳的訊息不得過火，也不能太冷漠，因此他搜集無數趣聞，跟貼時事，對政局比任何一個同級生都理解得更為透徹。張佩珊的攣生弟弟，也就是後來他的煙友張頌恆，最早察覺到這個才能，就矢志每次通識小組報告都得跟他一組，什麼都不用做就能收獲一堆A+。因為他知道左膠無可救藥，右派又過於著重私怨，也知道蘇格蘭、烏克蘭與太陽花。但他只會傳「第五課3b那個鈍角三角形究竟是幾度啊」或「『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甚麼意思啊」，又或「妳弟今天和我吃飯說妳想剪頭髮」、「聽講誰誰暗戀林廷峰啊」之類給她。 儘管這些訊息後面都存在瘋狂的熱度，但的確沒有傳遞到出去。手機絕對隔熱。那也是他所希望的，靜謐、冷清、低調，他越來越像一棵樹，他知道鳥終究會停棲於此。如果說有甚麼比較逾矩的，那只有他側臥床上，對著樹枝，熱情洋溢地打了兩個鐘頭的草稿，最後只傳出一句「panadol治感冒很有效」，那時已是凌晨一點，重感冒的張佩珊已睡得一塌糊塗，直到隔天早上七點，雙眼通紅盯著手機的李浩賢收到一句謝謝關心時，仍激動得像全身高燒那樣跳上巴士回校。那是2014，雨勢很大，但他心裡燒著熊熊大火。 後來班上調位，到他們升班，參與課外活動或結交不同朋友，李浩賢依然維持著這團猛火，其實並不明顯，有時只是在記事本上寫了一大段草稿，最後卻沒有傳出。打草驚蛇，他是這樣想的，但他構想的更多是一張藍圖，一份與張佩珊出外約會的地圖。他打開Google Maps，在設想的約會地點上刻上一顆星星，直到後來他發現整個城市每座街道都有顆星會嚴重阻礙日常生活，又一顆一顆把它們拔去。所有事情都安靜進行，因此顯得聰明而不多餘，沒人知道他如樹根般穩紮擴散的愛。他到討論區參考別人如何約會，詢問前輩網友意見，比如怎樣判斷一段感情是情到濃時，又怎樣更進一步。獨自一人時他在腦內用各種語氣臨摹當天所聽到的那句話，他坐在床上左手握著樹枝，右手握著陽具，以虔誠語氣說：安靜。 事情發生變化是中三那年，當他已將近一個星期沒發短訊給她，而她的身影在他腦海裡越發清晰與發出淡黃光暈時，張頌恆說：「我姐跟陳國忠一起了。」隔天，李浩賢把樹枝塞進書包，打算將它插進陳國忠的眼眶裡。他即將被釘在牆壁上，濺出血色的星形，成為地圖上的必去景點。他知道陳國忠每天早上都會在七樓天台，因為同學間早有傳聞，這人如同鬼神般的閒聊技巧，足以使他達成前無古人的成就，就是跟嚴肅古板的校工老馮成為忘年莫逆，並獲得學校每個暗門或密碼鎖的通行權，一起在裡頭做些不知名的勾當。而每天早上，謠傳陳國忠都會在天台，並把那當成專屬於他的私人領域。於是那天早晨八點，李浩賢提早踏上屬於高年級的樓梯，氣喘兮兮一口氣走了二百八十級樓梯，推開一道被解鎖的鐵門，看到陳國忠逆著陽光一個人站在那裡，叼著煙饒有興致地看著他。 李浩賢覺得那像是烏龜與野貓的對恃，也正因為這兩種動物的互不關聯，使他格外沮喪。他心想：仆街。因為他發覺這幾年來的反覆設計，沙盤推演，堆積如山的草稿，都比不上一個十五歲就叼著煙，提早透露出成人氣味的少年。後來他更知道，張佩珊選擇陳國忠的原因，是因為「他很健談」，以及身上有她父親的味道。那天黃昏他們就在這個天台，進行人生第一次的親吻與撫摸，陳國忠說：跟我一起看這個日落後的世界吧，正是李浩賢準備良久的對白，他知道，女人的本質就是愛好遊歷與遠方。那天他拾步上前，準備將背包裡的樹枝抽出來時，陳國忠先他一秒，左手伸進褲袋並拿出一盒東西，指著李浩賢說：「原來你也抽煙。」 母親說，並不是所有愛情都像火，如果是那樣，世間所有倫理關係都會燒得只剩灰燼，唯有細水長流。天台那年，旺角大火，而李浩賢聽從了亡父的勸告：抽根煙吧，像我生前那樣，讓煙霧代替語言。多年之前父親將碗碟放到電視櫃旁的關公前，並以為它一直都應該在那裡，母親發現後勃然大怒，罵這個男人從最開始就沒有幫過自己哪怕任何一點忙，而父親只是點起煙，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視著母親的眼，讓她罵得精疲力竭後不得不回應他的眼神。他們就那樣一動不動地在關公面前對望，直到凝滿淚水。從旁一聲不吭地觀看的李浩賢認為這解釋了甚麼事，但他還沒到理解的年齡。 父親許久以前就開始抽菸，李浩賢想，也許他是叼著煙出生的。有時是Lucky Strike，有時是萬事發或其他，但Lucky佔了八成以上。一個品牌能帶給人的幸運是有限的，但父親曾喃喃說過，假如父親的母親晚十分鐘才出門去醫院，他將不復存在。李浩賢也不會存在。關公不會存在，也沒有更多的「後來」存在。李浩賢初時不明白這話的意義，到他中學上網翻查香港歷史時，才偶然得知，那年有一對姐弟在街頭遊玩，發現路邊有個包裝精美的鐵罐，當他們拿起它時，鐵罐轟然爆炸。那時父親的母親才剛在那裡出發到醫院，出生之時，父親因為鼻腔充滿了硝煙與血腥氣而嚎啕大哭。 母親曾多次講過她與父親是如何邂逅的，但李浩賢始終記不清楚。她說過他們是在上班時認識的，兩家公司有業務來往，一來一往就開始交往，又說過他們在蘭桂芳邂逅，喝得酩酊大醉後認為對方是自己的命中唯一，又說過他們是在某餐廳裡併座對上了眼，父親一動不動地盯著她，看了十多分鐘麵都泡軟了，再邀她約會。母親又說，那是八十年代，在香港島工作的人都賺到可以環遊世界的錢，父親就跟著她去歐洲，去美國，去馬爾地夫也去澳洲，在一趟回港的長途飛機中父親突然說：我累了。話語的意思很久以後才被母親破譯出來，那年最後一個港督剛剛到任。 在眾多旅行中唯一留下給李浩賢知悉的細節是，父親在行人徒步區被樹根絆倒摔了一跤，那是此後十多二十年母親仍會拿來說嘴的事，說：怎麼會想到那裡居然會有樹根。雖然是黃金遍地的八十年代，但他們仍打算省下在歐洲住院的費用，結果回到香港時，父親已終生殘疾。有次父親抽著煙說，那是在還出生時逃過的債。從此而後，他再無法踏上香港島的層層石階，每步走來也像往死亡挪近了一點，也向沉默挪近了一點。那時父親再跟母親說：我累了，並凝視著她。母親在回家的路途中本來在看著電車窗外的風景，經過一棵大樹時忽然像被雷劈中般理解了這幾年來他釋出的訊息：請與我結婚，直到我們累得失去一切力氣為止。 此後母親再不旅行，並把相簿收到櫃子裡，明信片換成月曆，郵票換成香爐，擺設換成關公，保祐一切平安。當解放軍駛入城中，英軍撤出而禮炮響起時，父親在家裡點起香煙，想及自己半生走來的軌跡，也只不過是在沉默中爆炸，在沉默中摔倒，其後消亡。婚後即使同居，母親也從沒學會過下廚，也沒有養成做家事的習慣，她把東西掃到看不見的角落權當整理。唯有煲湯，只要把食材和水丟進煲裡再算準時間就好。她想像湯的食材都來自世界各地，美國牛肉、日本豬肉、澳洲蘿蔔、俄國馬鈴薯，加幾碗水煮，藉此回到那段起飛降落的日子。但父親日漸沉默，兒子完全內向，在確定此生以後再也無法自由時，她終究發現，食材來源全是中國。她把湯全煮焦了，煲裡一團糊黑，都是中國製造。 — 那天，李浩賢接受了陳國忠的示好，並決定日後每天八點爬上天台，並非因為逞強或示弱，而是因為這裡彌漫著張佩珊約會時，那洋溢而出的愛情氣味。李浩賢知道那瞬間爆發出的氣味，可以在空間裡彌久不衰，可以讓他錯覺，自己只要存活在這個空間，就能分一杯羹。儘管他每天只能嗅到陳國忠的二手煙和聽他的閒聊，並接受稍後數天張頌恆與林廷峰的加入，成為四個吸煙的不良少年。陳國忠跟他說，香煙牌子名為Lucky Strike。李浩賢說，我聽過。 張頌恆與林廷峰見證了以下事情的發展： 一）他們四人都分進了四甲班，是全級成績最差學生的集合地； 二）四甲班的學生將會繼續留在五甲，六甲，每年水平上升一個教室； 三）甲班的必修課是中國歷史，因為死記硬背對於差生來說，彷彿是最輕易的事； 四）分組總是跟著李浩賢的他們，通識小組報告成績從沒掉下來過； 五）至於李浩賢本人，他成了一個神話。 他在中三到中六間交了十三個女友，就用他當年準備用在張佩珊身上的那套劇本。他增刪著它，汰弱留強，前幾年他在討論區求教的前輩網友們開始改稱他為大佬，新網友只消向他學習一招半式就能釣到女人。高中三年，在討論區上受他啟發而撮合的有情侶67對，炮友或一夜情101對，復合19對，同性戀8對。張頌恆和林廷峰認定自己在目睹一段歷史的誕生，但這只是因為他們主修中國歷史，才會誤將一個人看成一段歷史。他終於察覺到手機訊息能有效掩飾他的遲緩本質，而高中女生更易受到引誘，更容易跟他到維多利亞港旁看大廈或輪船，更喜愛甜品或紅茶，更知道當一個男生提出散步或休息是甚麼意思。她們明白「精人出口笨人出手」與「遲到好過無到」的真正意涵，所以當李浩賢傳來訊息，她們會以少女的嬌媚先作拒絕，其後熱情回應。 但李浩賢總能下狠心拋棄她們，如果張頌恆與林延峰與陳國忠約他打球他就打球，約他打遊戲他就打遊戲。他其中一任女友梁嘉琳在某天晚上，在賓館裡綻開血色的星狀玫瑰，悽婉哀吟到頂峰之後，他仍可以準時十點回家，與三人打線上遊戲。他變得越來越像放在床邊那根樹枝，生氣凋零且隨時準備斷裂，但只有他知道內裡仍有一團等待重燃的乾草。他不相信他媽關於灰燼那套說法，跟他選入四甲班的理由一致：張佩珊在。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極有默契地把愛情這話題帶離天台，並不是因為陳國忠知道了李浩賢的過去，或李浩賢釋放出過甚麼惡意，更不是張頌恆或林廷峰有些甚麼變化，而是因為，其實在中三升中四那年暑假，陳國忠跟張佩珊分手了。他們的戀情為時不到百日。 那年好似一切都燒起來了，是為2016，張佩珊因過於熱衷戀愛而升高中試成績慘不忍睹，淪落甲班。正當她需要安慰之時，陳國忠正與三位好友每天打手遊，每次都錯過回覆訊息的好時機。自此大局已定，他被判行為不檢與非法集結，逐出少女愛情王國的域外。那時李浩賢認為自己忍辱負重良久，儘管已經交過兩任女友，但仍有資格回到起跑線，以剛練成的技巧瞄準張佩珊。因此那天他也甩了時任女友，跟陳國忠在天台上哭了個屁滾尿流，把張頌恆和林廷峰嚇了個半死，甚至以為他們要擁抱著跳樓。 那是他們最後一次在天台談到愛情，如果他們後來還有繼續深入討論，事情也許不會發展至此。但張頌恆是她的攣生兄弟，面對著由同一顆受精卵長出來的人類，或是張頌恆對著自己的煙友，大家都不好意思說甚麼。直到許久以後，也沒聽過她與誰在一起的消息。其實在分手那晚，張佩珊在浴室一刀一刀剪短自己的頭髮沖進馬桶，那是十五歲少女能想到的，道別愛情最決絕的方式。那些長髮扭成一團，游出公海後花了好幾年環遊世界，最後在日落時回到維港，並嘗試與每具沉在海底的屍身交談。長年旅行使它學會，每個人都有一顆熾熱的愛心，就連死亡都不能將其熄滅。 三年過去，他仍然持續著他的謹慎與幽默博學，三不五時傳點訊息給張佩珊，不過在失望與成長過後，少女學會了適量地已讀不回的特技。他也繼續與三人在天台抽煙，把自己抽得滿頭大霧，並開始憐憫陳國忠，認為他跟自己受著相同的罪。他相信父親所說的：讓煙霧代替語言，可以遮蓋一切。但中六這年，煙太大了，所有問題都像維港對岸的大廈般突出雲端，頭角崢嶸。整個城市像啟動了一個不能逆反的程式，所有人在這段龐大的計劃裡都佔有某個位置，他們四人就在天台簽下盟誓：一同作戰，互不放棄，若一人落單即其他人必須掩護，若一人被捕則其他人也不得獨善其身。 如是每晚他背負一身硝煙惡臭回家，任何沐浴乳與洗頭水都難以清除身上的氣息，他問樹枝：「這樣做是對的嗎？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樹枝說：「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他忘了那時張佩珊怎樣回答，於是樹枝說：「那就別忘記她回答過你就好。」根據統計，修讀中國歷史的學生都熱心參與這場抗爭，畢竟他們每天背誦的，是有些東西絕對不可信任。母親在他夜不歸家的時候，學習了提早穿上黑衣、洗碗、把外送飯盒放涼後擺進冰箱，並對電視櫃旁的關公說：保佑我兒。但作為母親的直覺，作為這家族的一員，她知道兒子必然會在陰影的吞噬下，如她丈夫那般遁入虛空。 那狂亂的八十年代，在母親複述的諸多版本的愛情故事中，她已遺忘確切哪個才是真正的起源版本。但就在蘭桂芳，她仍記得，一家現已倒閉的酒吧裡，當二人在舞池旁喝著酒聽著搖滾，她忽然邀約他跳舞。父親說：不，我在這裡等妳。母親噘噘嘴，走進一群洋人之間，那時他們向她搭訕，當她回頭時，看見他如紮根般立在原地，在幽暗燈光裡她看不清他的眼神。但她忽然知悉，如她日後過晚理解他從來遲到的訊息，那句話的意義是：留下來，我需要妳。她想要回身過去，找他，而一群洋人魚貫進來，把整個舞池塞得水洩不通，回歸父親的路線被完全切斷。當她終究回到原來的位置時，已剩一片虛空。接下來，她有幾個月沒看到他。 直到後來，那些諸多愛情故事裡紛亂出現的茶餐廳，那些公司，以及其他種種的片段漸次誕生，而她終究鼓氣勇氣約他外出旅行，她想著，一起去看看日落之後的世界也不錯。彼時，往日累積下來的情感慢慢湧上，那是李家的血脈，那如烏龜爬行的緩慢，遲來而精準地擊中母親，使她知悉，正是他用樹根與沉默扎根在她內面，已無然路可退。她舒一口氣說：結婚吧。直到好久以後，李浩賢懵懵懂懂地聽取母親的戀愛故事時，父親已成了在窗邊抽煙的沉默男子，「安靜的人最聰明」、「遲到好過無到」，那其實是愛情箴言。使李浩賢理解，自己儘管緩慢，然而練習，再練習，只要遠方與日落仍在而她的渴望不變，他就必然能追求到張佩珊。 — 在陳國忠離開數周後的今天，李浩賢和張頌恆和林廷峰仍然記得最後一天見他的模樣。就在那晚，當他們一如既往在學校附近打遊擊時，不知為何集結了數倍警力，且二話不說就向他們所在的人群推進。四人拼命逃亡時李浩賢踢到自己先前所設的樹枝路障，腳踝一下就扭成詭異的形狀。正當他臉色灰白準備投降受死，林廷峰與張頌恆立即一人一邊挾著他的手拖行，笑著吼叫：這是在還你多年以來的煙錢。而陳國忠為了拖著敵人的腳步，殿後到警棍伸手可及的範圍，脫下面罩又哭又笑又叫，像條野狗般喊出了他們聽他說的最後一句話：全撚部聽住，警犬屎眼被狗屌！ 小組隨後就解散了，當李浩賢被拖進學校的暗門，他仍清楚記得這是陳國忠當年打聽回來的秘道。絕望地等待陳國忠前來之時，他們忽然看到手機傳來他的訊息。他說：bye啦，我去台灣避一避。還傳來一張在家比著中指的自拍照。李浩賢笑罵一聲：仆街。他忽然難以自制地想著，假如他當年，確確實實用樹枝把他釘在天台，今天當防暴警察推進時，是否就輪到他要成為一個血色地標，一個景點，一道抹不去的疤痕，雙腳滲著老樹漿般的惡臭。他們三人點燃了三根Lucky Strike。就在煙點燃的那刻，李浩賢忽然恍然大悟，他連死亡的威脅都撐過去了，世上已經沒有東西可以阻撓他告白。 陳國忠隔天就去了台灣，餘生都沒再踏足香港。直到他老眼昏花，醉駕機車闖紅燈被夜行卡車撞飛，像只風箏飄出老遠。就在他戴著維生器械的餘生，沉沒在肉體深處的靈魂仍然一再設想，假設那天他們四人還在天台抽煙的話，事情就可被阻止。但他並不知道，那天所發生的事件，以及愛情這個話題從沒涉入天台的真正原因，其實是一體兩面。就當李浩賢在小息時終於禁不住煙癮而跑到天台去，剛推開門，就看見了在接吻的林廷峰和張頌恆。他們尷尬分開，卻切不斷口水絲線。但李浩賢毫不在意，他心裡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向他們說：「其實是這樣的我只是想跟你們說我今天要跟張佩珊告白了。」 他們說：「加油。」 三人對望，沒人再做出任何動作，於是他又回到教室，一根煙都沒抽。他默默等到下課時間，等到下課鈴一響就想走向張佩珊，但當他站起來時，卻看見她早收拾好書包要跟梁嘉琳到學校對面的公園拍照，於是他又按捺自己的衝動坐回去。在四年、十三任女友、促成無數的愛情果實、面臨警棍與子彈的死亡威脅、朋友的逃亡後，如果說他學會了甚麼，那就是不要過於急進，打草驚蛇。 當他十分鐘後走出校門，抬頭看向對面的公園，暑氣逼人，汗味與汽車油味充盈胸肺，學校的玻璃反著眩目的光，一身制服的李浩賢背著書包，他的黑色書包裡只有一封信。一個沒寫收件人的棕色信封，一張折了三折的信紙，署名因心情過於激動而潦草。當他準備邁出第一步，早上曾出現的防暴警察正在右方朝他極速奔跑，把路上看見的任何一個人壓倒在地，轉瞬間他的臉已被壓在石磚上血流滿眼。 煙沒有辦法對抗火，也沒有辦法對抗風。制服會輸給另一套制服。在警署的單人隔離房裡，警察要他解鎖手機。他咬牙不語，他們就翻他的書包，其實甚麼都不用搜，不用說裝備，連口罩都沒有一個。於是他們撕開信封，傳閱並逐個縱聲狂笑。他通紅雙眼：「殺了我吧。」其中一個警察說：「沒那麼容易，情聖。現在給我解鎖。」 「你們通常要打多少棍，被捕者才會解鎖手機？」他問。 他們獰笑，不發一語。 後來，當李浩賢再次來到維多利亞港，一切如昔。他每天都在那裡流連，事實上，他也沒甚麼地方好去，他沒抽煙好久了，也沒有朋友可以交談。在那67對情侶，101對炮友或一夜情，19對復合，8對同性戀裡，有超過半數在此碰上了他們的恩人。林廷峰和張頌恆那天在天台上依偎了非常非常久，沒有看過手機。到了許久以後他們才到李浩賢家拜訪，母親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她彷彿回到上個世紀，當緩慢的血脈不在身邊，她體內的時差越發嚴重，已是無藥可救。她讓他們坐下來喝一碗湯，那煲錯認的湯，那些沒再出發的旅行，那些錯覺與誤解，以及憤怒。她說，都是中國製造。林廷峰與張頒恆對看一眼說：李浩賢到了台灣找陳國忠暫避。但事實上，那天李浩賢在警署只捱了一棍就死了，如果說這段愛情有甚麼收穫，那就是當他看著迎面落下來的警棍時，眼裡閃爍著的光芒不是恐懼，而是求愛不遂的激動。他想著：「就這樣吧，安安靜靜地走。」 夜深時警察把他的屍體綁著石頭丟進維港，並因想起他憤怒的目光而跌了一跤，當他的屍體沉到海底時，石頭鬆開了，畢竟警察的手工實在不怎麼好。但一撮長髮從遠方飄來拴住了他，就在水底深處，讓他像只風箏般搖擺搖蕩，直至枯成白骨仍沒有離去。 後來陳國忠輾轉接收到李浩賢的手機，張頌恆說，警察當晚就把他的手機丟回學校門口，雖然不知道這樣做的用意，但至少能拿回來。他把手機帶回家充好電，思來想去還是覺得寄給陳國忠好。瞞著伯母吧，這樣也比較好，陳國忠在訊息回了一個嗯字。林廷峰後來升上大學，在九月某次衝突裡喊了跟陳國忠一樣的句子後不知所蹤。不是每人都能用相同辦法成為逃逸的煙。就如同在多年以後的那場大火過後，被認為是母親的那棵大樹，也因為危及途人被樹木辦下令砍得只剩軀幹。 但是，就在這個夜裡，在眾多「後來」還未發生的今天夜裡，學期的最後一天，張佩珊回到家，把手機放到桌上充電後去洗澡。洗完澡後，她看到桌上放了兩台一模一樣的手機，她用自己生日日期解鎖了正在充電的那台，忽然，一陣熱流貫穿了她，如同多年之前，一個少年全身瞬間張開的毛孔，像汲取了整個秋天的風，像一棵瞬間長成的參天巨木，一陣灼熱的氣息在十二歲的她後頸上燃燒，從脖子到頭頂，從兩眼到下巴，她燒起來了，延遲六年地燒起來了，她無煙無硝地焚燒爆散，像一顆燃燒彈在體內爆發，她無可救藥地長成了一座火災中的森林，四野八荒地蔓延。她快速往下滑動，一排一排如此整齊，此刻在她的眼簾底下奇蹟般展現。在手機的記事本裡，是順著日子排放，是五年十個月又八日的，沒有傳出的短訊草稿。直到最後一天。 草稿最後一句：就是今天。

原刊於 虛詞 。 數年前憑著《倦怠社會》一炮而紅的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曾經批判過，一個靠著鼓吹著正向思考的社會，反而會造成我們的疲憊，令我們變得更為孤立和疏離。比方說，如果每天都有一大堆人衝著你喊加油努力，你會想的大概就是「加油又能做甚麼」，「如果我不加油努力會不會還比較爽」等等。韓炳哲把這種氛圍歸因為「績效社會」（或譯功績社會）的危害，大家都想搞出點成績來，結果卻搞得心神俱疲。這本捕捉到當代人心理的書，一下子就在德國引起軒然大波，越洋過海來到我們這邊也是一樣，全人類都一樣慘。 沿著《倦怠社會》的思考，韓炳哲一路寫下各類圍繞著這種倦怠的思考，比如透明化、娛樂、色情（暴露狂）等文明病徵，嘗試更進深地解釋我們如今的生存狀況。而《暴力拓樸學》這本在《倦怠社會》隔年出版的書，也是想要分析我們的社會究竟患了甚麼病。不過閱讀這部著作時，我關心的其實是如今香港人所面對的暴力問題，究竟韓炳哲的解釋可否為我們帶來一些出路或反思？ 在這篇文章裡，我將不按順序地截取《暴力拓樸學》的十個片段，嘗試以我的邏輯一步步展現韓炳哲對於暴力的解釋。有些的確能夠反映到抗爭狀態，有些離得比較遠，然而無論如何，多個參考就多個勝利的機會，但願這本書能帶來一點啟發。 一）全球化進程恰恰加速了邊界和差異的消失。排斥性的日益消除卻並不等同於暴力的消失，因為除了排斥性暴力，還存在著擴張性暴力。實施擴張性暴力不需要敵對和統治關係。暴力不僅僅是過度的排斥，而且還意味著過度的擴張，它表現為過度的績效、過度的生產和過度的交際，過量的關注和過份的積極主動。 在前言部份，韓炳哲先把暴力拆分為「排斥性」與「擴張性」的。暴力作為一種從遠古開始就存在的行為模式，一直以來的暴力都是通過他者、外在、敵人等等的緊張關係造成的，換言之，排斥一個別人，無論那個別人是甚麼也好，就對其使用暴力。但如今，社會多出了一種叫作擴張性暴力的形態，它通過過度交流、過多信息、廢話或更多東西（迷因大概也是其中一種）來佔據別人的時間。韓炳哲認為，這是一種新的暴力形態，也是倦怠社會的其中一個問題。We live in a society，但這society is full of shit。在處理這種新型暴力之前，他先回去講述排斥性暴力——他認為這是已經過去的問題，卻其實正正是我們如今在抗爭時面對的問題。 二）暴力是一種來自外部的衝擊，它襲擊了我，戰勝了我，並且由此剝奪我的自由。但如果我在它面前表現得很自由，我肯定它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它就不是暴力了。可以將暴力描述為那種佔統治地位卻不被內心化之物造成的結果。 在定義的部分，韓炳哲使用了心理學、病理學、考古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的理論去解釋暴力，這也得回歸到他慣常的寫作策略：援用大量前行研究，進行批判再提出自身論點。這種方法的優劣見人見智。不過從心理學的解釋上，他則認為暴力就是那種我不願意肯定它，會說「那不是我的」，最後卻強加於我身上的東西。這是最初步的暴力定義，暴力奪去自由。 三）殺戮具有一種內在固有的價值。統治遠古暴力經濟的不是模仿原則，而是資本主義原則。人所施加的暴力越多，他手中的權力也就越大。施予他人的暴力增加了自身存續下去的能力。人通過殺戮來克服死亡。殺戮者相信可以通過殺戮來戰勝死亡。 從《倦怠社會》開始，韓炳哲批判新自由主義幾乎不遺餘力，《暴力拓樸學》自然也不例外。而其中的資本主義邏輯，也顯現了一種執念——資本越多的人，越不容易死。當暴力作為一種資本，掌控暴力者就可以通過摧毀別人而得以延續生命。如今我們很難解釋為何香港警察會在根本不需要暴力的時刻採用暴力，也許我就做個粗淺的歸納，他們極端怕死，所以他們才攻擊。而他們施加的暴力越多，就錯覺自己權力增加。這是一種心理疾病，來自於心裡的不踏實，這點在下面會繼續談到。 四）暴力不是鳴鑼開道，而是羞答答地躲藏起來。儘管它一直還在實施中，但卻不是公開演出了。它不再特意惹人注目，它沒有了語言和象徵，它不宣示任何東西。它的實施過程就是一場無言的、悄寂的毀滅行為。（集中營的）暴力有了羞恥感，因此被視為犯罪且否認自己。在被剝奪合法性之後，君主殺戮暴力的地點離開了公眾視線。集中營是一個常規地點以外的非地（Ab-Ort）。這個地方不同於監獄，因為監獄總還有所屬地點的。 這是比較令人存疑的一點，暴力真的藏起來了嗎？也許這裡可以進行兩種分析，其一是，施行暴力者其實是知道這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合邏輯的，在笑話一般荒謬的警察記者會中，他們一直宣稱最低武力或迫不得以等詞彙顯然與事實不符，而採用與事實不符字詞的原因是他們知道暴力行為並不合法，他們「視為犯罪並否認自己」。 其二是躲藏與公開展演 其實同時進行。香港政府除了公開處刑的權力展演以外，警察還有新屋嶺等不為人知的施暴地點，將殺戮暴力移離公眾視野，採用不為人知的暴力加固自身的權力。這裡所指的並不是香港警察進行君權社會統治（雖然也差不多了），但那種地點的不確定性，顯得暴力更為可怕。假如我們對於公開的暴力產生的是憤怒，那些不知在哪發生的暴力，會讓我們產生更深層的、對於未知的恐懼。 五）當「穩定」從法律秩序中消失時，暴力才露出端倪。然而，暴力並不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媒介，其本性就是殘忍的，即挑撥離間的。由於權力具有象徵性，它可以製造出許多象徵物，賦予權力以口才與雄辯。暴力則由於其惡毒性而缺乏象徵，語言乾癟。與暴力相反，權力並不是引發不安的，因為它是安置性的。連續性、內心化和安置，決定了權力事件。斷續性、去內心化、制造不安，則是暴力永恆的結構特性。 前一點提到的警察記者會，其實就是暴力施行者語言的乾癟與挑撥離間，來來去去都是那些東西，甚至還有「er sir發言生成器」的出現。韓炳哲在處理權力與暴力時進行了一次分拆，權力這詞雖然會引起腐敗等等的負面聯想，然而它確實有著正面的影響，畢竟沒有當權者想終結自己的統治，因此他們都會追求連續性。暴力作為一種手段，卻弔詭地想用相反的手段達成目標。 在此段以前，韓炳哲分拆了權力與暴力、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暴力在他的眼中是一個資本主義問題，是使用者用以解決死亡、延續自身生存下去的技術。但《暴力拓樸學》既然講的是拓樸學，那暴力除了外在的打擊，也必然會分析我們這些遭受暴力者的狀態。由是，韓炳哲轉向講述一個從《倦怠社會》已經在分析的問題——我們與他人產生的衝突以及我們自身難以處理的內在暴力。 六）自我跟他者之間的衝突是內心化的，這導致自我的貧困化與自殘。過度勞累導致的過勞症，通常是抑鬱症的前奏，它表現出的不是有力量「成為自己主人」的那個自治的個體。相反，耗盡是一種自願對自我進行剝削的病態的結果。工業化的規訓社會依賴不變的身份，而後工業的績效社會則需要靈活的人，以便強化生產過程。 在先前的第二點中，韓炳哲認為「只要我肯定它者是我自己的一部分，那就不算是暴力」，可以算是一種合作。在這裡，暴力並不只是傳統定義上的肢體暴力，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問題——而這就是《暴力拓樸學》的主題，是擴張性暴力，是無所不在的滲透。在全文之初提及的「正能量」算是一種暴力嗎？韓炳哲會說，是的，當績效社會要求你一定要發憤圖強，努力向上時，這就是暴力的表現。而這暴力假借著自由之名，強制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這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每個人都剝削自己，而這會導致抑鬱。 在前往下一個片段時，我必須澄清兩點。其一是，在這裡顯現的自殘問題並不能類比成香港的抗爭，因為抗爭並不是生產過程，而是對於制度暴力的反抗。而抗爭當中無論是前線、後勤、文宣等各個部分，參與者對自己也不是剝削，我們有意識地進行對於「排斥性暴力」的反制。但是，韓炳哲的論點卻反映了如今的問題之一，我們過勞了。過勞症的來源是自己，由外而來的暴力退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自生的暴力，它比前者更加致命，因為這種暴力的受害者誤以為自己活在自由裡。」這種狀態自反送中爆發之前，已經根植在香港人打工至上，「咪阻住我返工」的心態裡。如今排斥性與擴張性的暴力兩面夾擊，更是雪上加霜。如今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鬥黃」，鬥黃是績效社會下最麻煩的擴張性暴力——我們甚至無法指責比較黃的人是錯的。 七）績效社會是個興奮劑社會，這裡沒有階級之別與性別之分。無論是「優勝者」還是「劣勢者」，都被囊括在績效與優化的強制力之下。社會所有成員都遭受著精疲力竭。今天，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了績效僵屍和健康僵屍。系統暴力並非排除式暴力，相反，它把所有人都囊括在內，變成系統內的囚犯，這種暴力的產生毋需敵對和統治關係。 社交媒體、論壇或不同通訊軟體裡每天都有一個接一個新的策略出爐，而出現的形態通常都是通過否定過往策略的可行性來證實自己可行，我們（尤其是鬥黃者）都像嗑了興奮劑般提出觀點。資訊過多，卻以精益求精的面貌出現。這是一種普遍問題，我們都期待比人健康，比人漂亮，比人聰明——比別人有用，比別人付出得更多。這種關係不是源於敵對或統治，而是比較，當比較心耗盡了我們的精力時，「倦怠」就進場了。這樣會產生更可怕的影響： 八）全球化的交流是一種後免疫式的交流。正是由於沒有免疫的排斥性，才會產生過度交流，由此產生的大量交流引起了系統中持續上升的熵。傳染是一種新型交流形式。由於它成形於高強度的情緒和衝動，它就不需是意義層面上的交流了。交流製造親近，過多的交流卻並不自動製造更多的親近。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過度接近轉化成一種無距離的冷漠。擴張性的泛濫和過量，會導致麻木遲鈍和精力渙散。 韓炳哲批評過度交流，在他眼中，現今我們在社交媒體上的訊息交換由於過於迅速與方便，產生了大量的「垃圾」訊息。這種垃圾也被定義為暴力，由於它佔據了我們的閱讀時間、情緒與衝動，就與他所認為原本的交流不太一樣。而我們也得撫心自問，（包括這篇文章在內的）那麼多資訊，真的不會削弱我們的抗爭、我們的勝利之心嗎？倦怠、麻木、或失敗主義的來源，會不會除了來自於敵人的乾癟言語、自我矛盾的行為，更多來自於我們（或是敵人滲透進來故意散佈）的高強度情緒與衝動，而人類本身其實無法負荷如此雜多的資訊？ 九）完全喪失體力、瘦骨嶙峋、沒精打采的集中營囚徒位於一種秩序的最底端，在一個常規地點以外的非地。績效主體作為後現代的神聖人卻處於地點中心，一種秩序的中心。即使是勞改營也不再位於一個地點的邊界位置，相反，每個績效主體都自帶一個營地。地點和非地在這裡沒有分別，因為每個績效主體是囚犯同時也是看守。 從最初的排斥式暴力與羞恥心，韓炳哲來到了他最核心的論述，如果暴力不只是來自於外界，而是自己也會規訓自身的話，那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監獄。這在績效社會裡尤其常見，當所有人都想進步，那正向思考就是一根鞭子，我們每天用力鞭打自己。在倦怠無力的同時，心裡總是有一把聲音：「你怎樣才算是個有用的人？」 全書反反覆覆，從遠古的暴力原則到近代的集中營，越過傅柯的規訓社會來到社交媒體當道的當今，韓炳哲在書裡沒有離開過倦怠的原則，留意他所用的詞彙是「完全喪失體力、瘦骨嶙峋、沒精打采」，正好是健康與美麗當道的相反。因為我們知道，即使流行的是健美，但我們始終難以企及他們的程度。韓炳哲問的是：為甚麼我們要那樣做呢？ 如果沒有抗爭，我也許會說，無賴萬歲。可惜如今不是了。 十）績效主體誤以為自己是自由的，扮作自由人，扮作自己的統治者，實際卻被績效的魔力控制，把自己變成神聖人。績效社會裡的神聖人同君權社會裡的還有一個特殊區別，他們是絕對殺不死的。他們過得就像活死人，他們因太過活躍而無法死去，又因過於疲乏而雖生猶死。 如果用一句話來為這本書作結語，韓炳哲對於暴力的定義其實就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但後面的所有人卻包含了自己本身。《暴力拓樸學》基本上沒有脫離《倦怠社會》的架構，他批判的是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導致的心理問題，我們都很累了，可不可以當隻無所事事小海豹，每天放點負能量，激進點還能當個無賴派。社會鼓吹進步是有毒的，以這本書的語境來說，是暴力的，每個人都雖生猶死。 然而韓炳哲雖然採用了引用大量思想家的著作，並批判前人思想已在績效社會裡不再適用——這仍然是行不通的。至少，在香港這裡「排斥性」與「擴張性」暴力同時進行，並沒有那麼理想的從前者過渡到後者。此外，他援用那麼多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證實自己，卻沒有出現鮑曼的「流動」概念是使我頗為不解的。韓炳哲批判過量溝通與交流會造成抑鬱症與無力感，這種文明病也許存在於我們每個個體之中，從這邊流動到那邊，沒有終點。但它真的只有弊病嗎？在《倦怠社會》裡，他援用齊澤克高舉的「I would prefer not to」來對績效社會做出消極反抗，可惜，我們面對的不再是一個用消極態度就能解決的問題了。 《暴力拓樸學》在最末尾並沒有提出解決績效社會所帶來的暴力問題，事實上，當韓炳哲將暴力內心化過後，他已經沒再講述真實的暴力如何壓抑人類。世界上還存在那麼多那麼巨大的極權，也許他想講的是，極權運用了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使每個人都過度疲乏而沒力氣去對抗極權。在這裡，香港人就跟他說了聲：「不。」正正因為，我們面對的並不是理想化而無孔不入的績效全球化問題，只要他者仍在，只要排斥性暴力一天仍在，只要敵人的暴力尚未是「擴張」而沒有邊界的，我們就還有反抗的空間。假如真的要從根本上回答績效社會與抗爭之間的糾結關係，我的答案就是這樣：不要鬥黃。一切回歸到去年夏天的語境：兄弟爬山，各有各做。

原刊於樣本 Sample 第十六期〈末日投資策略〉。後收錄於《痞狗》。 一、 坐在我客廳沙發上的大鬍子下令：「講故事給我聽。」說真的，這情況讓人很不高興。我是「寫」故事的人，不是講故事的。而且就算要寫也是自己想寫，不是聽命於人。上一次要我講故事的是我兒子，那是一年前的事，我講了個妖精與貂的故事，內容現在都忘了，而且他聽不到兩分鐘就睡著。不過今天的情況和上一回有基本上的不同，因為我兒子沒有鬍子，也沒有手槍；因為我兒子好聲好氣求我講故事給他聽，而這個男人根本就用搶的。 我努力想跟這個大鬍子解釋清楚，放下手槍比較好，對他對我都好。有把上了膛的槍指著腦袋，要想出故事很難。可是他很堅持，還說：「在這個國家，你想要什麼東西，都得訴諸暴力。」 以上是艾加．凱磊（Etgar Keret）的短篇〈忽然一陣敲門聲〉的開頭，要解釋我為甚麼會重看這本書有點複雜，也可能會得罪人，但實情就是每次我回到香港想要看點書，書櫃上的書總是全部看起來都有點怪異。說直白一點，就是不喜歡。梁匡哲跟我說：「我最好的書都在香港，每次回來探下佢地。」我想了想，跟他說：「我買了兩百個口罩做手信。」有藍色又有黑色。現在反而是我不夠罩用了。 因為在香港的書都有點過期，有點偏差，有點像長途旅行回來打開房門，看見所有東西都有點歪。不算很斜，但的確不想伸手去碰，就放在那裡發霉積塵。詩詞歌賦、中國歷史、輕小說、奇幻小說、旅遊書、天文學（小學看的，忘光了，究竟現在是八還是九大行星？）、現代詩、把妹達人之類的。總之最後找了唯一一本適合現在的我的書，《忽然一陣敲門聲》，2014年出版。大學時期的我被書封唬住了：「為甚麼我們該讀艾加．凱磊的短篇小說？他曾受波蘭建築師之邀，以實驗性質住進了『全世界最窄的房子』，屋內僅容一人通行。建築師說，再小的房子，只要設計得當，也能具有完備的機能，客廳、浴室、廚房、臥房卻樣樣不缺，就像凱磊筆下的故事，篇幅短小，卻擁有一本好小說該具備的所有特質，徹底滿足讀者對『好故事』的渴求。這間窄屋也因此命名為『凱磊之家』。」全世界最窄的房子？印象中這人應該沒住過香港。他如果來了香港，相信這名作家也會因此命名Edgar Hong Kong。 同名短篇只有四個角色，敘事者、大鬍子、一個做問卷調查的、一個送pizza的。最開始大鬍子入室行劫，要求敘事者講個故事。用要求這個詞有點奇怪，不過拿槍的人用詞通常都比較奇怪，替人添煩添亂。「你不講故事，兩眼中間就會進一顆子彈。」大鬍子說。敘事者迫於無奈，開始講「一間屋子裡坐著兩個人。忽然一陣敲門聲。」 第三個角色敲門進場了，是那個做問卷調查的。他硬闖進房間，從放問卷的資料夾裡也拿出一把左輪，「我的槍很容易走火。把故事吐出來，快點。」大鬍子表示同意，這時敘事者開始講：「三個人坐在一間屋子裡。」那大鬍子馬上警覺，「不許再說甚麼『忽然一陣敲門聲』」，做問卷的不懂他何出此言，卻馬上附和：「繼續說。不要有敲門聲，講點別的，給點驚喜。」 翻譯一下甚麼叫做驚喜，驚喜就是，敘事者連話都還沒說，忽然一陣敲門聲，一個送pizza的站在門外。大鬍子質問他：「你也是為故事來的？」送pizza的假裝不是，但不怎麼成功。做問卷的叫他拿槍出來，他說：「我沒有槍。」不過從紙盒裡抽出一把切肉刀，「如果他不給我生個好故事出來，我會把他切成肉絲。」 短篇至此已進入終盤，三個人等敘事者開腔，但他還是進行著實況報導，繼續胡扯，到最後，他說：「忽然……」大鬍子說：「我不是說過不可以有敲門聲了嗎？」敘事者堅持：「非得有人敲門不可，沒人敲門就沒故事了。」 這就是〈忽然一陣敲門聲〉，時隔五年重讀這篇，當然忘記了大學時期的我作何反應，不過從後果推測，如果那時我覺得這故事很棒，這本書他媽的精品，我就已經肯定把它帶去台灣，並列在卡佛旁邊，在前面點三根煙放盤水果一個煙灰缸日拜夜拜。老實說，我覺得這書就是本床邊故事集，裡頭有點藝術的靈光，偶爾有幾篇能捕捉到些普世價值，但讀來難以令我滿足，也難以說服我全本讀完。它在敘事上始終有點違和，有點空隙，有點灰塵。我不知道那是甚麼，相信五年前的我也不知道那是甚麼。 於是我重寫了一次。當你不知道某個東西是甚麼時，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語言表達一次。 話說有條茂利拎住把槍指住我：「講個故黎聽下。」於是我鳩噏：「一間屋入面有兩條友。忽然有人㩒鐘。」真係有人㩒鐘。 我開門一望，有個男人企係出面：「先生，介唔介意花少少時間聽我介紹返公司新出既濾水器？」男人入來之後，亦都拎出左一把槍，要我講故。於是我又講，茂利唔準我再講㩒鐘了。話口未完我都未出聲，有個送pizza既都入埋來，拎住一把刀，要我講故。 我唯有開始：「一間屋入面有四條友，今日好熱，幾條友好悶，而且冷氣都壞埋。其中一個想聽故，另一個都想，仲有一個話他都要……」茂利話：「講經咩，屌你老母。」 撇開由敲門變成㩒鐘不說，故事隨隨便便都可以找出不少問題。 i) 這裡的人並不容易拿到槍，儘管香港現在已經不得不靠槍枝和暴力來取得話語權，但拿住槍的那一方，通常都是黑警。 ii) 面對黑警，常識就是我無野講，抑或被打到不得不講他自己想聽的，否則到頭來我和送pizza的只會被打成浮屍或直接跳樓。當然，如果真的有黑警拿槍上門，敘事者十有八九在講完故事後就直接跳樓了。 iii) 我的房間連兩個人都塞不下，四個人進來大概是面貼面說話的，拿刀的有絕對優勢。 iv) 哪有人會來問我拿故事，去搶梁莉姿或余婉蘭比較實際。 v) 關於故事這東西，我是真的習慣被搶，就像show me the money之類的，要我show點story，其實不必動刀動槍。 如果你喜歡，我可以繼續舉出五個十個問題，但重點在於為何這個故事艾加．凱磊可以講，並且講得精彩？這當然與他所居住的以色列有關，雖然我並不知道以色列人持槍的比例和族群為何，但我知道在香港，持槍這回事本身與「故事」和「說故事」就完全無關，甚至會讓故事向反方向完全傾倒崩塌。它只會生出恐懼與強逼完全服從，直接指向死亡。現實感，我要說的正是這玩意，寫實主義或存在主義就算是科幻輕小說也得講現實，從經驗裡轉化並召喚出來的現實。〈忽然一陣敲門聲〉其實是用了幽默手法改造作者身處的現實，讓入室行劫這回事成了個笑話。笑話這回事首先就是個隱喻。這個短篇最大的置換，是money換成了story。而這個置換是完全可行的。 二、 故事就是貨幣，是不能或缺的社交資本。人始終是交換並捕食著不同的故事而活著的，可以想像一個完全沒有故事的世界嗎——這本身已經是一個故事。如果要舉個例子，打個比方好了，我過往最常寫的場景：酒吧，晚飯時間過後，夜幕低垂，高聳在馬路兩旁的寫字樓燈光已漸次暗去，街上的人變得稀少，兩人橫過馬路，其中一人叼著煙，另一個的包包裡放著公司的文件，他們走進街角一座建築物的電梯裡，電梯關上門，把他們送到樓上一家放著爵士樂的日式小酒吧，彷彿太空電梯將人類送到另一個星球。人是為了甚麼跟另一個人跑去喝酒？答案很少是因為酒很好喝或想要喝醉。可能因為性，因為友誼，因為解憂，因為夢想，因為合作，因為計劃，因為陷害，因為和好如初，因為想談音樂，因為想談大象或鴕鳥，因為想談太空人。所有達成目的之前所經過的時間裡，兩人交換的就是故事，能掏出來的就只有故事，在人際關係裡它的作用不亞於金錢。 從敘事治療的角度來看，懷特（Michael White）認為「若要創造生活的意義，表達我們自己，經驗就必須成為故事。」假設我們還處於一種異於胡遷的，一個可以通過交換生活意義而踏實健康活下去的場所，我們就會轉化經驗，吐出故事，把它當錢那樣花在別人身上。沒有故事的世界甚麼都沒有，沒有故事就沒有進行的餘地。就連村上春樹的人物，在酒吧裡溝通失能，前言不對後語，角色仍然依靠雞毛蒜皮的小事組織成故事，讓關係勉強持續下去。「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儘管膾炙人口，但村上自己也推翻它：「我們的語言終究還是語言，我們住在只有語言的世界。我們只能把一切事物，轉換成某種清醒的東西來述說，只能活在那限定性中。」這個限定性，就是從語言組成的故事。而正是說故事這種行為，讓我們抵達各種各樣的地方。 所以〈忽然一陣敲門聲〉裡最讓人不適，抑或是令人無所適從的一個問題，正正就是當擁有權力（暴力）的人來問你索取生命裡最為根基的部分，要你拱手交出一個故事時，你有甚麼貨？當入屋行劫的有兩個黑警，一個白衣人，你會交出怎麼樣的一個故事？ 艾加．凱磊的短篇小說之所以只是短篇小說，帶著床邊故事的飄浮失重感，是因為它只是一個關於故事的寓言。它是失真的。但它不好嗎？那倒是未必，它只是讓人不舒服而已，它還是點出了故事這東西的重要性。就在故事的尾聲，當四人齊聚而敘事者難以掰出一個故事來時，送pizza的懇求他： 「 別這樣 嘛， 說個 故事，我 們聽 完就走。短短的就好， 別這麼龜 毛。你也知道， 現 在日子不好 過 ，失 業 、自 殺 炸 彈 、伊朗人， 還 有很多人因 為 其他事而挨 餓 。你以 為 我 們這 些平日守法的人怎 麼會 做出 這麼過 分的事？我 們 很 絕 望啊，老兄，很 絕 望啊。」 我清清喉嚨，重新起頭。「四個人坐在一間屋子裡，天氣很熱，他們很無聊，而且冷氣故障。其中一個想聽故事，另一個也想，還有一個說他也要……」做問卷的說：「這不是故事，這是實況報導嘛，跟現在發生的事情一模一樣。我們想要逃離的就是現實，你還像垃圾車似的把現實倒在我們身上，這不行。用點想像力，老兄，創造、發現，扯遠一點。」 無論是以色列還是香港，白人黑人黃種人，故事的最後一塊地基，仍然是前往他方。讓我展開一個故事，除了讓你到其他地方去，別無其他。即使我們面對著面，酒過三巡，醉得輪著搶用廁所，嘴裡吐出來的話語只是想用更多他方罩著對方，讓對方滿意，也讓自己可以通過某些經驗或虛構，組成語言就地逃亡。 三、 在我兩年前還住在大學附近某個學生小區，從清大後門往山上走大概五分鐘的路程，有一條巷子，裡頭住的都是大學生研究生或工程師，那是一片死寂，鄰居之間不會交談的待斃之地。巷子裡面有一弄，大概二三十棟房子，我住的是其中一棟的四樓，當然沒有電梯。這房子裡每個人都奄奄一息，每天我沿著斜坡走進這弄都像走入墳頭，覺得只要能躺到床上就可以萬事休矣。有個晚上我聽到鄰居的叫春聲，那聲音像連續屠殺了一批貓。那時我開始減少去學校，減少出門，在房間裡像是等候著些甚麼。但我甚麼都沒有等到，只等到胃痛、坐骨神經痛、別人的叫春聲、以及驚駭地發現人一旦甚麼都不做，記憶與經驗會離體，肉體會殘廢，朋友會消失，而這一切過程全不可逆。 我像被整個社區的活死人們拉進沼澤裡失去活動。當我發現這些病癥時，一切已然太遲。於是我開始散步，嘗試在這個爛地方看出些甚麼來。 看了好久，那些觀察組合起來是一份接一份無法構成完整小說的故事零件。在這些故事裡我殺了好些人，讓某些人絕交，狂揍了一頓男上司，讓自己的痛症強化，諸如此類。像把生活吹成一個氣球，再扭出點花。「若要創造生活的意義，表達我們自己，經驗就必須成為故事。」那些故事實在很難說有甚麼意義。頂多是在我最後終於忍無可忍，搬離這條小弄後，依然可以維持對它的憎恨。有時我晚上去巷口的全家買啤酒，抬頭看到稀稀落落的幾顆星星，我對它們的憎恨幾乎可以與這個地方等身。 有次一個酒友來這裡喝酒，當我們走進小弄時，他忽然問我：「這裡為甚麼有一台Maserati？」那時我說，對啊，為甚麼？但其實我完全沒有概念，我不好意思問他，甚麼是Maserati，也不好意思說我不懂車，又有點驚訝他懂。那天過後，我回家時都會瞄一下那邊，有時車在，有時不見了，但從沒看過它發動的模樣。它是一台寶藍色跑車，流線形車身，車頭位置有個海王三叉戟的標誌。它看起來與別的車不太一樣，我不會形容，我很少留意車子。我知道它很貴，它像是這片廢土上的一座金閣。 後來我回家時都會在Maserati前停個十五分鐘，希望看見它發動的模樣。也沒甚麼原因，就是無所事事。我站在小巷另外一側，裝成是對面房子出門抽煙的兒子，每次抽三根煙，剛好十五分鐘，沒動靜我就回家去。有時抽了兩根尿急屎急，便先回家解決，晚上出來再看十分鐘，多出來的五分鐘當補償。煙霧彌漫的我的身體，彷彿在名車的藍光照耀下渾身都是破綻。 我也準備了幾個被問在這裡幹甚麼的解釋，但從沒派上用場。車主從沒出過門，背後的屋主不曾現身，偶爾有人經過，也對我沒有興趣，就像樹的陰影或路燈的街招。他們大概也把我歸類到活死人群體的一部份。我看著那台寶藍色的車，其實看不出個了然來，但好像看多了就會更熟悉似的。問題在於，我從沒養成過好好看東西的習慣，那導致我看著看著總會分心，尤其是車子的寶藍色都讓我想到宇宙。那是海王星的藍，車頭的三叉戟也是海王的武器。 我在網絡上把Maserati的引擎聲聽了個遍，在它的官方網站上有音效展示，播起來像我爺爺在醫院裡臨死前的鼾聲，從喉嚨深處「呼——」的一聲，直到喉頭轉成咳嗽，再咯咯咯幾下，幾十年無法咳出的老痰。海王應該也是個老人，不過是很有精神的老頭，至少它有三叉戟，也有跑車，還有個星球。我那時很想聽一遍真實的Maserati引擎聲，於是我在家裡都把音響調得很小聲，出門也開始不戴耳機，希望走得不遠時可以猛然一驚：是它。但沒有，一次都沒有，車子要麼在要麼不在，從沒看過它動。 直到搬走之後我偶然還會想起那台Maserati，抑或在台北街頭、高速公路上、在城市建造遊戲裡，看到Maserati，我都會想起那台沒動過的跑車。我到現在都沒法為這台車給我的驚訝寫出一篇好的小說，每次寫完都放棄掉，目前為止已經放棄超過二萬字的草稿。相信只會繼續增加。 後來我才知道箇中原因，那台車儘管名貴，儘管好看，儘管有神秘的引擎聲與無法知悉的發動方式，儘管不應該出現在這學生小區，它所擊中我的死角是，它從不向我要求些甚麼。它不要求我回應，不要求我驚艷，不要求我作出互動，不要求我糟蹋它，不要求我書寫它。它是我回家路上令我沮喪的一個裝飾，我不知道為甚麼它在哪裡，我無法接近它或了解更多，我甚至無法因為它而令自己成長或轉變。它像是一個路牌，在每天回家的路上向我質問：「關你甚麼事？」 我幾乎是像逃難那般搬走的。這台車就像闖進房間裡的一個大鬍子，他敲了敲門就進來了，進來以後他就一動不動。沒有手槍，也沒有刀子。他不問我拿故事，卻激起了我的興趣。但我發現自己無法寫他，因為我一無所知。最後我只能認命，即使生命裡有近在咫尺又奇異無比的存在，作者依然可以束手無策，無從下筆。當你不知道某個東西是甚麼時，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語言表達一次，但如果語言無法表達，一切都只能存而不論。 至於我的問題是，假如是二選一，你會選擇一個大鬍子拿著手槍衝進來要你講一個他想聽的故事，還是一個在你家隔壁，與一切格格不入，激起你的興趣後卻轉化不出哪怕一個故事的存在？ 四、 搬家過後，我有時還會回到那條小弄，畢竟它離學校很近。我還沒看過那台車動，可以確定直到畢業或更久以後，它還是與我毫不相干。我想寫它的慾望沒有減少，但靈感卻絲毫沒有增加。它永遠不會敲我的門。像生命裡許多我們驚訝居然存在的東西，我們卻無計可施，只能讓它離去淡出，這台車的他方是我所永遠無法抵達的，雖然我知道它一定象徵著些甚麼。〈忽然一陣敲門聲〉最後一段是這樣的： 我點點頭，重新來過。「有個男人獨自坐在屋子裡，很孤單。他是個作家，想寫個故事，上回寫故事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很想念，想念那種有中生有的感覺。沒錯，有中生有。無中生有是憑空捏造，沒有價值，誰都能做；有中生有卻表示東西一直都在那裡，在你裡面，你只是發掘出它的新面貌而已。那人決定要寫一個與現況有關的故事。不是政治現況，也不是社會現況，他決定要寫一個與人類現況有關的故事，人類現況，他現下所體驗到的人類現況。可是他寫不出來，沒有故事自告奮勇跳出來，因為他現下所體驗到的人類現況好像不值得寫成故事。就在他打算要放棄的時候，忽然……」大鬍子插嘴說：「我警告過你了，不許再有敲門聲。」我堅持：「非得有人敲門不可，沒人敲門就沒故事了。」送比薩的輕聲說：「隨他吧，別太綁手綁腳了。你想要有敲門聲？好，就讓你有敲門聲，只要生得出故事，怎樣都好。」 真是幸運的傢伙。

原刊於樣本 Sample 第十二期〈偵探先生的鑑證技藝〉。後收錄於《煙街》。 分手的時候她拿了他一盒煙，留個紀念。 其實是十九根，她後來在酒吧裡跟我說。我是在交友軟件上約她的，她用英文名字登記帳號，但我早就知道她的名字。我沒有跟她說我也是記者，也沒說之前已經讀過她的報導了，印象頗深，而這時代大家都有可以隨便將人起底的能力。她覺得可以放心交托故事給我這樣的人嗎？我猜記者的真正技能就是可以讓人覺得不吐不快，我們就在軟件上隨便聊了一陣，投緣，然後決定周末出來喝兩杯。一切至此非常順利。 分手後她就辭職了，她說，那時是非常混沌的狀態，二十多歲了才忽然知覺以前人家跟你說的都是真的：人生就是命運向你不斷關門的過程，有時沒有穿過特定的幾扉，就會像拖著尾巴的彗星一樣步向瓦解，或因撞上巨大的障礙而爆炸。別人用甚麼角度看都是凶兆。你覺得呢？她問我。我覺得這個比喻滿有趣的。她說她想換個環境，她說她想散散心，她說她喜歡文學，但她沒說還喜不喜歡前任。我也沒問，我到現在也不太知道。 很普通的分手情境，沒有哭也沒有鬧，就在男方的家樓下的小公園裡，夜晚九點多回家的人開始少了，兩人就坐在小圓桌前對望。「我覺得我們沒有戀愛的感覺了，都淡了，」她說，意思是，前男友這樣跟她攤牌，「所以我覺得還是分手吧。」她同意，也沒有補充，其實分手有甚麼好補充的呢，戀愛本身就是兩人互相補充，不補就注定背離。那時男友從口袋裡拿出一盒白色大衛杜夫，拆了包裝，抽出一根，點燃，煙霧很濃，她從灰茫茫一片致癌廢氣裡探出手去握著煙盒，對他說：「留個紀念。」因為在那場景裡，唯一濃郁的只有煙。 「你抽煙嗎？」我問，並在大衣口袋裡拿出一包Mac Baren煙絲，歪歪斜斜地捲成一根軟筒，她搖搖頭，但又頗有興趣地看我拙劣的手工。「不，但我決定要個紀念。」維持關係很累，努力工作也很累，每天說一堆明知苟延殘喘的吊命情話，寫幾百篇追求點擊率的廢稿——她要離開，去好遠好遠的地方，她要辭職，去剪短頭髮，她要把煙帶到很遠的地方，剛好抽光之後丟到海裡。她這樣說，我看著她，然後啤酒終於來了，服務桌上放下兩杯黑啤，像兩條門柱般隔開我們。但她看似非常想把這個故事說好，她彷彿為了這個故事而生，慾望瓦解了門柵，我們碰杯，杯沿的泡沫滿溢出來。 周末的酒吧具體有多吵，其實相當難以用語言去包裹，同時有無數嘴唇在開闔，開到最大就吐出笑聲，抿起來靠近杯子就是液體滑下喉嚨，有人在碰杯也有人在嘔吐，點煙的嘶嘶聲，服務生來回走動點餐與邀請門外的路人。我們用嘈吵作為外衣，試探的語言也藏在煙霧的保護裡。於是我問，常常這樣出來喝酒嗎？她說，也不是，我那時定下了很嚴謹的條件。無論是約會還是約炮，我必定要對象願意與我走這趟很遠的旅程，看著我把煙抽光，看著我把煙丟到海裡，可能我會歇斯底里，我會在地上翻滾大哭，可能我會把他咬到流血，抑或用頭槌撞到他跌倒受傷。總之沒有，沒有人有空，一個都沒有，連願意許下假承諾的人都沒有。「你有空嗎？」她笑著問，我也笑：「看情況，視乎究竟有多遠。」然後我跟她說要上廁所，在廁所裡我把口袋裡的解酒藥片塞到喉嚨裡，生活不只是有眼前的啤酒與遠方，故事以後，還有交友軟體的終極目標。 回到位子上，她正在用手機玩拼圖遊戲，也沒抬起頭來，我就再捲了一根煙點著了，大概是在拼風景畫吧，看不出來。過了一陣子她關掉手機屏幕，又跟我說。「那時有個男生聯絡我，是個大學時期不斷追我的師兄，後來畢業就不太聯絡，一年多吃一次飯吧。他問我有沒有後悔，其實我也不太想理他，但反正分手了就和他喝兩杯吧。他繼續嘗試追我，但那又怎樣呢，愛情又不是排隊，有人走了就會有人來。我腦裡像是有一大團煙霧飄來飄去，迴旋翻側，但一切都很慢很慢，在煙雲裡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聲音：放棄吧。但我知道放棄之後我還是要找點東西來做的，我不知道，人活著就要做點事。他給了我一張明信片，叫我到了遠方之後寄給他，上面寫了他的地址。我不想欠他東西，所以我給了他一根煙。」 「十九根裡面其中一根？」 「是的。」 「妳這算作弊吧，不是說都自己抽？還可以給別人？」 辭職前做的最後一次訪問，是訪問一家中學的文學老師。工作需要，也關心現在文學教育如何，她就約了這個老師在下午的教員室面談，書櫃上清一色余光中、鄭愁予、張曉風、龍應台，換言之就是延伸閱讀。她問學生們喜歡讀這些嗎，他說學生成就非凡；她問學生吸收的文學養份多嗎，他答教出來的學生都拿到公開試高分；她問學生有讀到西方現代文學嗎，他答余光中的英美文學寫得很好。於是，受不了，她問，「老師，你覺得文學是甚麼？」他說，文以載道，同時文章必然要有它的真情實感，抒發作者的感受與見解。她覺得好累，她送了他一根煙，這是辭職前最後一份稿子，給你紀念品。他有點驚訝，但沒有拒絕，而且還約了她晚上去吃飯，後來偶爾傳傳訊息。 我就是讀過這篇稿子。她寫得很狠，將中學教育從底罵到上頭，再從頭踩到落腳。她笑笑，辭職前最後一份嘛，這樣真的不行，文學是虛構與遠方。文學是可以讓你心甘情願覺得「煙盒可以掉到這個海裡了」的遠方，不是甚麼教化與道德。所以去年十二月中她把房子退租，送了一根煙給房東，就背個大背包從紅磡坐上火車到北京，到莫斯科，到捷克，到巴黎，到里斯本。她要抵達歐洲的尾巴，里斯本的羅卡角，那裡是歐亞大陸的最西南點，那裡有一個燈塔，那裡有一個巨型的十字架，那裡的石碑寫著，「陸止於此、海始於斯」。她要把煙盒丟到那裡的海，她不要靠飛機，她要貼著地走。 — 香港去北京的火車自稱剛好二十四小時到達，不過通常誤點，就二十五。她躺在窄小的床上，盯著隨意的一點，嘗試清空腦袋。在旅途的第一天就能把心情弄得百無聊賴，其實也算天賦異稟，不過出發的理由也相當無聊，我是這樣覺得啦，但沒有跟她說。舉手把服務生叫來，替她點了一杯White Russian，我要一杯Black。因為即使歸根究底，這趟壯遊的動機就算無聊，我還是得聽下去，故事只是達成今晚目標的其中一環。如果情況需要的話，我也可以獻出幾個故事。啤酒調酒、盒煙捲煙、芝士薯條、咖哩香腸之類的。 那時她忽然想抽煙，她想：這就是傳說中的煙癮嗎？但在此之前，她一根煙都沒抽過，她把大衛杜夫拿出來看了看，嗅了嗅，想前男友在抽煙前會把煙倒過來在掌心拍幾下，好像是為了把煙絲弄得更結實。她不太懂，都一樣臭。她從十六根裡抽出一根，叼在嘴巴裡，用手機的自拍鏡頭打量了一下，又把煙放回煙盒裡，倒過來拍了幾下。之後她決定躺在床上玩拼圖遊戲，但玩不到幾分鐘她決定去試試抽煙，於是她下床走到車廂的連結處，那裡有一個煙灰缸，但她才記起自己沒有打火機，又回到床上去玩拼圖。玩著玩著就睡了，醒來還是想抽煙，於是拿小說出來看，結果裡面的角色也在抽煙。二十幾個小時的煙癮無法排解，翻來覆去讓人無法忍受。我想說我能理解，但似乎有點冒失，畢竟她是沒抽過煙就有癮了，這是跟我處於完全不同次元的病症。 十二月中從南到北，樹越來越禿，漸漸地綠色在視野裡淡出，到某個特定的界線後就全部枯死。很難指認出究竟是從哪條線開始毀壞，世界傾斜，一切都回不去了，她睡睡醒醒，玩玩拼圖，拿起小說又放下來，再抬頭望窗，驚覺已然滿地積雪。起薄霧的玻璃裡她的模樣倒映在雪地裡，像一張幽靈的臉。一隻有煙癮的幽靈。車廂很暖，暖氣開到二十九度幾乎讓人唇乾舌燥，她把臉貼到窗戶，看風景往更蒼涼的地方流逝。 「為甚麼不坐高鐵？」我問，沒有高鐵的話坐二十五小時是迫不得已，但高鐵通車後八小時就到北京，而且每天一班。她啜飲了一口White Russian，伏特加、咖啡甜酒與鮮奶油混合攪拌的飲料，喝起來像奶昔，方便在酒吧裡說故事又想潤喉的人。她回答得很認真，因為時間很多，既然北京去莫斯科的火車都要六天六夜，花一天去北京有何不可。還能好好思考每根煙可以在哪裡抽掉。「你會按照距離平均切分十六根煙嗎？」我問。她說怎麼可能，如果移動的方法是陸路的話，有太多地方沒辦法抽煙了。 「按心情的距離。」 「把心情分成十六份？」 「如果你談過十六次戀愛大概就會懂了，人在每時每刻都以為自己所付出的愛情是全心全意的，到後來回顧這麼久以來的生活，其實都是平均的。感情與遺憾是平均的，失望也是。」「所以十六根煙怎樣分？」她說要把故事先說完，叫我別急。我的是Black Russian，沒有鮮奶油，其他都一樣。 在北京下車後她急忙走到車站廣場上，買了個打火機，十二月的北京對南方人來說寒徹心扉，她穿一件長至小腿的羽絨，那是為了前往西伯利亞而買的，怎料在北京已差點敗陣。其實只不過零下五度，她脫下手套用打火機，碰巧一陣寒風捲過，怎弄都點不著煙，手也開始僵硬。於是她走到角落去，把煙點著的時候手在顫抖。煙霧衝進她的肺腔，一點溫暖的感覺都沒。吸煙是無法讓人感到溫暖的，但我無意為她解釋，在她的語境裡，所有失去溫度的事物都可以與前男友扯上關係。 她的前男友是個空少，所以跟她分手時穿著制服。那天他剛下班，就讓她去公園等。那是一整條免稅煙。香港海關有限制攜帶入境的香煙數量，每人只能帶十九根，不然就要交罰款。但老實說，吸煙的人都總有賭徒性格，我也試過一次帶三條合共六百根回來，只要海關不管就行。而且海關不太檢查空服員，所以她的前度每次都帶一條回來。那時她伸手去拿的煙盒，裡頭剛好是安全過境的數量。當她在北京終於抽第一根煙時，彷彿可以通過煙霧看見他穿著制服叼著煙的模樣。飛行流氓，她說，又補上一句，空中移動肺癌。後來她就厭倦天空，用陸路走。 她一口一口把煙抽完，感覺漫長，但卻沒舒暢也沒頭暈，就像進行了一次儀式，除了心理以外甚麼都沒有改變過。於是她把煙與火機收好，在北京走走逛逛兩天，心情沒見得有甚麼好轉，也沒有變差。一團煙雲，籠罩著五官與內核，讓她錯覺自身已失去動能，只有設立在遠方的目標與大海，如招魂般把她吸附。星期六晚到北京車站坐上K19號列車。K19從北京出發到莫斯科，是全球里程最長的火車路線，星期六晚十一點上車，下星期五中午就能到達莫斯科。那是非常魔幻的情境，她走進的這個艙房，將會帶著她走往越來越冷的地方，然後在某處開始回暖，最後在幾千公里外的異世界把她丟下來，舉目所及無一熟悉。而她由始至終，體感溫度都是暖氣帶來的二十幾度。那像是有些隱蔽之物停滯了，被遺棄了，中途抽換，層層疊裡抽走的木條，到最後轟然倒塌才知道事情早就準備好腐朽，只剩她憂傷凝視。且說：我早就猜到了。 火車緩緩開出，從夜到日，蒼茫的北國風景樹全剩枯枝，如天線如煙蒂隨意亂插。她凝視著窗外，其實毫無焦點，有甚麼滑過眼睛就看甚麼。這趟列車全然寂靜，整個車卡都沒有乘客，只有兩個俄國乘務員，都是肥胖的大嬸。大嬸們看見她孤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也是有點詫異，於是送她一包餅乾，中國製的。她不知道怎樣用俄語說謝謝，於是說了thank you，然後覺得還是說普通話謝謝比較好。再過一晚，火車駛到了中國東北，明天凌晨經過滿州里後就要準備出境了，到西伯利亞，到更遠的地方。 那時她收到訊息，中學老師傳來問好。她想，他應該開始放聖誕假了，他問她辭職後如何，要不要出來吃個飯聊聊天。她看著窗外一片漆黑的農村，人煙罕至，夜色彷彿頭紗，將一切都隔得非常非常遙遠，幾乎可以輕易切分為兩個世界，南北極，孤獨與喧囂，溫柔與暴烈，美麗與哀愁，所以，她問：「那根煙你抽了嗎？」 他說：「我不抽煙。」 她就把他封鎖了。明天，她將越過國境。國境過後將是更廣袤的死寂。遠方還在遠方。 — 「那你在火車裡都做甚麼？」我問，很難想像六天六夜的車程可以做些甚麼。她笑說，先不說能做甚麼，先說不能做甚麼——車裡是沒有浴室的，所以不能洗澡，而且洗手盆水流超弱，基本上連刷牙都有困難。至於下車看風景的前提條件是要看得懂用俄文寫的時刻表，最難解的地方不是俄文，而是它的時間是根據當地時間的。從北京去莫斯科中間有五六個時區，所以你無法知道甚麼時候停站。 當然最後還是強行破解了這些沒有辦法看懂的俄文，也克服了時差問題，那就是原來時刻表有一欄寫了各站停靠時間，十二分鐘廿七分鐘等等，比對成功就能知道自己在哪，還能把握時間下車抽煙。但到了上車第三天她才成功破譯，在此之前都在玩拼圖遊戲與看小說。我問，那你看甚麼，《追憶似水年華》？她笑，就算要坐牢也不會看普魯斯特，他花一生時間讓你知道記憶、時間全都可以無盡虛構，我老實告訴你，那些俄文時光，我全部都是虛構的：十五點九十七分，我到達了大雪站，啊不，這站裡居然有烏鴉，所以是黑烏鴉站。她笑得好開心。 她讀瑞蒙．卡佛，她說卡佛的文字可以反覆讀，意在言外，用短與精確的語言卻撐開了更多的氣氛與衝突，而一切都要讀得很慢、很細。非常適合在長途火車裡細讀，〈一件很小、很美的事〉、〈大教堂〉、〈發燒〉，卻又很難在酒吧裡說得好聽，所以她就停下來了。我說，沒關係，我都讀過——其實我沒，不過沒關係，她又點了一杯White Russian，我也續杯。「那就好。卡佛的小說最好看的是悲傷過後的甜蜜，衝突後的解脫，讀起來莫名奇妙地有種治癒感。然而如果仔細地看，角色的生命是從很微小的地方開始壞掉的，然後全盤崩潰，最後才有一點點的希望。我也是從很小的地方壞掉，然後拿了一包煙，去到很遠、很苦澀的地方。一件很小、很無謂的事。於是我用筆在煙盒上畫了個哈哈笑，它就成了我的朋友。一個命定要死於我手的朋友。」酒來了，她又喝了一口。 但反正，她說，那時大學師兄傳訊給她，說：「聖誕快樂」，才驚覺節日已到。她的時區尚在十二月二十四黃昏，但她猜香港的大家應該也在逛街，抑或狂歡，如果是一個人的話，應該會打機吧，也可能看電影。而她自己剩一部手機，一段不愛的人傳來的訊息，一個可有可無的拼圖遊戲；一本讀完的瑞蒙卡佛，裡頭全都是壞掉垮掉的角色，被作者賦予虛假的希望；一包放在書上的前度的煙，莫名奇妙的在微笑。至於自身，一具四天沒洗的軀體。除此以外，只有雪地與虛無。她跟他說：「請你都是半途而廢吧。」然後鎖起車廂。 「然後自慰。」 「吓？」 我一愣，下意識看她的酒杯，怎麼這麼快就喝完，然後發現自己也早喝完了。時間是不是出了點問題——解酒藥片是不是有點問題——我喚來服務生，給她點一杯Sangria，我要一杯Old Fashion。接下來她到了貝加爾湖、到新西伯利亞、一堆甚麼斯基斯克爾夫，她反覆看書，拼圖，自慰，隔幾站就下車抽煙，零下二十度冷得發抖。四五天沒洗澡的身體非常臭，臭得發腥，彷彿魚罐頭。但她知道在一切過後，要讓自己舒服。這是必須恪守的戒律，猶如教規。而一切舒服的事，都可以在腥臭與骯髒裡萃取。她對著煙盒，把兩根手指伸進自己，到了第五天已是羶腥得不可思議，她心想，其實俄國乘務員大嬸會不會嗅出來呢？一頭發情的獸？性上癮？但當她算好時間，下車用那兩根手指挾著煙抽時，那混合升起的氣味已經作出預告：遠方要到了。 — 穿過西伯利亞長長的鐵道後，便是莫斯科。夜空下一片蒼茫。火車在倒數第二站停了下來。她解決完，下車抽煙，回到車上洗手。然後收拾行李，再過一陣，莫斯科就到了。我沒太留神聽，因為我想問問題：還剩多少根煙？她白我一眼，急甚麼急。我說，都十天了吧，妳也沒說清楚。然後她嘻嘻笑，不如下次再說，我有點醉了。然後我說，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 於是我們結帳，到了附近的時鐘酒店。她坐在床上，把包包丟到地板，看著我說：「先讓我把故事說完。」我說好啊，坐到床上摟著她，她的頭靠著我的肩膀。從莫斯科出發到里斯本，下一站是白俄羅斯。她在莫斯科做得最高興的事是洗澡，自出生以來也不會連續六天不洗澡。她把手指甲洗得一乾二淨。過了兩天就出發。她有抽煙嗎？我不打斷她了，已經到了旅館，故事的交換儀式即將完成。而她說，從莫斯科下午出發去白俄羅斯，大概晚上十點多進入白俄首都明斯克，又有海關上車檢查護照。「那時我忽然發覺，我沒有簽證。」 那怎麼辦呢？她看著要求她下車的海關，倔強地辯解香港護照可以無證進入白俄，但海關似乎熟讀規條，吐出一個單字：airport。語言的指涉不斷膨脹，意思是，香港去白俄只有首都陸路免簽。於是她下車，夜空飄雪，三個男海關兇神惡煞，一身軍服，看著她莫名奇妙地跟他們一同站在吉普車前。她問自己，白俄羅斯究竟在哪？總統是誰？有戰亂嗎？值得嗎？幾個海關看著她，問道：where？她說Hong Kong。他們哦了一聲，忽然解除殺氣，擠眉弄眼，說：Jackie Chan，Sushi，Sake！她強忍笑意與屈辱，決定與這幾個英語不好但看似善意的海關打好關係。 於是她把煙分給他們抽，他們欣然答應。對話無多，語言無法包裹兩邊的溝通。 她自己叼了一根，海關為她點燃。那時她覺得自己雙腿中間有點潮濕，還以為嚇到失禁，然後知覺，月事來了。 她咬緊牙關，跟那些海關說，I’m on my period。海關們面面相覷，表示聽不懂。淚水在她眼眶裡滾動，在冰天雪地裡，在距離香港八千公里的凍土上，當關卡與關卡林立，語言與語言翻滾，回憶被取走分食，環顧四周之物無一熟悉，彷彿外星，在太空站裡對著外星系的動線勉強拼圖，勉強指認：我，香港人，前往里斯本，目的是：亂拋垃圾。由於細菌或是壓力，或長久以來的憂傷，月經失調。 她沉默了很久。我也靜待，然後低頭一看，她睡著了，睡得很熟可以聽到鼾聲緩慢逸出，打在我的肩膀上，如飄雪落地。那麼，我的故事也中斷了。於是我讓她躺下來，凝視她的臉，然後從口袋裡拿出煙絲捲成一根，才發現火機漏在酒吧裡了。我拍拍口袋，決定在她的包包裡找，碰碰運氣。 她的包包很整齊，不像是一般女生像宇宙星圖包羅萬有的百寶袋，我翻開裡頭，放著一本卡佛的《大教堂》、她的手機、化妝品、打火機。把手再伸進一點，可以摸到一個盒子，拿出來一看，那是一包白色大衛杜夫，盒子上畫了一個笑哈哈，裡面安安靜靜放著十九根。 我點起捲煙，把煙放回包包裡。我判斷，這裡就是遠方。十九根煙，剛好，可以安全過境。

原刊於 虛詞 。 「她的皮鞋，後來在天台被發現，對稱工整地擺著，擦得光亮，人們才紛紛說，她是那樣愛整齊而有條理的人。」 這是梁莉姿新書《明媚如是》的開首一篇，所寫的主題明確：學生自殺事件。身為90後作家的梁莉姿，儘管已經出到第三本書，但她的學生生涯才剛剛結束（更未知將來會否重返學院），在《明媚如是》裡俯拾皆是的盡是香港青年難以解決的諸多困擾：升學壓力、與父母同居、大學生活、寂寞等等。《明媚如是》裡，傷害是反覆出現的主軸，大大小小的磨擦，有的致死，有的致殘，有的使人心裡彆扭，無法抒發，唯有吃頓好的或回家打機，明日繼續社畜。 這部作品所探討的議題其實香港人早已經麻木習慣：學童自殺、家庭暴力、基層困苦、意識形態分歧……甚至可以說是，看到生厭，誰會願意空暇時候還去分擔他人的痛苦？我們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但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明媚如是》如何拆解、重組、上色、佈置這些「他人之痛苦」與「個人之體驗」，敲出外殼，擰緊每顆螺絲，讓香港的悲哀面目以小說呈現？ 一碗櫻花蝦沾麵裡的細節展現 《明媚如是》有十篇短篇，有數千字也有長達數萬字的，主題可以粗略分為兩類：學生與勞工。再細分就可以切割成大中小學生、基層勞工、一般打工仔、兼職大學生等等，總括而言，無一不弱勢。但換句話說，無一罕見，香港這座城市遍地都是這類故事，而梁莉姿如何嘗試用她的風格，她的敍事，將這些故事說好？我的觀察是，細節的織布。 織得很細很細的句子，細至一個手勢或一個眼神，幾乎執著地刻畫一個場景裡的擺設，她都嘗試賦予意義。接下來我會分析其中一篇〈櫻花蝦〉，選這篇的原因我要先交待這部書所收集的短篇，很多都曾經獲獎或於別處刊登，得過評語，比如〈雙雙〉獲大學文學獎、〈辯神〉得中文文學創作獎、〈球賽〉得香港文學獎小說獎等等，而我所選取的〈櫻花蝦〉在別處未曾出版。當然，個人也認為這篇作品能反映出全書特色，同時亦是我個人比較喜愛的作品。 〈櫻花蝦〉寫一對情侶，明微與陳商，明微是個餐廳侍應，她饞嘴，愛偷吃，算有點精打細算小聰明；陳商是化驗所助理，基本上就在政府化驗所當苦力和清潔工，十年來打過十多份散工，有點天然呆，喜歡在家裡打機和買動漫周邊。就是一對非常普通典型的香港情侶，打工，興趣是吃飯與旅行，小打小鬧又愛著對方。故事情節也簡單，寫他們背景，寫日常相處，有日明微上班受了氣，決定晚餐吃好東西減壓，於是約陳商去吃櫻花蝦沾麵，然後再去吃甜品。 夜晚，陳商跟明微說小時候家裡養魚，他喜歡用蝦去餵魚，有次有隻小蝦逃過被吃掉的命運，躲了起來並偷偷長大，陳商很喜歡牠。但最後還是被他爸發現了，並處決了它，因它本來就應該是食糧。後來連整缸魚都被倒掉了，變成雜物櫃。明微沒聽過陳商說這麼多話，他們畢竟只是這城市裡話不太多，過普通生活的情侶，但總之，故事就在陳商講述兒時生活的平淡語調裡結束了。 非常平凡的故事，就像你在地鐵忘了帶耳機，被逼聽旁邊的情侶碎碎念，沒頭沒尾，《明媚如是》有很強烈的這感覺，城市在你面前抖落了非常小的一塊拼圖，你可以仔細觀看它本應位於哪裡。而〈櫻花蝦〉更可能是你在Facebook上看到的，類如新假期的食肆推薦裡，其中一個tag了男友的女生。而這麼一個故事，其好看之處就是細節如何經營。 首先是它的雙線，第一線是明微與陳商的日常相處，主要敍事者明微「每天早上要求陳商用文字訊息跟她互道早安」，又會拍開工的自拍照給他，平常都吃沙嗲王白咖哩豬扒飯，有時會吃好東西，因她自稱港女，可以促進香港消費。陳商作為次要敍事者，平日話不多，躲著打手遊和看Netflix，但當他被櫻花蝦沾麵激起回憶後，就滔滔不絕地講起往事，那就是故事的第二線，過往家裡的往事，咿咿哦哦講了一大堆其實大家都沒興趣聽的話。這裡所藏著的訊息是，明微是活在未來的人，她渴求是尚未吃過的食物，陳商是活在過去的人，他的人生就在記憶中那缸倒掉的魚，被父親處決的蝦裡。 一雙活在不同時空的情侶，他們相處就非常耐人尋味了。梁莉姿不明寫，卻使用了許多細節堆疊，明微偶爾會對於陳商的生活下些評價，但不直接跟他說，只用敍事者獨白對讀者說，比如「真好呢，這樣任意生活的傻小子」、「似乎天下男子都愛遊戲。她覺得沒甚麼不好，她也沒大志，只是有壓力」。後來當陳商僭越了首要敍事者位置，長篇大論地回憶時，「明微的雪糕三明治卻在另一邊融了，幾顆啡色汁液淌到地上」，這裡所反映的是明微退居二線，從開始時的快速判斷，把陳商歸類為平凡男子，可以輕鬆相處的對象，忽然目睹他轉化為一個充滿過去，自挖創傷的男孩。在這裡明微「覺得好像更了解他，又好像更不了解他了，有點似懂非懂」，無從判斷，只能靜默。故事就在這片尷尬的靜默中完結。 這不算是傳統的小說，它的結構儘管是兩線的，卻沒有重疊，頂多是兩人的自說自話。它也沒有高潮，故事平淡得像是櫻花蝦濃湯的反面，但暗湧總貯藏在他們的動靜背後——一對關係疏離的情侶，靠著食物維繫，也靠著同樣被社會結構框限得無法上游，依佇過活。這種關係看似脆弱，但總能維繫平衡。而這碗櫻花蝦就是將天秤壓倒的設計，它把陳商的過去召喚而出，讓日常無話可說的宅男成為回憶過去喋喋不休的男子。這小說最終告訴你的，就是，坐在地鐵你身旁的看似毫不有趣的人，都拖著一身難以啟齒創傷，龐大細節，但當你打開了他，他會源源不絕。每個人都可以成名15分鐘，這句話可以翻譯成，每個人都可以講15分鐘童年創傷，成為主要敍事者。 明微如是說，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明媚如是》的故事都有這種平淡氣氛，安安靜靜，細水長流，行人在走，兇險都在影子裡。〈星期天〉只寫一個行行企企的小女孩，故事所有衝突都發生在她的父母身上，但她作為無能為力的敍事者，卻知道父母二人所做的一切決定都可能改變她的人生，而最後平穩過去，暗湧依舊留下。〈群〉寫一個孤獨的大學男生，沉默寡言也對世界充滿懷疑，後來他與女友分手，是因為他無法理解世上究竟甚麼是真正重要的，而女友執著公理與尊嚴。寫起來舉重若輕，重點都用細節帶過，有時想問：這種書寫模式是否忽略了高潮的設置？ 讀《明媚如是》時的一個感受，是它給我混淆的感覺——這判斷不含褒貶，因為這是梁莉姿故意為之的策略，當中的角色名稱明慧、阿微、明微、林微交錯甚至重複出現，所呈現的效果是小說人物都活在相同的家族裡，在狹小的空間裡騰挪，無法逃離。在不同篇幅裡出現的明微，有時女孩有時少女有時女人，都觀看世界的傷害，無力抗衡。所謂《明媚如是》，其實如同寫序者鄧樂兒無法解決的問題：「何以『明媚』呢」？我也難以講出到底何以明媚，可能是明微在觀看這個世界，一切如是，事情本來就是這樣，不須干涉。努力還原的真實現象，刻劃至深的故事素材，它們所導向的過程就是如今小說裡的面貌：不作高潮，暗湧潛流，事就這樣成了，作者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但這部小說集始終是反映了如今香港，我們這一代的故事。在後記裡，梁莉姿寫：「我開始成為虛無主義者，無法相信一切。我搖擺在各種東西的矛盾點上，那些曖昧與流動、極端的並置與共存，這些概念都花了我許多時間與教訓才能慢慢消化掉。我無法再痛快地恨一個人，或毫不留情地憐憫某件事。」這段話反映的是《明媚如是》裡那種懸而未決，存而不論的書寫方法，在這裡小說的高潮退位了，留給讀者更多的是反思拆解「為何如此」的意味，你不再覺得在吃櫻花蝦的男子只是無聊到極點的人，也不再覺得在地鐵旁邊的人只是一無是處的打工仔。每人都拖行著故事，等待為自己進行一次細節的織布。

原刊於〈虛詞〉 。 也許我們不只一次聽過關於駱以軍的某些故事零件：大學時期在陽明山上，孤獨地在某些夜裡，對空蕩籃框反覆苦練跳躍，也是在孤獨的夜裡，臨案抄寫馬奎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川端康成的小說、苦苦追求尚未成為妻子的女友直到她與時任男友分手，與她開著一輛破車到處旅行直到結婚、極其嚴重的憂鬱症與失眠，使他將身體當成某種煉丹壺甚麼藥也吞得進去並在質素極差的睡眠裡一個夢接著另一個夢……關於小說家駱以軍，他的敍事彷彿來來回回，都會回到這些書寫零件上。最近在新的散文集《純真的擔憂》面世時，我又重臨一種好像以前讀過的感覺——déjà vu，既視感。 十月，印刻文學同時出版了兩部駱以軍的新作，《計程車司機》收錄他的Facebook發文、《純真的擔憂》則收錄他的專欄散文，在Facebook上他寫道，它是一本安靜的小書，最開始是在香港《明報》的一個小專欄，叫做〈失落之物〉。失落與空虛，其實一直都作為駱以軍的書寫母題，但最後他仍選擇了另一篇散文〈純真的擔憂〉作為書名，好像在提醒讀者好像要換個角度切入，這些重重複複的拼裝零件，在反覆說了將近20年後，磨耗破損以後還有甚麼可以剩下的？抑或說，在無盡的重複拼裝以後，產生甚麼新意？ 小說是輛拼裝的二手車 《純真的擔憂》全書分五個章節：〈靜靜的生活〉、〈失落之物〉、〈天空之城〉、〈如夢的繁華〉及〈無人知曉的〉。散文集從他的家庭軼事展開；到第二章是拿手主題「失落」，寫生命各個時刻遺棄了的人事物；隨後三四章寫昔日在陽明山上的大學時光，以及圍繞著文學所發生的事。最後〈無人知曉的〉並不是指從未發表過的故事，這章裡頭有不少故事也能對應上其他文章或演講，無人知曉的其實是不同人的細微心理，那些不寫出來就會被錯過，被忽略，被否認或錯認的一些心事。一些傷害。一些傷感。或一些擔憂。 既視感是讀《純真的擔憂》時令我又愛又恨的感覺。當然，假如你沒讀過他過往的作品，他的演講與散文肯定能打動你，一部「廢柴胖子」的奮鬥史，而命運不仁總向他開殘忍的玩笑。但如果你早已讀過他的不同作品，就會察覺那些勵志或被遺棄的傷害敘事，幾乎成了駱以軍的起手標誌。如〈山中時光〉一篇，「想起我二十多歲，租屋住在陽明山那些破爛的、山中溪邊的學生宿舍，就覺得非常懷念。」接下來你可以預期幾個發展方向，其一是練習投籃，其二是狂熱地抄寫小說，其三是開著破車與豬朋狗友或妻到處晃，其四是養小動物等等，還有其他相類近的故事，這本書自然是一個不漏地，全用上了。 又如夢境、又如婚後生活、又如帶孩子，零件一直都重重複複。如此一來，我要問的是：《純真的擔憂》與其他作品有何差異，尤其是當你忽然覺得，這書彷彿就是長年掛在他嘴邊的拼裝二手老車——小說在不同外殼下，零件與機械有好多重複的組成元素，再添上一些晚近發生而與舊故事具有親緣性的新零件。 小說是接力賽跑的環狀運動場 王德威所分析的駱以軍，是場「接力式碎片故事長跑」，是「偽自傳私密敍事」，只要小說家還想說話，他就可以跑得無限遠，讀者就跟著他跑直到其中一方耐力不支倒下。而黃錦樹就認為這種要命的跑法有點不太健康，「《西夏旅館》應該刪掉一半，沒必要學步董啟章搞冗長臃腫那一套。」這些駱以軍式的小說標誌，如果分拆開來，可以在《純真的擔憂》裡找到不少零件碎片。我曾誤以為自己破譯了某種密碼，錯覺自己破了關——結構主義式想像——如果無限繁殖的故事，就出自那些原初零件，只要全部收集起來，也許可能，某日就能建築／還原出一個新的駱以軍？或以董啟章的話來說，駱以軍2.0？ 在駱以軍長篇小說《匡超人》裡，王德威用「洞」作為中心意象去理解小說家的最新狀態，「如果『棄』觸及時間和慾望失落的感傷，『洞』以其曖昧幽深的空間意象指向最不可測的心理、倫理和物理座標。」隨著中心意象的亮起，駱以軍開始用無數故事繞著這個主題跑。所以我會打個比喻：駱以軍的小說是個運動場，書寫作為一種運動（稍微借用楊凱麟的用詞），他兜著圈跑不太一樣的軌跡。 在散文集的〈化作春泥更護花〉一章裡，他悲傷地與自殺死去的台灣作家們對話（這種對話方式可以與《遣悲懷》對話）：「比起邱（妙津），我多活二十二年了；（黃）國峻，十六年；（袁）哲生，十年。我很努力，應該若遇到那被時間凍結的你們，不會羞愧自己比起年輕時的自己，下墜了，腐朽了，靈魂的感受纖維固化了。我交出的作品，可能也就是最初寫《降生十二星座》的我，在這後來的時間流刑裡，天賦耗盡，所能交出的極限了。重來一次，我或也無法做得更好。」這場書寫運動，可能就只是兜著圈跑運動場，有天提不起力氣就要離場了。 小說是以純真心靈去面對傷害 但正如一個人不斷繞著運動場跑步，看的東西都會產生變異，駱以軍從「棄」跑到「洞」，如今跑到了「純真」。這是程度的差異。在「棄」時期的駱以軍是暴戾的，他寫被遺棄，被命運無緣無故地玩弄，於是在《西夏旅館》等作品裡，血肉橫飛，人與人之間的傷害從心理到生理都是摧毀性的。而後來的「洞」則是困惑無助的，它看不清楚，摸不透徹，但始終都在那裡，引發駱以軍的焦慮，《匡超人》裡的情感雖然沒棄那麼強烈，但仍是有一定強度的。直到《純真的擔憂》，情感弱化極多，彷彿一種似有若無的托腮，稚童凝視窗外稍稍皺眉的情境。 王德威分析《匡超人》時寫道，「這些年駱以童言戲語的『小兒子』系列書寫成為網紅，在某一程度上，可以視為雞雞敘事的熱身。」這裡指的是破洞的意象，也是從棄到洞的轉移。但「小兒子」系列同時也是《純真的擔憂》的熱身，被遺棄的人從家庭重新接觸童真與溫柔，在破洞的空虛失落以外，對世界稍微擔憂，一個更親和的駱以軍正慢慢蛻變著。 這本書也寫傷害，其中〈很小很美的一件東西〉裡寫妻子的一次經歷，她一直堅持著「任何事情都該用柔慈的方式對待」，但在一次摩托車意外中，她受到摩托車騎士的誣衊，這種都市裡發生的暴力與不仁使妻悲傷：「我以為會有人和人直面相交時，有真實的柔和的東西發生。現在好像這些比較美好的東西，這樣流失掉了……」 書中寫傷害的手法是比較輕的，場境、人物或故事距離駱以軍都相對抽離，那是一種擔憂，擔憂這些無理傷害會落到身旁的人身上。但他能做的僅僅是擔憂，這是無力的，也是疏離而無法伸出援手的狀態。因為事情就是按你無法理解的軌道，就此發生了。又如〈夏日煙雲〉一篇，這篇的名字與《西夏旅館》第二章是相同的，但相比旅館裡發生的性暴力、引誘與無能，這篇散文寫的是一種關於時代的擔憂：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世界，應該跟從前的那個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吧？駱以軍想及一個失散多年的女孩（也許是《遣悲懷》裡的一個少女），「沒移民到網絡世界，她竟就像煙一樣在這世界蒸發了，消失了。」相比起「棄」與「洞」，他擔憂的是她到哪裡去了？在繞著小說運動場跑圈之時，《純真的擔憂》開啟了這道比較柔和的書寫通道，讓我們在重溫熟悉的故事時，讀到新的觀感。也讓尚未讀過駱以軍作品的讀者，看到一個讓傷害故事溫柔綻放的人。 小說是對舊友重新招魂 「偽自傳私密敘事」作為駱以軍的標誌，使他的小說看起來有一種散文般的真實性，也換過頭來讓他的散文變得好像虛構。虛實界限的模糊化甚至拆除，讓我讀這書時彷彿讀一部長篇，其中與前作對話的部份又讓我宛如在讀連載。這種閱讀經驗會讓我願意將其讀完，其中尤其驚喜的是看見他的童年玩伴謝至道的登場，在〈逃家〉一篇裡他寫他們「在某一堂下課，躲在校園一處樓梯死角的一個大箱子後面」，我仍印象深刻地記得駱以軍在《遣悲懷》裡寫這個情境：「謝至道的臉開始扭曲變形。他的鼻子也掉下來了、他的嘴巴像釘鉤釘歪的壁飾版畫那樣歪斜著，他的眼睛像用貼紙貼的少女漫畫眼睛這時膠水不黏而剝落掉下……」如今謝至道在散文集裡作為一個完整人類出現，總覺得真是彷如隔世。 上次在台北的咖啡廳碰到駱以軍，正是他在散文集裡寫「因為他抽菸，而這間咖啡屋有一塊略高出平地木搭平台的憑街外區桌位」那家，由於吸煙區最後一個位置被我佔了，他得換一間咖啡廳。我向他打招呼時，他無法在腦裡龐大的社交網絡裡定位我的座標，很客氣以一種帶距離的親切向我用力揮手，我那時想，親和力還真是高。也許這就是書裡所寫的純真，在暴虐的棄與傷痛的洞後仍保有日常的親切。又如《純真的擔憂》剛出版時，他人正身在香港，在Facebook上寫「現在人在香港，在大學旁的一家小pub」，我往日正是在大學旁的小pub，那種夏日煙雲，把駱以軍的作品一篇接一篇地讀，然後動身報考台灣的研究所啊。

原刊於 〈虛詞〉 。 一個男人走進酒吧，他問酒保：這裡有保險套賣嗎？酒保說沒有，男人就離開了。 翌日，男人又走進酒吧，他問酒保：這裡有保險套賣嗎？酒保說：我昨天不就跟你說沒有了嗎，男人又離開了。 再過一日，男人再次走進酒吧，他問酒保：這裡有保險套賣嗎？酒保大怒：你再來問東問西我就把你釘到牆上去陪耶穌，男人就跑走了。 又過了一日，男人走進酒吧，慌張地問：這裡有釘子賣嗎？酒保想了一想：沒有。於是男人問：這裡有保險套賣嗎？ 這就是典型的Bar Joke，一個東西（人、動物、死物）走進酒吧，然後事情發生，是相當流行的一個笑話類型。在買不到黃子華《金盆口浪口》棟篤笑門票的悲傷狀態下，我開始自暴自棄，到處尋找笑話來逗自己發笑，填補對於這次缺席的空虛。自此以後，再沒機會讓黃子華除褲和回水了，想起來也是活在香港的其中一個遺憾。於是就上Youtube找一堆棟篤笑來看，Bill Burr啊、Maz Jobrani啊、KT Tarara啊，諸如此類排解買不到票的憂鬱。 棟篤笑（Stand-up comedy）在香港已有數十年歷史，從早期電視上的單人Talk show，到黃子華引入國外風格，形成我們今日所熟悉的棟篤笑，後來更有張達明、林海峰、卓韻芝等等開講，一個人在台上嘗試逗所有觀眾發笑——想起來壓力真是蠻大的。而在台灣，Stand-up comedy被翻譯成單口喜劇或站立喜劇，漸漸擺脫了以前翻譯成脫口秀的習慣，因為脫口秀如果譯回英文是Talk show，讓喜劇的成份被削弱了。（關於台灣的翻譯可以參考： 阿滴英文｜秒懂美式幽默! 台灣與美國幽默感差在哪裡? ）而港譯「棟篤笑」一詞是意譯：一條友棟在台上引你笑。 現在拋出一個大問題——如果把棟篤笑和文學結合在一起會生產出甚麼？先別下「棟篤笑就是文學」這類結論，這樣會使我很頭痛，因為這涉及要定義甚麼是文學或文學是甚麼，就好比要解釋一個笑話的意思是甚麼一樣，解釋過後笑話就涼掉了，不好笑了。所以請試想像看看：一個棟篤笑表演者走進第三世界的俱樂部，他五短身材，模樣滑稽，一上表演臺就仆倒了，然後驚惶地說自己搞錯場次了：我居然沒穿防彈衣就來到這裡——觀眾們被他連珠爆發般的笑話和肢體表演逗樂了，他接著開台下觀眾的玩笑：「你的髮型設計師以前是不是專門設計核子反應爐的？」、「他們有說明你們只是暖場觀眾，待會兒正牌的觀眾才要進場嗎？」觀眾大笑、吹口哨和發出噓聲，不知不覺就被吸進去他的表演裡，全神貫注。 「不知不覺就被吸進去他的表演裡，全神貫注」。這就是棟篤笑表演的精髓。這也是一本好小說的精髓，讀者投入進去，難以抽離。說的就是大衛．格羅斯曼的《一匹馬走進酒吧》。 棟篤笑最核心的危機是甚麼？ 在吳明益憑《單車失竊記》入圍的前一年，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憑著《一匹馬走進酒吧》（希伯來文：רבל נכנס אחד ‎סוס，英譯：A Horse Walks into a Bar）奪得了2017年的布克國際文學獎——再前一年是韓江的《素食者》。一匹馬走進酒吧以後會發生甚麼事情？小說裡並沒有交待到，因為這本小說，中譯後二百六十頁，全部限縮在一場兩小時的棟篤笑表演裡，從表演者多瓦萊赫．G上台面對觀眾的那一刻開始，在他笑著謝幕時終結，除了部分回憶的場景，故事全部鎖在表演場地裡順著他所講的話而發生。換言之，讀者基本上是參與了這場棟篤笑表演，默默坐在一角欣賞。 假如我問：棟篤笑最核心的元素是甚麼？這問題似乎不夠好，那換個方法問：棟篤笑最核心的危機是甚麼？是笑話不夠好笑，還是表演者不有趣，是講錯了話被指為歧視，還是抵禦不住壓力？以上的關鍵點其實都是同一個——觀眾的去留。如果棟篤笑不好笑，觀眾是可以一哄而散的，我們香港觀眾對於棟篤笑的理解可能是黃子華的紅館伊館演出，但在國外的表演很可能是在酒吧、聚會、夜總會裡，表演者和觀眾的距離更近，而觀眾的狀態甚至可能是醉醺醺的，於是他們之間的互動更為緊密。所以如果表演不夠好笑，觀眾是可以離場甚至辱罵表演者的，而如何在兩小時裡維持這場表演的活力，哄好台下的情緒，就是棟篤笑的核心元素。 所以《一匹馬走進酒吧》的兩小時裡多瓦萊赫．G拼命表演，無所不用其極地逗樂觀眾，讓他們隨著他的情緒起伏，笑話與情感如浪濤起伏，拋接著如浪中小舟般的觀眾。當然，小說的核心衝突就非常明顯了，就是棟篤笑本身的衝突：如何留住觀眾。試幻想你是一個棟篤笑表演者，你要如何留住觀眾？作者大衛．格羅斯曼就在這裡做了一次高明的演出。 《一匹馬走進酒吧》的角色非常少，少到會讓我在閱讀中段懷疑，這真的能撐過二百六十頁嗎？棟篤笑表演者多瓦萊赫．G、他的觀眾們、敘事者拉札爾是與他四十多年沒有見過面的兒時玩伴，三年前剛從地方法官的職位上退休、以及其中一個女觀眾也是他四十多年前的兒時玩伴。除此沒有了，除了拉札爾和女觀眾外，多瓦萊赫．G要哄好俱樂部裡的幾十個人，讓他們留下來。此外，他也撥了一通電話給拉札爾，起初拉札爾還把他忘了，畢竟已經四十多年沒見面——但多瓦萊赫懇請他來看他的棟篤笑表演，因為他希望這個退休大法官，一個擁有極靈敏觀察之力的專業之人，講出對於四十多年沒見的舊友的觀感。「我要你看我。我想要你看著我，仔細地看我，然後告訴我。」 「告訴你甚麼？」 「你看見了甚麼。」 棟篤笑和小說的多重結構 棟篤笑是一場有深度的表演，意思是，在口頭述說的文本底下，可以與社會大眾的心態連結起來。舉例來說，耳熟能詳的黃子華棟篤笑：一個理想是打風的人又怎會知道甚麼是慚愧呢？每當颱風懸掛就希望盡快打到八號，到了八號後就算凌晨都要約阿堅阿強和阿祥來打牌。連結到的社會現象可以隨便數：當代都市人對於公司的忠誠度幾乎是零，所渴望的是從工作裡休息，哪怕是一天也好。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下都市人的高速流動、後現代社會導致的個人疲憊感、在無力感漸重的日常中渴求讓自己休息的事件等等。在棟篤笑能引導觀眾笑的，就是從觀眾的心理著手，去看他們來自甚麼的環境，從而做出幽默的批判。比如Bill Burr在他的棟篤笑裡，多次批評美國的公路網絡充滿著白癡，每天害他塞車遲到，觀眾哄堂大笑，所指向的問題就是都市發展和規劃失當等等。棟篤笑從來是一個多重結構的文本，不「篤」到觀眾心裡的癢處，他們又怎會笑出聲音？ 《一匹馬走進酒吧》最開始的笑話也是如此，「『老天爺行行好，你當真要坐在那裡跟我說，我此時此刻人真的在內坦亞，但身上卻沒穿防彈背心？』他一臉驚恐地伸手護著褲襠。」在這裡，多瓦萊赫．G拉進了第三世界戰亂的文本，也讓小說接下來的故事發生得順理成章，他講到孩堤時代在以色利參加訓練營的故事，而這個訓練營正是四十多年前和敘事者拉札爾最後一次見面的地方。四十多年不見，他邀請拉札爾去看他，看他變成甚麼模樣，並且召喚出當時的情景——在戰亂侵襲的國度，用幽默和笑話去包裝；與多年不見的舊友敘舊，以棟篤笑來掩飾尷尬；講述一個友情與備受欺凌的童年往事，作者用《一匹馬走進酒吧》的荒謬題目來包裝。 當多瓦萊赫和拉札爾還是十四歲的年紀，多瓦萊赫是個弱小的孩子，卻因為規定所限必須參加軍事訓練營，他在裡頭被欺凌，塞進大型軍用包裡被壯碩的男孩丟來丟去，把整罐鹽巴倒進他的湯裡，諸如此類。拉札爾作為另一個瘦弱的孩子，也不敢作聲與他相認，否則也會遭受欺凌。關於參軍時男性的互相欺凌，幾乎讓我的思緒飄飛到另一個故事上：李奕樵的〈兩棲作戰太空鼠〉裡，台灣陸軍如何欺凌新生，讓他們互相打手槍或偷他們錢等等。或以米榭．韋勒貝克在《無愛繁殖》裡的一段話概括：大部分的男性，只要一成群結黨，很輕易就會對弱小者羞辱、施暴；在青少年初期尤其明顯，野蠻的程度可以到令人乍舌的地步；他知道倘若沒有法則規範控制的話，人類的行為將無法收拾。 在小說的這裡，作者將多瓦萊赫和拉札爾的童年往事連結在一起了，棟篤笑表演退到次要位置，小說重點傾斜到多瓦萊赫的童年敘事裡，他講述過往被欺凌的事件，以及在訓練營當中接獲家人過世的消息。此時他的觀眾不耐煩了，因為他們是來付錢聽棟篤笑的，於是，多瓦萊赫必須在講自己的故事之餘維持著笑料。我們作為讀者在閱讀小說時所接受到的資訊就被劃分成兩類，棟篤笑笑話和多瓦萊赫的身世往事，這樣的敘事手法高明之處在於，在理解戰亂暴力與創傷之時，還可以用幽默來麻醉自己。自此，小說就分出了極多重的結構：在台上拼命講笑話的男人、其實只想講自己童年創傷的男人、觀眾的反應、敘事者在旁邊的悔疚、以巴衝突與以色列軍人觀點，還有某些礙於劇透不再往下寫的結構。 當一匹馬走進酒吧 在小說前端，拉札爾在接受多瓦萊赫的邀請時，曾批判了一番棟篤笑：一切都不過是說笑的梗，任何事情任何人物，甚麼都可以，有何不可呢，只要你有一丁點即興的天分，腦筋動得夠快，甚麼東西你都能拿來搞笑、模仿式嘲弄——疾病、死亡、戰爭，甚麼都能拿來搞，是吧？這段猛烈的批判讓多瓦萊赫沉默了好一陣子，最後虛弱地回答：「表演獨角喜劇時，只要能逗得別人發笑，就算不簡單了。」 讀完整本小說後，我才理解這種不簡單對於棟篤笑的本質來說（引別人發笑，別離場）當然是困難，但在戰火暴力與童年創傷的多瓦萊赫來說，卻更不容易。拉札爾在觀賞他，「仔細地看他」時，和我們這些觀眾同時理解了這一點。也別忘了，我們接受多瓦萊赫故事時的速度，其實是和拉札爾是等速前進的。這也是《一匹馬走進酒吧》最高明之處，無論講了多少次我還是要說——這可以把整個故事都濃縮在兩小時的棟篤笑裡的啊。就如若黃子華的《娛樂圈血淚史》等等，以個人在娛樂圈的創傷經驗，以戲謔、誇張、嘲諷的手法表演，讓我們不知不覺地陷入他所言說的故事列陣裡——「仔細地看他」。 好了，最後，那一匹馬走進酒吧會發生甚麼事？整部小說只出現過一次這個笑話，而且是用來緩和觀眾情緒用的：「『好，接下來這個真的是笑死我了。』他說。『每次說這個都得努力克制自己別笑場，因為那樣就會喪失比賽資格。有匹馬走進酒吧，跟酒保點了金星啤酒。酒保幫牠倒了一杯，馬喝完再跟他點了杯威士忌。牠喝完後再點了龍舌蘭酒。一乾而盡。點了杯伏特加，然後再點啤酒……』」故事無限延伸，拉扯變長成為一千零一夜式的寓言，再也無法逗你發笑了，但你依然想問，之後呢？一匹馬走進酒吧，之後呢？那就是這部小說，或是說，一場棟篤笑所引誘你繼續下去的核心技倆——當你詢問之後呢時，表演者就可以自信滿滿地確定，你不想離場了。 （不過其實一匹馬走進酒吧的笑話原型非常簡單，故事如下，一句。 一匹馬走進了酒吧，酒保問：幹嘛拉長著臉？）

原刊於 Okapi 。   二○二○年代是個混亂的年代，由全球疫情拉開帷幕，隨即而來還有戰爭以及各地不穩的政局。在頓挫之時，又有加速發展的AI技術與社群媒體碎片化。我們與上一個二○年代類似，都處於咆哮與迷惘當中，如果說有甚麼不一樣了，也許是爵士樂衍生出AI Lo-fi Jazz吧。但願未來的評論家不要將我們稱為「作業用BGM的一代」。   這個年代以疫情作為開幕式，文學並沒有失之交臂，它把握了將這個怪異現象捕捉下來的機會。在2020年底，紐約時報雜誌策劃了《大疫年代十日談》（The Decameron Project），包括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在內的29位作家創作了疫情期間的各種故事。而台灣也有類似計劃，由黃宗潔教授主編的《孤絕之島》，在2021年邀請了34位華文作家書寫疫情與隔離的狀況。如今過了數年，我們再次看到一個類似的跨國創作計劃，是由日韓作家發起，並橫跨東亞與東南亞各地的《絕緣》。   絕緣這個詞為讀者預設了一種灰暗的基調，不過這個創作計劃卻建基於一顆溫暖的引擎。韓國作家鄭世朗最初只是受邀與同時代的日本作家合作寫一本書，但她卻覺得，如果這種源於寫作的友誼能夠擴大，大概會是更為美好的事情。收到這個訊息的日本小學館出版社也感到「興奮不已」，於是在2022年，由九位來自亞洲各地的作家執筆寫出了《絕緣》一書，並先在日本出版。到了2025年，台灣時報翻譯出版了繁體中文版。   《絕緣》有來自香港的韓麗珠寫城市政局動蕩狀況的〈秘密警察〉，有來自台灣的連明偉寫孩童移居到邦交國聖露西亞的〈雪莉斯太太的下午茶〉。發起人鄭世朗創作的同名短篇〈絕緣〉，描繪了電視台工作中權力不對等的狀況，以及對於性剝削醜聞的各式反思；全書第一篇由村田沙耶香的〈無〉開場，寫的是現代家庭當中的壓抑代溝，還有女性面臨的虛無主義情緒。我們不難看見，《絕緣》關注的議題並不是疫情，而是這個時代溝通的艱難。   在跨國寫作計劃裡強調溝通艱難，總有點奇怪的感覺，好似即將出道的偶像團體，口號卻是「沒有人能當偶像」那樣。不過，這就是現代文學的奧妙之處，承接著剛好從上一個二○年代以來的豐沛祖產，我們在這個範疇裡經歷過咆哮與迷惘，爵士與戰爭，批判與不信任，個人存在危機，碎片化與扁平化等等的主題。都是一些相當負面的詞彙，但這百年來的現代文學，都強調著在傷害的圍繞底下，如何能夠保持專注。這是一種道德，也是一種堅持。   而《絕緣》接上了這條歷史路線，九篇小說洞察著各種亂局，比如泰國的威瓦．勒威瓦翁沙〈燃燒〉，寫下了泰國抗爭的故事，以及與香港青年抗爭者的連結，呼應了當時流行的跨國抗爭用語「奶茶聯盟」；又或越南阮玉四的〈逃避〉，寫下越南婚姻價值的壓抑與崩潰，女性在傳統倫理觀念下的無路可出；還有中國郝景芳描繪近未來科幻世界的〈積極磚塊〉，我們不難看到信用點數、監控國家的影子。   在這些故事裡，堅定的有時並不是主角，而是作者凝聚起這些灰黯想法的意志，這些意志聚集起來，在橫跨東亞到東南亞的半空織出了一個網絡。書名是絕緣，但這個寫作計劃卻反其道而行，是一種結緣。   二○二○年代看似不是一個結緣的年代，我們有專屬於這個年代的迷惘與咆哮，以及國際之間的疏離與斷裂。戰爭與極權的陰影籠罩在大氣之中，然而文學在這裡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片灰暗的薄片，一些纏繞與混音，我們通過這個讓世界更暗兩度的濾鏡，彷彿進行一種置諸死地而呼喚同情的逆向行駛。《絕緣》這部結集，是一顆跨國製造的溫暖引擎，告訴我們儘管一切看似斷絕，但仍然有再次通電組合的可能。